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義地崗墓群的文峰塔墓地和棗樹林墓地的陸續發掘及新金文資料的刊布，不斷豐富著學術界對曾國的認識，也為進一步討論曾國的族姓、始封等問題提供了嶄新的一手史料。本文從新見曾公鍾、曾侯與鍾、嬭加編鐘銘文入手，結合葉家山墓地的發掘材料，就曾國封建、南公稱謂及早期曾侯世系等問題略陳管見，以就正於方家。
曾國封建與伯適受命隨著曾公鍾、曾侯與鍾等銘文的刊布，曾國始封君已呼之欲出。
（一）曾國封建曾侯鍾銘詳載曾國封建之事，鍾銘前文云：「丕顯高祖，克（弼）匹周之文武。淑淑伯適，□心有德，⋯⋯左右有周。」後文則云：「皇祖建於南土，⋯⋯適於漢東，⋯⋯涉政淮夷。⋯⋯曰：昭王南行，豫命於曾，鹹成我事，左右有周，賜之用鉞，用政南方。南公之剌，⋯⋯陟降上下，保埶（乂）子孫。」鍾銘末云：「以享於皇祖南公。」則建於南土的「皇祖」即「南公」，「皇祖」與「南公」雖分述，但為一人可知。故而，「弼匹周之文武」的「丕顯高祖」應為「淑淑伯適」無疑，此文適可與曾侯與鍾「伯適上哲，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奠天下」對讀。
換言之，「丕顯高祖」伯適和建於南土的「皇祖南公」並非一人。建於南土的「皇祖南公」應為「丕顯高祖」伯適之子。伯適雖未就封，但仍為曾國始封之君，故嬭加編鐘雲「伯適受命」。周代勳貴始封，或命元子就封。周公旦、召公奭受命為諸侯，然皆不就封，而命其元子就封。《史記·魯周公世家》言武王既克殷，「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司馬貞《索隱》：「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又《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司馬貞《索隱》：「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周公、召公二公雖未就封，但二公實為始封之君。伯適雖未就封，亦為曾國始封之君，其子「南公」則至曾就封。
（二）伯適受命曾公鍾、曾侯與鍾記伯適為曾國始封君，適可與嬭加編鐘「伯適受命」對讀。
嬭加編鐘云：「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適受命，帥禹之堵（緒），有此南洍（汜）。」「帥禹之堵」，應讀作「帥禹之緒」。帥，循也。《國語·周語上》：「帥舊德而守終純固。」韋昭《注》：「帥，循也。」《禮記·文王世子》：「武王帥而行之。」鄭玄《注》：「帥，循也。」緒，事業、功業之謂。《楚辭·天問》：「纂就前緒。」王逸《注》：「緒，業也。」《禮記·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鄭玄《注》：「纘，繼也。緒，業也。」《詩·魯頌·閟宮》：「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毛《傳》：「緒，業也。」鄭玄《箋》：「緒，事也。」陸德明《釋文》：「纘，繼也。」孔穎達《疏》：「繼大禹之業。」「帥禹之緒」與《閟宮》「纘禹之緒」意義相同。
《國語·周語下》記太子晉諫周靈王之語云：「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韋昭《注》：「帥，循也。」象，效法。《廣雅·釋詁三》：「象，效也。」《儀禮·士冠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玄《注》：「象，法也。」帥象，猶遵循、效法也。「帥禹之緒」與《周語》「帥象禹之功」陳義相類，皆繼續大禹功業之謂。然《國語》言四嶽「帥象禹之功」，《詩·魯頌·閟宮》言后稷「纘禹之緒」，皆近史實。嬭加鍾銘之「帥禹之緒」，則與二者有所不同（說詳下文）。
