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於1963年合併而成。其中，新亞書院與我們熟悉的國學大師——錢穆淵源頗深。
1949年6月，錢穆赴港，看到許多從大陸來港的青年失業失學，無依無靠，躑躅街頭，於是萌發了在港創辦學校，為青年提供求學機會的念頭。新亞書院便由其一手創立，新亞精神便代表著以錢穆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憂患時代中建立起來的為中國文化續命的擔當精神。
那麼，錢穆在香港是如何做教育的呢？他的新亞書院都教些學生什麼？
錢穆與新亞書院
新亞初創之時，許多大陸青年流入香港，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的確為內地來港的青年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場所。但是，錢穆的辦學目的決不止此。他在給他老師呂思勉的信中稱自己南走香港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這即是說他來到英國統治的這塊殖民地上創業興學，還有一個更重要、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在於提倡新學術，培養新人才，弘揚中國文化，溝通中西學術，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所以，他為新亞書院確立了明確的辦學宗旨，那就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
錢穆重視文化教育，把文化教育視為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他主政新亞十五年，將自己最富學術創造力的十五年奉獻給了這所學校，他辦學的志業宏願和教育理想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實現。錢穆居港時期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錢穆認為，一個完整的人，不僅應該具有多方面的知識，還應該懂得如何做人，符合這兩個標準的才能算得上是一個完整的人。為此他強調新亞的教育理想，「不僅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求知識，同時也注重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好讓他們懂得如何憑藉他們的知識,來為社會服務。」所以，錢穆在為新亞書院制訂的學規中第一條便是:「為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融通為一。」
錢穆強調為學與做人兩途並重，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實際上是針對中國近代教育種種弊端而發的。在錢穆看來，近代教育起碼有兩大弊端，一是唯能力論，只注重專業技術能力的培養；二是唯知識論，追求為知識而求知識，為學問而求學問。這兩大弊端的共同之處，就是忽略了道德品行的教育和人格的培養。
錢穆在新亞書院上課中
為學與做人，學問與德性固然應兩頭並重。但兩者相比較而言，錢穆認為做人更為重要，強調做人重於為學。所以他在創辦新亞研究所時即宣稱，研究所一如新亞書院，「以文化之創造與人格之完成為第一事、第一義，而視純學術之研究為第二事、第二義」，希望學生「做人更重於讀書，事業更重於職業」。
在錢穆看來，為學做人的基本要求、基本內容是要愛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錢穆堅信中華民族必有復興之一日，但他又認為民族的復興必須要建立在民族意識的復興和對民族歷史文化自信心的恢復上。要恢復民族意識和民族歷史文化自信心，通過教育以發揚傳統文化是最重要的方法。所以，他強調新亞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弘揚傳統文化，為學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愛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
錢穆在新亞書院成立十周年紀念演講辭中說:「我們常認為，若非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肯定的價值之認識，中國青年們終難找到他們的人生出路。反過來說，若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各自找不到他們的人生出路，所謂文化傳統便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如一團影子般，會漸淡漸失。」
在新亞書院第十屆畢業典禮致辭中他又強調說:「本校常教諸同學為學、做人齊頭並重。為學方面須能順應世界現代潮流，須能具備世界現代規模。但做人方面，則須能承受自己文化傳統，發揚自己文化傳統精神。我們新亞前途，一面須能有世界性的學術地位，同時須不要忘了這是一所中國人栽培中國青年的學術園地。這是我們的理想與抱負。」
錢穆認為，中國傳統教育以人為主，學為從，既貴學之能專，更貴學之能通。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專偏在學術之專門化上，文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教育各科分疆劃立，缺乏通貫、整體的學術眼光，把各學科弄得支離破碎，以至於昧失了文化大體。」
早在抗戰時期，錢穆針對當時大學教育過分專門化的弊端提出了針砭，認為那些自以專家絕學自譽，治文學的可以不修歷史，治歷史的可以不知哲學，治哲學的可以不問政治，其實對社會「實增一不通之愚人」。
為此，錢穆提出高校應縮小規模，擴大課程，可創不分系的學院制，共通的必修課程為主，再各就個人性情，分習選科。對於那些「細碎無當大體之學程」，則以少設為是。如此，「其學成而去者，雖不能以專門名家，然其胸襟必較寬闊，其識趣必較淵博。其治學之精神，必較活潑而真摯。」錢穆的這些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在他居港辦學時得以付諸實踐。
