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夏時報
原標題：北京迎垃圾分類大考：5月1日開始實施 強制分類時代的柔性政策能否走更遠？
華夏時報（www.chinatimes.net.cn）記者 劉詩萌 北京報導
4月28日傍晚，北漂小吳被電梯間的兩張新海報上一抹鮮明的深綠色吸引了。他記得早上出門時，海報內容似乎還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關的，下班回家再看，就毫無徵兆地換成了介紹生活垃圾如何分類投放和運輸處理的「北京市社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指引」和「垃圾分類處理流程」。
不過這張海報並沒有告訴他，北京將於兩天後，也就是5月1日正式開始強制垃圾分類。
北京曾經是中國第一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但卻並不是首個實行強制垃圾分類的城市。去年7月1日，上海作為首個將生活垃圾分類列入人大立法的城市率先開展了試點工作。一時間，被調侃為「只有靠豬才能分清」的「史上最嚴」垃圾分類規則在全國人民的朋友圈裡刷了屏，每天定時定點投放分類垃圾的要求更是讓一眾日常加班的「社畜」叫苦不迭。
同上海相比，北京的垃圾分類多了許多柔性措施，如不區分乾濕垃圾，不要求定時定點投放，不強制破袋等等。
「剛性政策乾爽利落，推行難度大，但見效快；柔性政策推行阻力少，但見效慢。」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環保聯盟理事長、住建部專家張益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上海和北京的兩個條例都是在國內具有較大影響力和起到表率引領作用的地方性法規，兩者的總體思路和基本要求是一致的。期待北京新《條例》的出臺和實施能創造更多具有引領性、可操作性和可複製性的「北京模式」和「首都經驗」。
疫情突襲，熱度降溫
為了迎接「五一」大考，北京從去年年底就開始垃圾分類的準備工作。
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人大會常委會通過了《關於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的決定》，明確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將從2020年5月開始施行。條例規定，個人若未按分類要求投放垃圾，首次違反規定將被勸阻和書面警告，再次違反規定將被罰款50元至200元。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儘管北京4月26日前後出臺了餐飲服務不得主動提供筷子、勺子等四類一次性餐具，賓館不得主動提供牙刷、梳子等六種一次性用品，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不得使用超薄塑膠袋，不得免費提供塑膠袋等規定，但《華夏時報》記者4月27-29日實地調查發現，部分商戶對上述要求尚不知情，像小吳一樣不知道北京即將進入「垃圾分類」時代的常住居民仍然不少。
公開消息顯示，1月中旬，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下稱「北京城管委」）就制定印發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行動方案》和4個配套實施辦法，包括11大類、60多項具體任務，列出了5月之前的時間表、路線圖和任務書。北京城管委主任孫新軍透露，市委已經決定春節後召開大會，進行全民總動員。
不過，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了原定的節奏。1月26日，北京宣布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把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重中之重的任務，直到4月29日才將應急響應級別調整為二級。在這期間，任何人員聚集活動都停止了，各個小區都實行封閉式管理，人員憑證出入。
很難衡量疫情對垃圾分類推進工作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但從網絡熱度上來看，北京垃圾分類確實還沒有成為熱點。《華夏時報》記者通過公開資料查知，截止4月29日，微博上的「上海垃圾分類」話題閱讀量9187.5萬，討論4.1萬則，而「北京垃圾分類」話題閱讀量339.3萬，討論量581則。記錄搜索關鍵詞熱度的百度指數顯示，「上海垃圾分類」一詞於去年7月初達到搜索量高峰，指數為23927；而「北京垃圾分類」目前的高峰是去年6月底，指數達到4502，雖然目前熱度正在回升，但也只達到1778。
普通居民的關注點更多放在了北京嚴格的防疫措施上。一個可以對比的數據是，4月29日下午出臺的「低風險地區返京不再隔離14天」政策，微博話題閱讀量1.6億，幾個小時內直接登上了熱搜要聞榜。