叔夷鎛（《集成》285）云：「及其高祖，虩虩成湯，有嚴在帝所，溥受天命，㓲伐夏後，敗厥靈師，⋯⋯鹹有九州，處禹之堵。」堵，讀為土，言湯革夏命、處禹之土。「處禹之土」與嬭加鍾銘「帥禹之緒」陳義不同。
洍與汜通用不別，《說文·水部》：「洍，水也。⋯⋯《詩》曰：『江有洍。』」段玉裁《注》：「此蓋三家詩，下文引『江有汜』則毛詩。」南汜，文獻嘗見。《漢書·敘傳上》錄班固《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兮，羋彊大於南汜。」顏師古《注》：「言黎在高辛時為火正，有美光耀，故其後嗣霸有楚國於南方。汜，江水之別也，音祀。《召南》之詩曰『江有汜』。」鍾銘之「南汜」與《幽通賦》述義全同，猶言南方、南方之漢水。所記亦與曾侯與鍾「臨有江夏」密合。
（三）東周天命觀「伯適受命」，學者以為「稟受上天之命，以顯示其政權合法性」，甚是。「伯適受命」涉及春秋時期的天命觀，在此略作討論。
西周早、中期金文多言「文王受命」之事，如何尊(《集成》6014)記成王誥命宗小子云：「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康王時期的大盂鼎（《集成》4302）記康王之語云：「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凡此諸銘多可與《尚書》周初諸篇所記文王受命之事對讀。
西周中期之後的金文，則多見「文武受命」之說，如西周中期的乖伯簋（《集成》4331）云：「朕丕顯祖文王、武王，膺受大命。」西周晚期的師詢簋（《集成》4342）云：「丕顯文武，膺受天命。」毛公鼎云：「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師克盨（《集成》4467）、四十二年鼎（《新收》746）云：「丕顯文武，膺受大命。」詢簋（《集成》4321）：「丕顯文武受命。」從文王受命到文武受命反映了周人受命觀的變化，這可能與西周中期之後的禮制變革有關，相關問題尚需深入討論。
春秋以後的受命觀與西周時期的受命觀已有不同，天命不再是周天子的專屬，諸侯、貴族階層亦多有「受天命」之事，如畢伯鼎云：「畢伯克肇作朕丕顯皇祖、受命畢公將彝。」秦公簋（《集成》262）則云：「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東遷以後，周室漸衰，周天子已不能護佑昔日所分封諸侯了，曾經受周室冊封的諸侯紛紛宣稱己之受封如同西周開國先王文王、武王一樣，是受了天命。
據曾侯與鍾，曾為「稷之玄孫」，與周王為宗親，但東周時期也只能祈靈於天命。東周時期曾侯一邊接受周王冊命（見曾公鍾銘與曾侯與鍾銘），一邊稱頌伯適受命，足見當時政治傳統與現實形勢的割裂。「帥禹之緒，有此南洍」，即謂曾國是因為接受了天命，帥循大禹的功業，才能裂土封侯、擁有了南土的統治之權。之所以要「帥禹之緒」，是因為在周人的歷史觀中大禹即受命於天而治理九州，公盨所謂「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廼任地藝徵」，即是這一歷史觀的真實寫照。因此，帥循大禹的功業，也即受命於天。春秋時期普遍受天命之事，是戰國時期列國造神運動的先聲，如齊國即宣稱自己是黃帝的後裔（見陳侯因敦《集成》4649）。
天子冊命與數為南公曾侯與鍾銘前言「伯適上哲」，後雲「王譴命南公」，前後稱謂不同，則鍾銘之「南公」非伯適亦可知。而且金文凡稱周之先王必加諡號以區別於時王，凡「王」前未加諡號者，皆為時王，此為書史之定法，百世不易。則「王譴命南公」者，時王對「南公」進行重新冊命。據發掘者推算的年代，曾侯與鍾「王正月」值周敬王在位。周敬王所命之「南公」，應即曾侯與。所謂「王遣命南公，營宅納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者，周敬王重新冊命曾侯與為南公，統帥南方諸侯。曾公鍾銘言：「王客我康宮，乎厥命。」亦為時王對曾公的重新冊命，整理者推定該鐘所系王年為公元前646年，則「王」應為周襄王。
