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的構造為社會的意識形態者，對城市規划進行個人化幹預，對公眾則扮演形式方面的說服角色，就其自身之問題與發展則是自我批評角色；這中相互關係對抗——在形式研究層面——在建築「對象」與都市組織之間：這些是建築上『啟蒙運動辯證』恆常周期性出現的主題。」
——曼弗雷多·塔夫裡
在過去的二十年之中，若依照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轉變，分析義大利版本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就必需聯繫上威尼斯學派的貢獻，特別是其類型學的研究途徑與批判的歷史分析。在觀察義大利的具體情境之時，除了一群引人注目的建築師的文獻與作品之外，在他們的左近，還有一群建築批評家與歷史學家，提供了有創見的、較有理論建構能力的歷史詮釋，包括馬西洛·卡西亞裡（Massino Cacciari）、喬吉奧·西歐奇（Giorgio Ciucci）、法蘭西斯科·達爾科（Francesco Dal Co）、安東尼奧·佛斯卡利（Antonio Foscari)、馬裡奧·馬裡瑞——伊裡亞（Mario Manieri-Elia）、保羅·摩拉奇洛（Paolo Morachiello）、曼弗雷多·塔夫裡（Manfredo Tafruri）、喬治·提蘇（Georges Teyssott）等等。在他們之中，曼弗雷多·塔夫裡，一個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的建築史家，是其中最主要、最具領導作用的角色。而且，塔夫裡式的「歷史的計劃」（historical project）可以當成是他們在一般理論方向上最具有深度的突破。
曼弗雷多·塔夫裡於1935年生於羅馬，1960年於羅馬大學獲得建築學位。他曾在羅馬﹑米蘭﹑巴勒莫大學教授建築史，也曾在蘇聯和美國等地講學。自1968年起，塔夫裡成為威尼斯大學建築學院（the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IUAV)的教授，主持建築史研究室（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此外，他也是安德瑞亞·派拉底歌（Andrea Palladio）研究的國際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塔夫裡是一個有生產力的批評家與歷史學者，他研究的範圍極為廣泛，至少涵蓋了下述相關題材：
（1）一般性的現代建築史與近代批評（with Dal Co,1976/1979），以及特殊性的進步的﹑前衛的烏託邦歷史（1969，1973/1976）：威廉·摩裡斯（William Morris）思想與建築中的社會主義（1963）；丹下健三的作品（日本的現代建築）（1965/1982）與勒·柯必意（1984）；美國的建築與城市歷史（與Ciucci,Dal Co,Manieri-Elia合著，1973/1979），如紐約五人團（1976）﹑摩天大樓的興亡﹑菲利普·強生（Philip Johnson）與約翰·伯吉（John Burgee）水晶大教堂（1980）；蘇聯的城鎮規劃史（1973）以及俄羅斯的形式主義；魏瑪共和國的社會民主城市（1974）；奧圖·華格（Otto Wagner）(1981)維也納社會主義的住宅計劃案（1982）等。
（2）義大利建築。由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的建築（例如，菲利普·布魯涅內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Tafuri,1969a)，建築的風範主義（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建築）（1966a），到義大利建築師，像裡昂·巴提斯塔·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1979c)，法蘭西斯科·伯洛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965a,1966b,1972a,1979d)，喬凡尼·巴提斯塔·普內尼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976a,1977b,1979d,1987b)，吉瑟普·特蘭尼（Giuseppe Terragni）(1977a)，魯多維哥·郭若尼（Ludovico Gegotti）(1980c)，馬裡奧·費奧蘭提諾（Mario Fiorentino）在考味爾（Corviale）之IACP集合住宅（1981d）以及一完整的，由戰後1944年到1985年之義大利建築史（1986/1989）。
