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把許壽裳視為自己35年的摯友，許壽裳也稱魯迅為平生諍友。
但這倆人在思想上是很不同的，這導致了他們在個性上的差異。他們常常在侃侃物談時見解各異，於是互相繃起面孔沉默著，奇怪的是在稍稍沉默以後又會歡快地交談起來。
魯迅曾說：
「季茀（許壽裳）他們對於我的行動，儘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
這種在友誼上的互相堅守信賴，促使他們在政治上能同舟共濟，生活中風雨與共，推誠相見，心心相印。
他們之間「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凜然是見」。這種「求之古人，亦不多遇」的堅實感情基礎，使他們結成了生死不渝的至交好友。
01
1902年，魯迅與許壽裳相繼東渡日本，進東京弘文館學習，魯迅在江南班，許壽裳在浙江班。
到東京的頭一天，許壽裳就毅然剪去了辮子。魯迅也是江南班第一個剪掉辮子的人，他還特地拍了一張「斷髮照」送給許壽裳，照片背面題有一首充滿愛國激情的七言絕句：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不約而同的斷髮舉動，就是他們35年戰鬥友誼的開端。
此後，他們一起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一起讀背嚴復譯述的《天演論》，一起探討中國國民性的問題，一起參加反清革命組織光復會，一起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
「血存軒轅」的政治抱負，使他們的赤子之心在異域緊緊地聯結在一起。
1909年，魯迅與許壽裳相繼回國，一同執教於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在驅逐學校監督頑固派夏震武的「木瓜之役」中，他同仇敵愾，團結全校進步教員向浙江省提學使提出集體辭呈，並搬出校外，以示決絕，最後迫使夏震武辭職。
在歸國後與封建勢力首次短兵相接的交鋒中，魯迅與許壽裳並肩戰鬥，志亦彌堅。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魯迅與許壽裳懷著對辛亥革命的熱切希望，又同就職於教育部。魯迅省興奮地說過：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他們白天則同桌辦公，晚上則聯床共話，共同協助教育總長蔡元培改革教育，推行「新學」。
不久，辛亥革命成果為袁世凱竊取，面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的動蕩不安的時局，他們迎著復闢的逆流，一起反對袁世凱稱帝，一起重新探索拯救危亡祖國的新道路。
1925年初，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為驅逐校長楊蔭榆，爆發了轟轟烈烈、曠日持久的女師大風潮。魯迅與馬裕藻、沈尹默等六位教授，聯名在《京報》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
魯迅的這一行動，激怒了總長章士釗，他呈請段祺瑞執政府，免除魯迅教育部的職務，企圖迫使魯迅就範。
許壽裳聞之怒不可遏，他與齊壽山在《京報》聯名發表《反對章士釗宣言》，聲言「章士釗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不顧面臨失業的困境，誓與魯迅同進退，共患難。
接著女師大被北洋政府強行解散，學生們沒有屈服於淫威，便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重新開學。魯迅出席了開學典禮，他熱情鼓勵學生們說：
「我相信被壓迫的決不致滅亡，但看今天有許多同學教員來賓，可知壓力是壓不到人的。」
並宣布自己義務授課，主動提出將課時增加一倍。
許壽裳在失業後經濟困窘的境遇中，為響應好友行動，身兼校長、教務長兩職，又親為學生講授兒童心理學，集校務、教課於一身，不受分文，不辭勞苦。
在這場艱險的鬥爭中，魯迅與許壽裳大義凜然，攜手並進，誓作受迫害的進步學生的堅強後盾，使他們的友誼迸發出更加奪目的光輝。
02
1926年，震驚國人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激憤之情久久不能平靜，他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並接連奮筆撰寫了《「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等匕首似的雜文，讚揚中國女子的「驚心動魄的偉大」，聲討北洋軍閥和幫閒文人的兇殘和卑劣。
但同時他又總結了這次大流血的歷史教訓：
「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
這些情文並茂，感人最烈的偉大的抒情文，激起了許壽裳對當局的萬丈怒火和對為國捐軀的死難學生的痛悼之情。他為死難學生料理喪事，甚至十餘天夜不成寐，只要「眼睛一閉，這場地獄便出現」。