對諸侯及同一家族多次冊命，是周代冊命制度的鮮明特點。冊命制度是周天子維繫其封邦建國政體的重要政治手段，這一政治傳統至少在春秋時期還在形式上延續，如《左傳·襄公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國語·周語上》皆載周襄王命內史興等冊命晉文公之事，曾公鍾、曾侯與鍾銘文所見周襄王、周敬王兩次冊命曾侯亦是明證。後世儒家典籍亦有記載，《白虎通·薨崩》即云：「諸侯薨，使臣歸瑞於天子何？諸侯以圭瑞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禮》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韓詩外傳》亦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西周金文所見冊命有始命、襲命、重命、增命、改命等。曾侯與鍾之「譴命」似與增命意義相關。譴，可讀為遷遷。譴與遷，皆屬元部字，讀音相近。《禮記·檀弓上》：「主人既祖，填池。」鄭玄《注》：「謂徹遣奠。」陸德明《釋文》：「本或作『遷奠』。」二字音義皆近，故可互用不別；又班簋之毛公仲，即《今本竹書紀年》之毛伯遷。此皆為二者通假之證。《說文·辵部》：「遷，登也。從辵，䙴聲。」《說文·舁部》：「䙴，升高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七命賜國，八命作牧。」鄭玄《注》：「（八命），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徵於諸侯。」（詳後）是遷命之義。前言「王遷命」，後即稱「南公」，行文嚴飭。
建於南土的曾侯、曾侯犺之父、曾侯與皆稱「南公」，則曾侯或可世稱「南公」。這一前提對於討論早期曾侯的世系及南宮氏的祖源至關重要。
南公就封與曾國世系根據葉家山M2所出犁子鼎，曾侯諫是成王初年岐陽之會的與會諸侯之一，犁子為在喪之稱，是時其母新喪故稱犁子。前文已論，伯適為曾國始封君，其子則代父就封。發掘者推定葉家山M65曾侯諫之墓的年代在康昭之際。而曾公鍾則記建於南土之南公在昭王時還健在。考古資料與鍾銘所見曾侯諫與南公的年代大致吻合。故而，曾侯諫應即伯適之嫡長子、代父至曾地就封的首代曾侯南公。
據犁子鼎銘文知，成王初年岐陽會同之時，曾侯諫之父伯適業已身故，固曾侯諫有受賜以「白牡一」祭其父之事。其禮可與周王賜魯侯以白牡祭祀其始封君周公旦相比況。學者或疑葉家山墓地M1為曾國始封君之墓。後期的資料整理表明，M1有晚期遺物，應非葉家山墓地最早的墓葬。因此，M1似非曾國始封君之墓。這一認識與曾器諸銘所記吻合，伯適未到曾國就封，應該如周公、召公一樣，未葬於封國，故而葉家山墓地沒有始封君伯適之墓。
隨州葉家山墓地的發掘表明，M65、M28、M111為三座曾侯墓，M65為曾侯諫之墓，M28為曾侯伯生之墓，M111為曾侯犺之墓，其先後次序應為M65最早，M111最晚。M111所出銘為「犺作剌考南公寶尊彝」的方座簋，為討論三位曾侯的親屬關係提供了新材料，但也提出了新問題。
我們從曾侯稱南公的原因入手討論。根據曾公鍾，建於南土的皇祖曾侯諫之所以稱南公，乃因昭王「賜之用鉞，用政南方」之故。「賜之用鉞，用政南方」，可與虢季子白「賜用鉞，用政蠻方」對讀。馮時師謂虢季子白盤之「用政蠻方」，乃以武力取得賦稅徭役。而曾國處於南土，故昭王命南公「用政南方」，「政」應即《尚書·洪範》之「八政」，與太保簋「王降政命於太保」同。所異者，太保為九命之西伯，而曾侯則是八命之南方州牧。《周禮·春官·大宗伯》：「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注》引鄭司農云：「（七命），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長諸侯為方伯。」鄭玄則云：「（八命），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徵伐於諸侯。（九命），得徵五侯九伯者。」曾侯被賜鉞專徵，則其為八命之州牧可知，其地位與可徵伐五侯之州牧齊太公（見《左傳·僖公四年》）相當。八命之牧爵比三公，且主南方之政，故曾侯被尊稱為南公，南者地域，公者公爵也。