（3）威尼斯歷史。涵蓋政治﹑科學﹑城市﹑建築物等相互編織起來的層次，以及建築師之間的競爭（1969b,1981/1982;1983;with Oscari,1983;1984,1986/1988）。
（4）建築的表徵與其形式(1980d,1982b)。
（5）理論的論辯與方法論上的擬議（1968/1970/1976/1980,1976,1977,1979/19801986）。
事實上，有個關於塔夫裡的理論論述（Tafurian theoretical discourse）的特徵必須在此先提：塔夫裡可說是經由其專業實踐——在每一件陸續發表的主要著作中——來發展其理論架構（Croset,1984：52）。他持續地精煉其歷史方法，界定批評家一史家的角色與任務。這種塔夫裡式的論述可以經由威尼斯學派形成的國際脈絡，經由戰後歐洲氣候中的社會與政治土壤著手了解。回溯塔夫裡「歷史的計劃」之精煉過程，其立場與見解的轉變說明了塔夫裡知識之旅程：1969年前後的轉移（LIorens,1981:85）劃分了60年代青年塔夫裡的研究途徑與其後期的意識形態分析，以及，其最近對史學方法上的嚴謹要求。
六零年代整合在卡薩貝拉（Casabella）團體中的青年塔夫裡。由於歐洲強悍的左翼勞工之階級運動曾共同面對反法西斯的鬥爭，因此，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主要的歐洲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是以福利國家的新面貌粉墨登場的。一般而言，戰後歐洲的脈絡由社會民主制的福利經濟，伴隨著美國支配的馬歇爾重建計劃（1948-53），以及擴張的世界經濟等元素所組成，這是歐洲被美國的經濟所恢復活力的方法。義大利半島特殊的情境是，自從1948年義大利大選之後，基督教民主黨就成為支配性的國家權力，其合法性之基業未受到挑戰長達二十年之久。在義大利的建築論述建構過程中，存在於古典前衛主義﹑老學院派與官方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對抗﹑妥協與有爭議的關係，以理性主義運動（Rationalist Movement）與「米蘭900」的失敗而告終[1]。這些事情徹底暴露了前衛主義的政治弱點。面對義大利戰後資本主義的脈絡，前衛主義已無能反應社會現實，於是也被要求重新界定其專業角色﹑任務與設計方法（LIorens,1981:84）。在老的學院派之外，在對歷史與現代性方面有兩種不同的新研究途徑。其一為有機建築學會（APAO），以布魯諾·柴菲（Bruno Zevi）為代表。另一條路線則為郭若尼（MSA團體）以及恩奈斯託·羅傑斯（Ernesto N.Rogers）(BBPR團體)所領導。他們都同樣地向歷史尋求支援，然而卻訴諸不同的研究途徑。前者之有機建築取向將歷史視為一種自然的力量，也未經由對過去的一種細緻纖巧之意識來經營設計，以求在形式創新上有所助益，而後者則要求經由對建築形式的精煉來對過去再做檢查（LIorens,1981:84）。
我們必須對第二條趨勢進一步追溯。由1954年到1964年，在羅傑斯的指導之下，一個新的世代與卡薩貝拉一同成長了起來，在義大利文化中扮演了一個知識領袖的角色。他們至少包括了貴都·堪尼拉（Guido Canella）﹑維多裡奧·葛雷高蒂﹑阿多·羅西﹑吉瑟普·沙莫那，以及塔夫裡等等（Gregotti,1968:56;Portoghesi,1980/1982:40）。由於學院往往是社會資源分派有限的場所，因此卡薩貝拉所鼓吹的方向也就容易涉及教育制度與機構中的權力鬥爭。義大利建築學院的教師在老的學院派領袖與新的世代之間的對搞是嚴酷無情的。在1948年以後，除了在威尼斯大學的建築學院中的進步教學嘗試之外，老學院派可以說是完全控制了整個義大利的建築機構（Gregotti,1968:46;Tafuri and Dal Co,1979:417）。
