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與談人劉朝暉博士與餘佩瑾博士、主持人施靜菲所長、講者謝明良博士、小林仁博士、森達也博士
學者說，中國陶瓷史可謂是由高溫瓷器與低溫釉陶交織而成的協奏曲。而唐三彩（注）正是中國低溫釉陶中的一大明星。從20世紀初發現唐三彩以來，對於這種美麗陶器的關注已經持續了百年，許多謎團也漸漸獲得了解答。我們現在對唐三彩的了解，究竟到什麼程度了呢？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在2月11日舉辦了一場「史上最強唐三彩講座」，所長施靜菲特請研究唐三彩的重要學者：日本愛知縣陶磁美術館學藝課長森達也、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小林仁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謝明良，發表各自專研數十年的研究精華。此外也邀請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系教授劉朝暉，以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處長餘佩瑾擔任與談人，提出關鍵問題引發精彩討論。這場深具意義的講座，可以說回顧了唐三彩的整體研究，除了更細緻全面地展現唐三彩的各種面貌，也對過去許多學者提出的看法與問題進行整理和思辯，甚至提出更多值得探究的新議題，內容涵蓋唐三彩的出現與早期樣貌、產地、風格與技術的發展、性質，以及其與其他工藝的關係、使用消費階層、唐三彩俑的等級與地位等等，極具啟發性。
森達也│唐三彩的出現與發展
中國鉛釉陶的歷史始於從戰國開，西漢時開始大量生產，各地都有出土，大部分皆為明器。過去曾有三國以後鉛釉陶傳統斷絕的看法，不過事實上西晉的鉛釉陶雖不像東漢產量這麼大，但仍然持續燒造，色彩以褐釉為多，中國各地皆有出土資料。北魏前期俑與容器類都有生產，多為色彩深重的褐釉。北魏後期開始出現透明釉、黃釉等色彩明亮的作品，如515年的宣武帝景陵出土文物與洛陽大市遺址出土的6世紀前半作品，都在紅胎上施白化妝土與透明釉，視覺上近乎黃釉，另外大市遺址也有以化妝土飾圈點紋的作品，這些應該都是受到進口玻璃器的影響。北齊時黃釉和貼花裝飾流行，可能也和外來金屬器有關。
森達也博士發表實況
570年代，北方地區已經出現「北齊三彩」，而唐三彩應該是在650年前後出現。北齊和唐代的三彩都使用透明釉、褐釉與綠釉，不過相對於北齊裝飾簡單的作品，河南鞏義芝田唐墓出土的三足爐顯示，七世紀中期的紋飾已相當複雜。此外，唐三彩的鈷藍釉、貼花裝飾，以及八世紀初開始運用的印花裝飾，都是北齊三彩所沒有的新特色。從唐三彩最重要的窯址河南鞏義窯，可以看到已經素燒、施釉但還未入窯二次燒的出土品，也有已施彩釉但還沒上透明釉的作品，可以據此了解製作工序。
綜觀唐三彩的整個發展，可以分為四期：第一期為650年左右到680年代前半唐三彩俑出現之前的階段（很可能可上溯到更早）；第二期為三彩俑開始出現的時期，約從680年代到690年代後半；第三期則是690年代末到710年代末，為三彩俑的完成期；而第四期是三彩俑的成熟燦爛期，從720年代到730年代。
唐三彩帶蓋三足爐，7世紀，河南省鞏義市芝田二電廠89號墓出土
第一期多見三彩小杯，另外前述出土三足爐的鞏義芝田唐墓，由人形鎮墓獸的小耳朵來看可以定為670年代以前，從其出土品可知，成熟期的典型作品三足爐和絞胎在第一期都已經出現了，比對該墓三足爐與成熟期的作品能明白，年代越早，足的上部越鼓脹。第二期，剛出現的俑都很小，如689年的西安李晦墓和697年的西安姚無陂墓出土品，到了後期開始出現大型俑，如691年洛陽屈突季札墓出土品；容器類開始出現不少貼花的作品。第三期多大型陶俑，陝西地區也有大型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洛陽張思忠墓和陝西西安康文通墓出土品非常相似，兩者很可能關係密切，由於當時洛陽的生產規模比西安大，有以下幾種可能：洛陽陶工移動到西安、洛陽作品運到西安，或者洛陽和西安的陶範使用同樣的原型製作；不過在這些作品之外，西安地區也生產具有自己特色的陶俑。另外在器皿方面，開始使用壓印印花輪廓線後再施彩釉技術。第四期，洛陽的唐三彩生產逐漸衰弱，西安的規模則越來越大，且俑類造型鮮明，容器類常用貼花、且出現器形很大的作品。
