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切發展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並不單純地追求國家權力和民族利益，而是更加注重全人類的共同發展。中國的實力越強大，在國際生產體系中所處的位置越優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同時，也就越能夠向世界各國提供普惠的福利，有力地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的實現。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國際體系中以國家為核心的不同行為體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關係為研究對象，探討這種關係對各行為體所起到的約束作用及其反作用，並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作出規律性總結與預測。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特徵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雖然也包括諸如商品、貨幣、勞動等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要素，但這些要素並不是其研究目的。從學科屬性的角度分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從屬於國際政治學研究序列中的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其理論建構的路徑應建立在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邏輯之上。由於其研究方法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也受到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重要影響。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及國際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觀點相比，馬克思主義能夠更加精準地指出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起長期和穩定作用的因素。
在有關個人與集團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行為方式問題上，現實主義者認為，「政治法則的根源是人性，而自從中國、印度和希臘的古典哲學致力於發現這些法則以來，人性沒有發生變化」；自由主義者則認為，「權力不僅來自於槍桿子，也來源於相互依賴的非對稱性、不同宣傳的相對吸引力」。但馬克思主義強調以歷史條件下的生產組織方式為基礎展開研究，認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而這種不斷變化的生產關係與當時社會所存在的上層建築會形成一個主導整個社會的「歷史集團」。簡而言之，現實主義者認為亙古不變的人性是政治行為選擇的最根本原因；自由主義者則相信人們會因為「理性」而產生充分的合作意願，從而極大地減少爆發衝突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者則關注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所帶來的社會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複雜、矛盾和不協調的上層建築」，並由此形成總的社會力量來主導本時代的生產與生活。由此可見，相較於現實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能夠更加動態和客觀地分析國際體系中各成員關係的本質及其互動規律，既不拘泥於某種固定不變的假設，也不會過高估計「理性」在國際政治中所能發揮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國際體系
今日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為多個流派，主要包括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三大流派，其中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是最富解釋力的流派，在國際體系的形成與運轉問題上有獨到的見解。
首先，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肯定全球化生產與貿易對生產力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也強調新的生產格局會帶來新的分配不公現象，需要辯證地看待後冷戰時期突飛猛進的全球化發展勢頭。其次，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國際生產體系的分工問題十分重視，認為處於產業鏈不同層級的國家所擁有的國際性權力與其所處地位直接相關，因此世界主要國家都希望建立起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並形成對他國在產業結構上的優勢地位。最後，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全球化生產有助於世界各地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儘管這並不意味著後發展地區人民的社會狀況能夠馬上達到與發達國家人民相同的水平，而且前者難以避免地出現對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依附現象，但畢竟為當地社會的發展打下了社會基礎。
通過對上述基本邏輯規律的總結可以發現，之所以發達國家時常以較為一致的立場處理重大國際事務，根本原因還在於其已經在當下的國際生產體系中形成了排斥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歷史集團」。出於對自身集團的總體利益考慮，發達國家並不樂見呈崛起態勢的新興國家，在高新技術等尖端領域對後發國家所實施的諸多限制性政策，較為充分地反映了這種思維認識。因此，後發國家如果試圖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就不應打破與前者的合作關係，而是應該增加對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高附加值產業的投入，以改善自身產業結構的方式提升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從而獲得更多的國際性權力。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聯繫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構邏輯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和完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各國因其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因而擁有不同的國際權力，在本質上屬於同質競爭。但是，在各國國家內部由於其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因政權性質所決定的生產方式的不同，不僅使得各國發展道路有所區別，也會對不同國家的對外政策造成影響。作為一切發展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並不單純地追求國家權力和民族利益，而是更加注重全人類的共同發展。中國的實力越強大，在國際生產體系中所處的位置越優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同時，也就越能夠向世界各國提供普惠的福利，有力地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的實現。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的趨勢，國際社會中的某些重要成員國認為全球治理已經走向失敗，只有民族國家才能在面臨重大威脅時真正地擔負起保衛國家安全的責任。事實上，這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觀點，固然任何一個國際組織都不具備超國家主權能力的權威，極易在疫情初起階段發生「各掃門前雪」的現象。但是，既然全球化生產與貿易體制存在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了更多地謀求經濟利益，在危機減退之時各國的資本力量必然會出於彌補所遭受損失的願望，而更為積極地向更廣闊的市場進發。全球化生產與貿易體系非但沒有因一時肆虐的疫情而終結，反而會因為其逐利性的本質而更加發展壯大。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並不單純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一點通過在疫情期間積極配合世界各國抗擊疫情的行為就可以明顯看到。中國對更加公正、帶有普惠性質的全球生產與貿易體系建設的追求是由馬克思主義所決定的。與西方國家所秉承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截然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反對完全以資本為核心的生產方式，因為缺乏計劃性的大生產必然會帶來生產過剩與消費能力不足的嚴重隱患。因此，中國強調各國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基礎上增進溝通協調，避免不必要的惡性競爭，有計劃、有目的地促進全球經濟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
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學家華爾茲指出，世界之所以成為兩極，從來不是因為有兩個集團彼此對立，而是因為集團領袖具有超強的實力。中國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獲得了空前提升，如何處理好與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成為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而能否科學地看待國際秩序的發展和演變則是首要條件。
建立在最直接的方法和最少幹擾量之上的理論是最有效的，因此，務求精簡是所有理論追求的最高目標。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全球生產分配為切入點，以該過程中形成的生產關係為最基本的國際環境背景，可以非常明晰地幫我們還原出一條國際關係演進的基本路徑，並指出未來的總體發展趨勢。當然，任何一種理論方法都不可能對所有的細微事務作出無一例外的精準預判，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也同樣允許「例外」的存在，對國際關係的總體發展規律作出宏觀性的解釋與中觀性的分析、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啟示才是該理論最為核心的功能。
（作者系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京師範大學基地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