在1936年，沙莫那到了威尼斯。與義大利其他的建築學校大異其趣，威尼斯變成一個被魯西阿諾·西默蘭尼（Luciano Semerani）稱為「放逐的學校「（1984：4）。布魯諾·柴菲﹑伊格蘭濟奧·卡迪那（Ignazio Gardella）﹑法朗哥·阿比尼（Franco Albini）﹑卡洛·史卡帕(Carlo Scarpa) ﹑喬凡尼·阿斯丁哥(Giovanni Astengo) ﹑路多維哥·貝吉歐胡索(Lodovico Belgiojoso) ﹑魯西阿諾·西默蘭尼﹑吉安卡洛·狄卡洛 (Giamcalo de Carlo) ﹑卡洛·莫安尼洛﹑以及曼弗雷多·塔夫裡等等，都先後加入了威尼斯建築學院的教授團。
在這個時期中，塔夫裡的歷史寫作與沙莫那的作品（1971/1986，1929/1986；Semerani,1986），葛裡高蒂的作品（1968，1986，Tafuri，1982），羅西的作品（1966/1982，1983）等等，高度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連繫上丘裡歐·卡洛·阿岡（Giulio Carlo Argan）(1963)論建築類型的文章。雖然每個人在不同的層次上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他們的作品基本上互相平行。所以塔夫裡的歷史寫作可以當作是一種在更大的理論模型中把他們放到一起，以及是在一個歷史架構中來評估與定位這種趨勢的一種嘗試。我將試著經由其作品﹑疑旨與哲學基礎來簡述在這段時間中的塔夫裡式的理論論述如下：
塔夫裡的第一本書是關於魯克維哥·郭若尼（Tafuri,1964）——這個運動的開拓者，以及羅馬學派（the Roman School）最令人矚目的建築師之一（Tafuri and Dal Co,1969:395;Gregotti 1986:49）對這種歷史取向的運動，塔夫裡寫道：「驕傲地宣稱自主性的語言為傳統的元素所組成，它與布爾喬亞文化無關，像似歷史的光採般出聲，這歷史不是一個下層階級，也不是一個向上運動階級的歷史，而是一個被壓迫的﹑卑微階級的歷史：它更類型化﹑一種民間傳統﹑在所有健康寫實的考慮之外。」
這個歷史的主題，即使在塔夫裡第二部作品中仍繼續著——日本的現代建築（1965/1982）。它在三條線索上展開：
（1）設計過程與其方法；
（2）城市為提供建築寫意的脈絡組織；
（3）建築語言為象徵溝通的工具。
在他們之間，設計方法似乎成為主要線索（LIorens,1981:84）。對塔夫裡而言，這似乎成為歷史學者的任務了，以至於能連繫歷史的分析與建築教學，貢獻於理論與實踐間的連結。這也就是說，歷史分析需針對設計過程中的原創性操作與方法論層次上的發展潛力全力以赴，做出貢獻。正如湯馬斯·勞林（Thomas LIorens）精闢的分析，這種歷史傾向貫穿了青年塔夫裡那段年代中的所有作品。由卡薩貝拉上對修正的理性主義的辯論開始（Aymonino et al.,1964），塔夫裡的第三本書是關於風格主義（1966）兩篇關利伯諾米尼的文章（1965，1966b）一本關乎人文主義的書（1969a），一直到另一本關乎威尼斯建築師傑可伯·沙那維諾（Jacopo Sanavino）(Tafuri,1969b)，這個在設計理論中的歷史研究之類型方法（typological method）像理論論述一般潛藏在塔夫裡的作品下面。甚至塔夫裡在1969年之後轉移了他的研究途徑，這個主題仍然在其1972年發行的另一本有關伯諾米尼的書上可以找到（LIorens，1981：85）。
勞林論塔夫裡文章中最精彩處的其中之一為：勞林指出了類型學了疑旨（typological problematic）與唯心論藝術史的黑格爾假設之間的哲學關連。塔夫裡針對「現代運動與過去的方法論之間的決裂，源於對建築師作品所產生的一種非直接控制的新方法引入後所造成的決裂。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在歷史上第一次謹慎地假設一種有美學創造力的內在元素，而非一無所有」。（Aymonino,et al.,1964）。塔夫裡的主要觀點是「控制參數」（control parameters），即，在設計過程中的一般規律。在設計的操作過程中，塔夫裡假設：某些規律建構了「象徵的形式」，它在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展現以及控制形式。