森達也認為，唐三彩發展和武則天有關，相當於唐三彩的第二期時政權發生變動，690年首都從西安搬遷到洛陽，705年武后駕崩，首都又移回西安，與唐三彩生產發展似乎有密切關係。
小林仁│唐三彩俑的定位和相關問題
小林仁博士發表實況
說到唐三彩，小林仁認為它僅是陶瓷裝飾發展其中一種，而若要了解唐三彩俑，應該綜觀整個唐俑的演變。他將唐俑變遷分為七個時期：一、唐代起始的618年起，延續隋代的加彩俑傳統；二、640-660年代，黃釉加彩俑出現；三、約於668年出現神將俑、天王俑，鎮墓俑開始大型化；四、約莫「神都」洛陽誕生的682年起，以及690-705年武則天在位的這段時間，三彩俑初現；五、開元（711-741年）樣式確立，三彩俑邁向衰落，而加彩俑逐步成熟；六、天寶（742-756）樣式確立以後，為以楊貴妃和豐滿優雅之美為代表的時期；七、安史之亂（755-763）以後，此時期為天寶樣式的遺風。
回顧初唐時期的陶俑，又以在鉛釉上彩繪的黃釉加彩俑最值得注意。如同三彩技法，鉛釉加彩的技術也在北朝後期就已經出現，併集中在640-660年代。640年的楊溫墓為最早出現的黃釉加彩俑，而657年的張士貴墓出土的黃釉加彩俑，展現了黃釉加彩技術的頂點，彩繪極為精美，但這可能也是黃釉加彩俑的極限，太過精細的彩繪覆蓋全器而看不太到黃釉，黃釉因此失去意義；有趣的是，張士貴墓裡也出土素淨的白瓷胎馬俑，兩種相異的裝飾追求同時共存。目前所知陪葬黃釉加彩俑最多的墓葬是664年的鄭仁泰墓，共出土466件黃釉加彩作品，另有17件加彩陶俑；其中裝飾華麗的文官、武官俑和張士貴墓的同類作品非常相近，引人思考是否使用同種陶範，或者出於同一家作坊？初唐黃釉加彩俑的出土分布於陝西、河南、山西、湖北、遼寧，數量又以陝西最多。而產地方面，目前可以推定在河南鞏義一帶，不過仍須思索「官營作坊」相關的問題；另外，河南地區出土的黃釉加彩俑不全是出於墓主社經地位高的墓葬，因此在民間也可能被買賣、使用。綜觀之，黃釉加彩俑並沒有大量生產，且多作為顯貴的陪葬品，顯示其在當時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與價值。
貼金黃釉加彩武官俑，657年，陝西省醴泉縣張士貴墓出土
黃釉加彩俑衰弱後，到三彩俑出現前，在西安地區已經先出現一種非常重要、和佛教有關的大型天王俑；換言之，從裝飾技法變化的角度來看待三彩會比較妥當。690年代起，唐三彩俑現身，對於西安、甘肅等地區部分作品造型、工藝與洛陽三彩俑雷同的問題，小林仁認為還是洛陽作品運送過去的可能性比較大。開元之後幾乎已經看不到三彩俑，墓中陪葬的俑主要為加彩俑，造型非常成熟。由於三彩俑集中在690-710年代，一直有武則天影響的討論存在，不過640-660年代黃釉加彩俑的興起與傳播，以及大型天王俑的先行出現，加上佛教藝術方面的研究似乎顯示武則天時期多繼承前面的風格，因此武則天是否曾積極推動唐三彩俑的生產，仍有待考慮。此外，關於產地方面，陝西西安地區的作品以紅胎較多，河南鞏義的作品則以白胎為主；雖然各地都有能力生產，不過從窯業條件看，還是鞏義窯在大規模生產上比較有利。
謝明良│唐三彩的使用階層
謝明良博士發表實況
關於唐三彩的使用，因為不少都出自重要的高級官僚或皇室墓葬，自然引發了唐三彩是否專供皇室使用的討論。唐三彩供顯貴、宮廷使用，或者唐三彩為「類官窯」這樣的說法，1950年代以來已有多人論及。其中又以水野清一特別強調此看法，他依據墓誌顯示的墓主等級推斷唐三彩的用戶為官僚與貴族，首先在1965年以專書的方式提出，這類看法也得到不少學者支持。除了墓誌，墓葬等級還可以從墓葬形制、伴出文物的品項推斷墓主的經濟程度。確實，陪葬唐三彩的墓主多有一定的經濟力量，例如好幾座貴族墓葬都有唐三彩出土，如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懷太子墓，前二者甚至號墓為陵，等級相當於帝王。