新亞書院的課程設置集中體現了錢穆重通識的辦學原則。修讀以文科為主的學生，也要修讀自然地理等科目；而修讀自然科學的學生，也要修讀有關社會學及人文科學的科目，最終使學生得以「理中有文，文中有理」，兼集文理學科的知識。
同時，因學生必須修讀中文、英文，得以訓練語文能力，也因全校學生必修中國通史及中國文化史，由是鞏固學生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這樣不僅實踐了錢穆倡導「專才」與「通才」的辦學理念，也實踐了以新亞為弘場中國文化知識的辦學宏願。
3. 行政制度化、課程學術化、生活藝術化的辦學原則
新亞創辦之初，由於經濟困難，行政教務合而為一，教授既教書，同時又是管理者，把大量的精力分散在行政上。隨著學校的發展和擴大，錢穆對學校的行政制度作了改革，把教務與行政分開，設教務、訓導、總務三個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和辦事能力。
在課程學術化方面，錢穆對學校課程的設置作了具體而明確的規定，使其具體化、規範化。對於教師，要求他們潛心學術研究，拿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以自己的研究精神來引導學生作研究。
同時要求學生不能以聽幾門課、考試及格為滿足，要他們多研究自己喜歡的學問，多讀課外書，能寫讀書筆記、報告，寫課外論文，要有自己的心得，有做學問的良好習慣與良好基礎，由此形成一種好的學風。
錢穆行拱手禮
在生活藝術化方面，錢穆希望師生在學習和學術研究之外，追求一種禮樂化、藝術化人生。在他的倡導下，新亞書院經常舉辦一些技能才藝大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有特長有才能的學生有一個施展才華的空間；另一方面，也可激勵鼓舞其他學生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去尋求正當的娛樂，而不僅僅是坐坐咖啡館或去看看電影而已。
錢穆素愛中國藝術，桂林街初創校時，就親邀滯港的崑劇名家俞振飛到校講崑曲。1957年創辦藝術專修科，以後又在此基礎上創辦藝術系，由畢業於杭州藝專的陳士辛主持系務。
錢夫人胡美琦在談到丈夫創辦藝術系的動機時說，他創辦藝術系的理想，「並不專在造就專業的藝術家，更求培養全校學生之情趣，希望他們都能領略到一些中國藝術對人生之情味，則對每人品格陶冶上可有莫大之功用。」
俞振飛
錢穆在亞洲文商夜校的開學典禮上說，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於書院制度，私人講學，培養通才，這是我們傳統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東西。所以他主張以中國傳統的書院制度為主體，吸收西方大學制度的長處，並將二者融通為一。
錢穆認為，西方教育教育除課堂講授基本共同課程處，採取導師制，是值得借鑑的。採取導師制，使學生各自認定一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密切聯繫，在精神上互相契合，這種以導師的人格及其生平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的做法，不僅有利於培養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而且也有助於培養學生的道德人格。
錢穆在新亞創辦理學院時，有人提出異議，認為新亞宗旨在於提倡中國文化，為何不專一辦好文學院，而要分散精力來辦理學院呢？錢穆回答道，新亞提倡中國文化，但決非抱殘守缺，文化內容理當日求創新，就如同新亞的文、史、哲、藝術各系一樣中西並重，並不走上偏枯之路。
在錢穆看來，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學習西方文化，惟有如此，中國文化才能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教育思想上，他板力強調中西教育制度的融合會通，互相借鑑，取長補短。錢穆為新亞書院親訂的校訓、校歌也體現了他的教育理想與辦學宏願。
「誠明」是新亞的校訓，此二字取自《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錢穆對「誠明」二字作這樣一番解釋，他說要做到「誠」須有四步功夫：
第一步，言行合一、內外相合；
第二步，人我合一；
第三步，物我合一；
第四步，天人合一，或神我合一。
「誠」字是屬於德性行為方面的,「明」字則是屬於知識了解方面的。
「誠」是一項實事,一項真理,「明」是一番知識,一番了解。「我們採用此兩字作校訓,正是我們一向所說,要把為學做人認同屬一事的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 合一亭
這首由錢穆親手寫定的校歌，由新亞同事黃友隸教授譜曲，廣大師生，結隊高歌，鼓舞志氣，激勵精神，對新亞書院在困苦中成長、發展、壯大起了重要作用。錢穆客居香江興學，創辦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出版《新亞學報》，倡導人文學術研究，為香港地區培養了大批研究文史哲的高級專門人才，傑出者有餘英時、孫國棟、何佑森、章群、唐端正、陳啟雲、蘇慶彬、李杜、金中樞、羅炳綿、逯耀東等人，為推動這一地區的人文教育和學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餘英時在新亞的畢業證書
錢穆講學七十餘年,其中最為艱苦、最著精神，也是他個人生命中為最顯光彩的一段,則是他在香港創辦並主持新亞書院時期(1949—1965）餘英時稱:「考先生前後講學之所皆已先有成規，獨新亞書院之規模為先生自出手眼之創闢。然則先生講學新亞，不徒在先生個人學術生命中為最顯光彩之頁，即在現代中國教育史上亦是一大事因緣也。」
香港大學前校長王庚武也說:「錢穆先生當年來港後，創辦新亞書院，提倡人文教育，促成了中文大學，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了貢獻。我個人十分欽佩錢教授，他也值得香港人的尊敬。沒有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學者和有心人，香港的高等教育今天很可能是另一個面貌了。」
本文摘自《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錢穆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