現實層面，分類投放的困難也依然存在。自去年10月搬到豐臺區以來，小吳下樓倒垃圾時就只見過幾個廚餘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整個小區裡都找不到藍色可回收垃圾桶和紅色有害垃圾桶。27日他的妻子就此向居委會詢問，工作人員驚訝地說，2019年每個樓都配齊了四色分類垃圾桶，不應該存在找不到的情況，或許是後來丟失了。與此同時，小區裡原本放置的幾個智能垃圾回收櫃，也由於春節和疫情的原因停止運營很長時間了。
即便不在「特殊時期」，智能回收櫃也沒有想像中的便捷好用。2019年12月初，小吳一家曾想把存下來的十幾個塑料瓶放進回收櫃，拿到櫃前卻發現裡面空間已滿，只能扔到幾百米外馬路邊供行人投放的兩分類垃圾桶裡。
4月28日，《華夏時報》記者隨機走訪了北京的幾家連鎖餐飲店，僅在東城區一家星巴克店內發現了四分類垃圾桶，每個桶上還清楚標明投放內容。店員告訴記者，這幾個垃圾桶都是前兩天才到的。記者隨後到訪的西城區711門店和海澱區漢堡王門店，發現均未單獨收集廚餘垃圾。
柔性推進，不搞「運動」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復工復產的推進，垃圾分類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記者近期就採訪事宜聯繫了北京城管委工作人員，對方表示由於近期推進垃圾分類非常忙，經常外出工作，「就像打了雞血一樣」，無法確保在五一之前能夠回復。記者幾次撥打的城管委固定電話都處於無人接聽狀態，往往都隔了一兩個小時才能接通。
4月27日，城管委在新聞通氣會上宣布，目前北京市保障新版條例實施的各項準備已經基本到位。目前，北京全市設置了垃圾分類桶站、分類驛站總計11.3萬餘組，共有廚餘垃圾運輸車1259輛，其他垃圾運輸車6412輛，密閉式清潔站、小型垃圾中轉站980座。
與此同時，一些政策密集地被釋放出來。例如，居民小區將逐步配齊垃圾分類指導員，旅遊景區垃圾分類硬體設施的升級改造爭取五一前完成等等。也有一些剛性措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如發布《北京市餐飲服務不得主動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錄》、《北京市賓館不得主動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目錄》，5月1日起開展為期3個月的生活垃圾分類強化執法專項行動。
更重要的是落實。日前《華夏時報》記者前往西城區的一家菜市場採訪，水果攤販並不清楚剛剛發布的規定，仍然在提供超薄塑膠袋。當記者告訴她這一規定時，她反問：「不給塑膠袋，那草莓怎麼裝？」
事實上，從2008年起我國就已實行了「限塑令」，厚度小於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在全國範圍內都應禁止使用，然而十餘年時間過去仍然屢禁不止。
以保護環境為出發點，無論是限塑還是垃圾分類，最終都殊途同歸。這條路上，培養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的習慣是首要難點。張益指出，推進垃圾分類過程的挑戰是有共性的，主要是要克服「四難」：投放習慣養成難，前分後混改變難，廚餘垃圾處理難，管理合力形成難。這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市民配合，需要齊抓共管，需要攻堅克難。
在這方面，實施剛性政策的上海確實較為成功。近日，上海公布的2019年生活垃圾分類「年報」顯示，2019年上海日均可回收物回收量和有害垃圾、溼垃圾、幹垃圾分出量較2018年底分別增加431.8%、504.1%、88.8%和減少17.5%。
上海居民小任告訴《華夏時報》記者，雖然個人會覺得垃圾分類不方便，但不會牴觸。她聽到比較多的只是抱怨，比如垃圾房定時開放，尤其是早晚上下班沒辦法扔垃圾的人抱怨會多一些。「但是並沒有人激烈反對，因為垃圾分類確實是對的。」她說。
而北京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柔性的路線。去年1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在演講中透露，北京的垃圾分類不搞「運動」，要穩中求進，久久為功。「要讓老百姓24小時之內丟垃圾，不能把老百姓的手弄髒。這一路線能否走得更遠，仍待時間的進一步檢驗。
告別「盆景」，倒逼減量
過去100年間，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全球城市居民每天產生的固體廢物從少於30萬噸增長到300多萬噸。在中國，由於垃圾處理方式以填埋為主，許多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周邊都出現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垃圾圍城」現象。住建部2013年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圍城困局，三分之二的城市處於垃圾包圍之中。
這一現象在北京尤為嚴重。早在2008年，攝影師王久良就開始走訪北京周圍的四五百座垃圾場，兩年後推出了紀錄片《垃圾圍城》，一時間成為輿論熱議話題。但實際上，北京的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從1998年就已經開始了，之後又經歷了2010年、2014年兩次推進，始終未能取得太大進展。