從東周時期周王數次重新冊命曾侯為南公的記載來看，南公之稱應為曾侯世襲。故而，曾侯犺之父「南公」，未必就是建於南土的「南公」曾侯諫。但是曾侯諫在昭王時期尚健在，而M111的年代應在西周中期偏早，二者年代相接。所以，也不能排除曾侯犺之父即是首代曾侯、南公曾侯諫。因此，葉家山M65、M28與M111的墓主可能為祖孫三代；也可能為父子兩代，即曾侯伯生為曾侯諫之長子，而曾侯犺為曾侯諫之庶子。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葬群挖掘現場
南公（宮）及相關諸銘將曾侯和南宮氏建立聯繫，是基於曾侯與鍾、嬭加編鐘諸銘之「伯適」即南宮适這一推定。然據清華簡《良臣》，南宮适和伯適系兩個人，且二人皆為文王之良佐。究竟二者誰為曾侯與鍾及嬭加鍾所記之「伯適」，尚難遽定。事實上，無論諸銘之伯適與南宮适是否為一人，曾侯之稱南公皆與南宮氏無涉。如果曾侯與鍾之「伯適」與南宮适不是一人，那麼曾侯之稱南公便與南宮适和南宮氏家族無關。如果曾侯諫為伯適（南宮适）之嫡子，出封之後歷代曾侯應以曾為氏，而南宮氏則以南宮為氏，亦無關聯。
儘管目前尚難論定伯適與南宮适的關係，但這並不妨礙將南宮适作為西周南宮氏的主要來源。西周中期之後所見南宮氏之器，如南公有司鼎之南公、南宮乎鍾之南宮、南公柳鼎之南公，或世代為南宮氏之宗君而稱南宮（公）者。
基於這一認識，我們簡要討論大盂鼎諸器與南宮氏之關係。大盂鼎（《集成》2837）作於康王二十三年器，屬康王末年。大盂鼎云：「王曰：⋯⋯汝昧晨有大服，餘唯即朕小學（教）汝。」銘言盂父早亡，幼年即承繼顯位，故盂得康王悉心教誨。盂之父應為南宮适之子南宮毛。據《尚書·顧命》，南宮毛在成王去世後，率虎賁迎太子釗。由大盂鼎銘知，盂之父南宮毛應在康王早年去世，其時嫡子盂年紀尚幼。盂之「嗣祖南公」，應指南宮适而言。如果，曾侯諫為南宮适之嫡子，那麼其出封之後，南宮氏宗子便由南宮毛接替。盂為南宮毛之子、南宮适嫡孫，故大盂鼎稱南宮适為「嗣祖南公」。「嗣」者，嫡嗣也。《國語·周語上》：「夫晉侯非嗣也。」韋昭《注》：「嗣，嫡嗣也。」盂為南公之嫡孫，南公則為盂之「嗣祖」。
盂的主體年代應在康昭時期。柞伯簋及中方鼎之「南宮」可能皆指盂而言。柞伯簋出土於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M242，屬康王時期。柞伯簋銘云：「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命南宮率王多士，師父率小臣。⋯⋯王曰：小子、小臣，敬有叉，獲則取。」「王多士」為王族宗室之受爵者；簋銘之「小子」，猶何尊「爾有唯小子亡識」之「小子」，乃小孩子之謂。盂乃周王同姓子弟，且「昧晨有大服」，故率領同為王族多士與師父所率之小臣竟射。
安州六器皆昭王時器，中方鼎（《集成》2751）「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之「南宮」，亦指大盂鼎的器主盂而言。康王二十五年小盂鼎（《集成》2839）記康王命盂伐鬼方大獲全勝，俘獲大量人口、牲畜之事，可見其能徵慣戰。從大盂鼎看，康王早年盂父去世，其年歲尚小，故昭王時期盂仍當壯年，故昭王復命其伐虎方。盂為南宮氏之大宗，自可稱南宮。
要之，曾侯稱南公者，以其為南方諸侯之長、爵比三公，故而曾之南公不得稱作南宮。而南宮氏始祖，則可被後世尊稱為南公。
（本文首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原題為《南公與曾國封建》，作者黃益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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