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最容易聽到的聲音:年輕人哭疼喊累。
按理說這個現象不該出現在物質富足的今天,可看了電影《本命年》才發現,早在30年前,「年輕人」這個群體,就已經在豐富的物質生活裡迷失方向了。
《本命年》是由謝飛執導,姜文主演的劇情電影,於1990年在日本上映。
作為一部寫實主義電影,它粗糲的影像和搖晃的鏡頭背後,卻是代代都受用的話題。如今看來,那位「痞子前輩」李慧泉困守的一隅之地,是30年後的我們,仍走不出的精神荒原。
「我想了3年,為了個女的,真不值」,這是出獄後的李慧泉寫給叉子信中的一句話。
當年叉子因愛生恨,失手殺了心愛女人的男朋友,李慧泉作為幫兇也鋃鐺入獄。一晃3年過去,出獄後的李慧泉正趕上人生的第二個本命年。
導演謝飛以泉子出獄後的生活為主要表現內容,展現了一個失足青年被社會原諒,被社會接納,又被社會殺死的全過程。
本命年代表的是喜慶、嶄新、充滿希望的開始;然而導演欲要呈現的卻是本命年的「反命題」,即在實際意義上,喜慶,嶄新和充滿希望的不可能。
電影開篇是一組搖晃的長鏡頭,鏡頭跟拍李慧泉的背影,從昏暗的地下站臺走上光明的地面,又從地面走回七轉八彎的貧民區。既是李慧泉從監獄回歸社會的類比,又通過狹長的街道呈現出現代大都市的兩極分立。
李慧泉回到家中,房屋破敗,母親去世,對於這樣一個頓失「兒子」和「青年」雙重身份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儘快融入社會,所以電影設置了來自兩個方向的社會關懷。
民警小劉的設定,更像是一種社會「售後」的保障。他對李慧泉的幫助從醉酒回家,到工作安排,甚至是關心李慧泉的心情。這種類似「監視」的關懷體現的是社會治安的完善性。
羅大媽對李慧泉來說是類似母親的存在,她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李慧泉幫助,更重要的是心靈慰藉,代表的是人文對改過自新的孩子的包容。
「本命年」本身是一個中性意涵,但對特殊經歷的李慧泉來說,三個字包含了太多失落,所以連他這樣一個感情僵硬的痞子,也會因窗外羅大媽說的「今年是你本命年,結了婚吉利」而情感波動。
回想起上一個本命年還和羅大媽的姑娘有說有笑,轉眼人家馬上要結婚,而自己沒了母親,更沒了紅腰帶。導演在這裡借窗外的鞭炮聲、兒時的畫外音,勾起了泉子的無限傷懷。
它更像一個伏筆,暗示了李慧泉即便在擁有了穩定的生活後,還是會感到無法挽回的迷茫和失落。
人是社會化的動物,人無友則不立。就像李慧泉在給叉子的信中寫道的「像咱們這樣的,有了朋友就不怕了。」
但消費社會鄉土、人情都在失守,往往酒肉朋友遍地都是,知音摯友難求。而在李慧泉不大的交際圈裡,幾乎出現了所有類型的損友。這些損友的出現同時也暗示了社會人際關係的變質,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在流失。
叉子是李慧泉過了命的兄弟,泉子當初只因他的一聲吆喝就做了違法的事,所以才得到現在的結果,但泉子對他毫無記恨,甚至在他越獄後還收留了他。
但反觀叉子,「我不想給我爸媽添麻煩」
「還是的,你就不怕給我添麻煩」
叉子最終選擇了維護親情,李慧泉勸說其自首無果,於是放了他一條生路。但自己過不去之這道心牆,變賣了所有的衣服,放棄了穩定的生活。
刷子其實是與現實觀眾產生交互最深的角色,多元化的文化碎片給他帶來了缺少穩定價值觀的生活狀態,他在電影中的一句臺詞表達了年輕人的思想現狀:
「工作沒勁,不工作也沒勁,找對象沒勁,不找對象也沒勁,要錢沒勁,不要錢也沒勁,都沒勁」
但對刷子個人而言,他的現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不認真工作,沒有生活的動力,貪圖小便宜又坑蒙拐騙,從泉子身上騙吃騙喝,最後騙錢,浪費了泉子所有的信任。