形制為小型土洞墓的陝西省西安市中堡村唐墓也出土了相當多的精美唐三彩，當中有不少近似於右領衛大將軍鮮于庭誨墓的出土品。由此可見除了皇室勳貴之外，連磚砌都沒有的簡陋平民墓葬也可以出土質量精良的唐三彩，是相當值得省思的案例，顯示唐三彩也可以被一般平民所使用。為了進一步了解出土唐三彩的使用階層，若根據目前累積的考古資料，挑選未經盜擾又年代相近，出土品的產地較明確且地理位置相近（兩京地區）的墓葬來觀察，可以得知有以下五種情形：A.墓主為品官，出土少量唐三彩器皿但未伴出任何陶俑；B.墓主為品官，出土唐三彩器皿和無釉素陶明器陶俑；C.墓主為品官，既出土三彩器皿，同時伴出三彩明器俑；D.墓主為品官，出土唐三彩明器俑，但未伴出唐三彩器皿；E.墓主無官職，既出土唐三彩器皿，並伴出三彩明器俑。
唐三彩塔式罐，八世紀，陝西省西安市中堡村唐墓出土
另外，唐三彩也出土於墓葬之外的居住遺址，這牽扯到唐三彩的性質問題，1970年代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在此可以為其總結。過去常有的認知是唐三彩都屬陪葬用的明器。不過現在可以看到，650-670年代的墓葬所出之早期唐三彩都是器皿類，完全不見俑，而只有俑或模型能確切判定是明器，器皿類到底是不是明器還很有討論空間，很可能不是。由此，早期唐三彩是因為厚葬才出現的說法會有問題。另外，過去也常從唐三彩燒造火度與鉛釉成分推測非實用器皿，認為實用上比不上高溫鈣釉牢固不剝釉、不滲水，以及可能會鉛中毒，但現在也慢慢理解到，所謂的實用器皿不一定僅用於進食，可能是作為裝飾等其他用途，而鉛中毒是近代公共衛生概念，古代煉鉛丹食用時有所聞，因而很難據此將唐三彩排除在實用器皿之外。目前唐代宮城遺址如長安城大明宮太液池皇家園林遺址等地出土了一些唐三彩器皿，但完全沒出現可確定是明器的俑類。另外，揚州唐城遺址、洛陽水井遺蹟、長安西市遺蹟等生活遺址都出土了唐三彩器皿，只有長安西市出土過類似陪葬俑的小陶俑，而依據宿白對長安城規劃的調查，西市這裡很可能存在買賣葬儀用物的店鋪兇肆。
依據唐《六典》的記載，我們知道甄官署會提供明器，但樣貌為何並不清楚。史料記載，鮮于庭誨死時傷心的玄宗曾賜予明器，假設鮮于庭誨墓的明器確為甄官署燒造，則會有中堡村庶民墓出土品和官營作坊質量一樣的問題；另外，鮮于庭誨墓與一些勳貴墓的「祖明」尺寸遠高於唐代喪葬令所規定的一尺，也令人疑惑。《六典》亦提到官方提供的明器不夠時可以另外購買，不過目前品官墓葬出土的三彩都還沒有來自兩種不同作坊的例子，除了甘肅秦安葉家堡唐墓同時具有粉白胎三彩俑（可能來自河南）與紅胎鎮墓獸（可能來自西安）的兩種作品。最後，關於各地出土相近作品的情形，謝明良認為可以將唐代跨省區的物流評價得比較好，許多東西會在很多地方販賣，像江西修水唐墓的三彩可能是從洛陽過去的，湖北李徽墓的鎮墓獸是鞏義樣式，江蘇揚州和山東也有很多河南的作品，以東亞區域來看，日本、朝鮮半島也出土不少來自河南的三彩，陝西醴泉坊的東西說不定也到過日本；途徑為何可以再討論，但總之通販的狀況可能比之前想像得要更活潑。
最後的綜合座談時間，三位講者、主持人及兩位與談人也進一步討論各種議題，包括唐三彩出現的動因；不同工藝技術、材質的等級差別與三彩的定位；不同地域作坊卻有驚人相似性的三彩，背後的產地、範、官樣、物流運送等問題；甄官署、官營作坊、官方對明器尺寸的規範……等等，光是這些提問本身便為唐三彩的研究作出非常重要的提示。在近乎一小時的精彩的討論中，有趣的疑問與觀點橫飛，就如與會者們所笑談的：「越深入研究，卻發現有待解決的問題衍生越多」，而這也顯示隨著過去一百年考古資料的累積以及學者們的鑽研與辯證，我們對唐三彩的了解已推進到更深入與細緻化的階段。
註：關於「唐三彩」的定義，目前的共識是指稱七世紀中期到八世紀中期的多彩鉛釉陶器。八世紀中期以後的三彩作品，一般會以「中晚唐三彩」稱之
更多內容請參閱《典藏讀天下·古美術》2015年4月號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特別展：黃金時代——17世紀的唐物（
文│重富滋子 譯│王怡文）
普魯士宮殿裡的「中國」：一套柏林皇家御窯的餐瓷（林俊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