不久，魯迅與許壽裳同被列入段祺瑞執政府密令通緝的黑名單，被迫避居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此後因政治環境的日趨險惡，他們就先後離京南下。
1927年初，魯迅和許壽裳在廣州又復聚首，共事於中山大學。他們先共居校內大鐘樓，後移居校外白雲樓，朝夕相處，相見忻然，追憶逝去的戰鬥歲月。
但廣州的革命營壘內部潛伏的嚴重危機，又使他們對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
可怕的預感果真來臨了，這年4月12日，當局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將無數的革命者推入血泊。
時隔三天，「四一五」的腥風血雨又瀰漫廣州，一時間，大批革命群眾被綁架，受酷刑，遭屠殺，血流珠江。
當天下午，魯迅出席並主持各系科主任緊急會議，竭力營救被捕學生，但無結果，回歸白雲樓，魯迅不發一語，不進晚餐，悲憤之情已達頂點。
不久，為抗議當局的暴行，魯迅憤然辭去中大一切教職，卻被連續三次退回聘書。
許壽裳深為摯友的正義行動所感染，再次不顧失業的威脅，與魯迅一道辭職。
廣州一別，他倆便各奔東西。
許壽裳為生活奔波於南京和北京，魯迅定居上海，開始他後期光輝戰鬥的十年。
他倆雖然不能像以前那樣朝夕相處，但許壽裳每次南返探親，途經上海，必定去魯迅寓所往訪。
當時魯迅身處白色恐怖之中，又遭通緝，處境十分艱險，心情多有創傷，但在許壽裳同情、正義的共鳴下，常常得到熱情的支持和莫大的安慰。
1933年6月，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遭特務暗殺，報界盛傳魯迅也將不免，但魯迅並不畏懼，仍決定參加楊杏佛的入殮儀式。
這天許壽裳正好在魯迅家裡，他說：
「那麼我們同去。」
他們冒著大雨，一同奔趕會場。事後，魯迅感慨地說：「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批評「語堂太小心了」，讚揚「季是去的」，並為自己有許壽裳這樣一位難得的生死不渝的好友感到自豪。
魯迅與許壽裳不僅在政治上能密切合作，肝膽相照，而且在日常瑣事上也能親密相處，情同手足。
魯迅與許壽裳都酷愛書籍。東渡日本時，因經濟拮据，他們相約，彼此買書不重複，相互借閱。回國以後，他們代為購書，墊付書款，從不斤斤計較。
魯迅回國後，曾要在日本留學的二弟周作人為許壽裳代購之書，書款均由魯迅按月匯寄。
當時，魯迅正在故鄉紹興府中學堂任教，收入微薄，常常入不敷出，有時不得不變賣家中剩餘田產。在經濟如此困窘的情況下，魯迅仍為許壽裳代付書款，一再表示「此款今可不必見還……力尚能及，可不必寄與也。」
許壽裳為人忠厚，常以寬厚仁慈之心度人，時人戲稱他為「白頭嬰兒」，因而常被偽善者的假象所蒙蔽而吃虧。魯迅批評他「人甚老實，但他對於人之賢不肖，卻不甚瞭然」，並時時為之操心。
蔡元培的從弟蔡谷青渾名「俅男」，曾與許壽裳友善。但此人好善揚人短，魯迅擔心許壽裳上當吃虧，接連去信忠告。
1934年，許壽裳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重用之人，有「將來翻臉不相識之敵人」，魯迅為老友前途擔憂，批評他「人甚誠實，而缺機變」，規勸他要警惕偽裝進步的人，萬不可輕易委以重任。
事雖瑣屑，卻感人至深。
03
1918年初夏，許壽裳的夫人沈氏在南昌病故，魯迅即致函唁：
「夫人逝去，孺子良為可念……人有恆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僕為一轉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此意久不語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
老友之間，一反普通弔唁之類的客套話，而是直秉誠意，言辭深刻。
1936年，魯迅不幸逝世後，許壽裳聞之失聲痛哭，悲痛之情「有逾尋常，心輒尚沈不定」。
時因公務在身，不能去滬為魯迅執拂送殯，即給許廣平發去唁電：
「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分哀痛，豈僅為私，尚望善視遺孤，勉承先志。」
1937年1月，許壽裳假期南歸，途經上海，特地去萬國公墓魯迅墓地敬獻花圈，以申哀弔。歸途吟成《哭魯迅墓》詩一首：
「身後萬民同涕，生前孤劍獨衝鋒。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鍾。」
感情至深，催人淚下，表達了對生死不渝的摯友的痛悼之情。
為籌備出版《魯迅全集》，許壽裳四處奔走， 他還多方募集「魯迅紀念文學獎金」，積極籌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來悼念這位中國新文學的偉大奠基者。
抗戰勝利後，許壽裳到了臺灣，從事臺灣文化的復歸和重建工作，並且在臺灣大力宣傳魯迅，這也為他惹來殺身之禍。
1948年2月18日，許壽裳在臺灣被害，享年66歲。
他為宣傳魯迅而殉難，死得光榮；他為追求真理而獻身，死得壯烈。他與魯迅在長期並肩戰鬥中孕育起來的生死不渝的友誼，為後世傳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