崔永利與泉子、刷子等人並不是一個年齡階段,所以他的動機也不單純。在中年人的世界裡只有「利益」二字,他接觸李慧泉的唯一目的就是相中了李慧泉的狠勁兒。
所以二人熟絡後,他邀請泉子陪他送貨,泉子也深知肚明,他只想找個保鏢而已,即便是拿女色賄賂泉子,泉子也無動於衷。
但拋開中年人的世故圓滑,崔永利是一個十足的反面人物,他既是公安局的監視對象,又是做著違法生意的奸商,而他對女性的褻瀆更是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最終,他違背了與泉子的諾言,用利益勾引了趙雅秋,毀了泉子的愛情。
李慧泉對異性的需求是愛情與性的雜糅,而電影首先引入了「性」的意象。
得到商業執照的第一時刻,李慧泉就為自己接下來的生活做足了物質上的準備,在這裡「食色性也」也得到了極佳的體現:成袋的方便麵和厚厚的「豔星」雜誌。
導演對於李慧泉的欲望採用了「欲不外露」的表現方式:李慧泉把雜誌蓋在了臉上,空鏡頭裡只能聽到床板的吱吱作響。
而在愛情方面,作為一個有堅定價值觀的成年人,李慧泉會看來往的女路人,卻不會對任何一個女性有非分之想,即便崔永利用女人勾引他,他也是選擇逃避。
可為什麼趙雅秋能引起李慧泉的興趣呢?因為她與李慧泉一樣,都有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特徵,比如穿著不時髦,打扮不豔麗,特別是單純的思想和與世無爭的狀態,這一切都激發了李慧泉愛情的萌芽,給了他在愛情閥口中解放自己的希望。
於是二人在回家的夜路上互生好感,但導演並沒有對其深入刻畫,只是利用了三次回家的場景,就表現出了整個關係層層深入的過程。
李慧泉第一次送趙雅秋回家:李慧泉騎自行車,趙雅秋走在後面;第二次:李慧泉推自行車,趙雅秋走在後面;第三次:李慧泉騎自行車,趙雅秋坐在後面。
而導演還為這段感情設置了一個寓意十足的角色:趙雅秋的學弟,這個偷偷在趙雅秋樓下看她的小男孩,其實正代表了李慧泉面對愛情不成熟的內心,而當泉子抓到他與他對峙的時候,更像是一段自己和內心之間的對話。
愛情像一劑拯救生活的強心劑,李慧泉為趙雅秋出入咖啡廳成了常態,他渴望愛情成為自救的方式,但不想這段青澀情緣結束於趙雅秋對現代社會的妥協,為了一個出名的機會與崔永利廝混。
面對李慧泉的質問,趙雅秋平淡地說:「也就是那麼回事兒」
趙雅秋用「我只收花」婉拒了泉子的金項鍊和一腔熱忱,這個萬念俱灰的「痞子」在墨鏡下留下了淚水,隔著鏡頭,讓人無限心痛。
李慧泉漫無目的走在看似熱鬧又無法將他包容的大街,最後在搶劫自己的晚輩面前失手,無助的說了一句:「小兔崽子,牽頭還挺硬」,於本命年失去了年輕的生命。
其實李慧泉更像一個「痞子版」 的樹先生,他心中的失落和無助一直被爆裂的脾氣所掩蓋、消解,但他手中的香菸卻一直是他這種心情的外化方式;他的房子也代表了他的黑暗、狹窄的心理空間,觀眾無法窺之以全貌,就像無法參透李慧泉陰暗、無助的心。
最終,李慧泉有「吃人」的狠勁兒,有受得了牢獄之災的猛勁兒,卻過不去生活這道坎兒,甚至為此放棄了生命。
只能說他有強烈的本能欲望,卻沒有足夠深度的靈魂,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上找不到正確的生活方式。他所堅持的價值觀,雖然足以明辨是非,但已然與現代社會離軌。李慧泉停留在傳統價值中躊躇不前,被淘汰也是理所當然。
而一個悖論是,消費社會催生出來的價值觀就正確嗎?難道友情不應該真誠、難道愛情不應該發乎情止乎禮嗎?這又是不斷發展的社會拋給我們的問題。
電影講述了李慧泉一個人的故事,借著這個抽象個體,做出了對現代青年疏離感的註腳。
即便是對代的年輕人來說,十幾年學業鋪墊而成的價值觀,到了社會上卻如此不堪一擊,最後在各色的選擇前猶豫不決,也只能被困在和30年前的痞子一樣的精神荒原。
世界很大人很多,可我們,一直在踽踽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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