背後的原因非常複雜，但從其進程來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試點的「盆景化」。此前，北京的垃圾分類試點工作都是在各個區內選擇一定比例的小區開展。截止2016年，北京全市居住小區垃圾分類試點超過3000個，佔整體小區數量的半數以上。但這其中存在一個問題：垃圾分類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環節，而是包含了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理4個環節的系統工程。部分試點小區進行前端分類投放後，收集垃圾的環衛系統並未專門為之配備足夠的分類運輸車輛，後端處理企業也不會對這部分垃圾單獨處理，實際上仍然是混合運輸、混合處理，未能真正實現減少進入填埋場和焚燒電廠的垃圾量。
「北京分類試點『盆景』多，很多地方看起來很漂亮很好，但是不可複製，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常紀文在演講中說。
長期研究垃圾分類問題的貴州省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垃圾分類委員會主任蘭亞軍認為，垃圾分類一定是以區縣為行政單位展開的，至少是以街道為單位，而不是全市各區按一定比例鋪開。例如今年要鋪開30%，應該是16個區的30%，即4-5個區，而不是全市社區按30%展開。
蘭亞軍建議，北京可以率先在密雲、昌平、延慶等區做全域展開試點，主要是因為這些區縣體量相對較小，距離後端處理設施相對較近。
而此次垃圾分類正是朝這一方向推進的。2019年12月初，北京城管委固廢處處長康凱表示，東城、西城、石景山、通州區將率先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全覆蓋創建工作，其他區2020年會同步推進。
「垃圾分類本身並不能減量，但通過垃圾分類相關制度設計，可以倒逼源頭減量。」蘭亞軍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近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也明確了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要堅持「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和汙染擔責的原則。
亦喜亦憂，企業如何盈利？
固廢減量是垃圾分類的目的，但對於後端的垃圾處理企業來說亦喜亦憂。據記者了解，此前固廢處理企業的盈利模式主要為：同政府籤訂bot項目合同，約定垃圾處理量、處理垃圾處理費和補貼等費用，焚燒發電、填埋企業還可通過焚燒和沼氣發電獲得收入。源頭固廢量的減少，給企業的盈利機制出了一道難題。
其中，這幾年成為「紅海」的垃圾焚燒行業面臨更多挑戰。2019年底，在E20環境平臺主辦的第十三屆固廢戰略論壇上，焚燒發電企業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喬德衛指出，垃圾分類給垃圾焚燒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機遇是有利於提高垃圾的熱值；有利於提高環保的管理水平，減少廢氣產生；提高設備的安全性和使用壽命；同時汙染物大量減少，降低汙染物的排放濃度。挑戰一方面是短期內垃圾進廠總量減少，另一方面由於垃圾熱值提升，對垃圾焚燒的工況設備會有一些影響。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底，全市現有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共44座，總設計處理能力達到32711噸/日。其中焚燒設施11座，能力達到16650噸/日；生化設施23座，能力達到8130噸/日；填埋設施10座，能力達到7931噸/日。其中，通州的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廠就是由綠色動力環保運營。
當然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垃圾分類對生活垃圾焚燒影響不大。據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徐海雲估算，垃圾處理費在總收入中約佔比三分之一，垃圾處理的變動成本在總成本中佔比約三分之一，垃圾分類之後，總收入的三分之一減少了20%，總成本的三分之一也減少了20%。從這個角度看，對電廠的效益影響並不是很大。
「垃圾分類將徹底改變固廢行業的產業鏈。」E20環境平臺董事長傅濤指出，從前，固廢處理企業主同政府籤訂bot合同，垃圾從產生、清運、儲存到處置和資源化，這些環節都沒有連通。而未來，固廢行業將進入系統服務的時代，在垃圾分類的導引下，企業的「點」狀服務要連成「面」，逐漸向綜合服務商的定位轉變。
北京五一正式實行垃圾分類後，北京城管委將如何監督對後端垃圾處理企業進行監督，是否會進行統一協調？截止發稿時，上述問題尚未得到城管委的正式回復。《華夏時報》將繼續關注北京垃圾分類實施後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