雖然塔夫裡的興趣並不在於這些「象徵形式」與社會整體之間的交流，而是在於設計過程本身中所形成之行動，他對形式的早期觀點仍然關乎恩斯特·卡西爾（Ernest Cassirer）與歐文·潘諾夫斯基的「象徵形式」之「角度」，關乎路奇·伯裡昂（Luigi Pareyon）之「構成」（formation）(Konrad Fiedler)的「純粹視覺性」之結合。這些觀點的康德主義根源說明了塔夫裡還未曾完全拒絕其青年時期之傳統黑格爾式的意識形態。這些唯心主義的觀點也提供他一個經由設計理論的類型學方法來連繫歷史分析與設計方法的幻覺。這是卡薩貝拉團體﹑威尼斯學派﹑或「設計方法」團體們，在不同的立場上卻共同特有的普同的哲學基礎（LIorens，1981：85，93）。換言之，他們嘗試經由專業實踐來連繫社會﹑歷史的團體。
1969年之後的意識形態批評。在60年代的美國以及歐洲，一系列重要的社會運動粉碎了福利國家自由主義與親成長聯盟(progrowth coalition)對整個政治﹑社會的安排。精確地說，這是政治﹑社會的危機影響了經濟機制，它最終激起了經濟危機(Castells,1980)。在60年代末，所有社會的﹑政治的壓力聚集於一點：包括強悍的勞工運動﹑社會針對集休消費的都市社會運動﹑反文化運動﹑以及國際關係的轉人。
（1）勞資間的鬥爭。一般而言，1968年五月運動之後，社會運動的烽火點燃，廣播各地。特別是，1960與1974之間，義大利勞工對資本家提出了種種實在的要求，造成利潤急劇下降（例如，1969年義大利工廠中的奧託諾·卡多（Autunno Caldo）事件）。
（2）針對集體消費的都市運動。都市運動包括了：住宅動動（例如，義大利的房客聯盟（tenant union），自由主義的工會SUNA與激進工會UI；為爭取國宅而動員等等），對搞都市更新的運動，爭取交通運輸之運動（例如，1970年代的威尼斯），為了公共服務的價格與品質的運動（例如，1973年石油危機中的義大利情況）。
（3）反文化運動：婦女運動﹑違建運動等等。
（4）新國陸軍關係。第三世界的崛起﹑越戰等等。此外，都市社會運動始於1968年革命之後。1968年五月的運動，並不是都市運動，而是個一般性的社會運動。然而在這之後，運動是以空間領域為基地，基中於都市之課題。人們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動員起來。即使馬克思主義也一時失去理論的容量來指導社會運動（Castells,1983b:299）。這不僅僅是歐洲文化的危機，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在義大利，意共（PCI）試圖處理在1968之後來自學生與知識分子的批評。所以官方的馬克思主義與來自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能夠在PCI中共存（LIorens,1981:94）。然後，特別是在義大利，在70年代，圍繞著工人階級，一個新的社會集團（social bloc）形成了。一個高度豐富多變的義大利都市改革按照不同的社會﹑政治脈絡被執行實施了。在這個脈絡中，塔夫裡在1969年左右轉變了他的理論研究方向。
一方面，《建築的理論與歷史》（Theorise and History of Arcjitecture）(Tafuri,1968/1970/1976/1980)之中，塔夫裡前階段的﹑支持建築實踐的歷史方法仍夾雜在結論的理論架構裡，例如，類型批評的史學工具主義與卡西爾﹑潘諾夫斯基﹑韋伯等觀點間的夾纏。另一方面，在此書中，塔夫裡不但提出以意象做為批判的後設語言之建築之角色與價值上的錯亂，而且指出操作性批評（operative criticism）的理論問題——操作性批評不可避免地加諸近代的標準於古代之上。簡言之，操作性批評從事的是意識形態的再生產，而不是創造歷史，提出歷史之診斷（historical diagnosis）。建築批評必須由對建築形式的分析改變到對形式外貌形成限制之所有脈絡組織的批判。所以，歷史研究變成「建築意識形態的批評」，以找出建築是什麼，以及建築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歷史意義。這與早期之賀龍·巴赫德（Roland Barthes）《神話學》的意識形態批判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事實上，將建築視為一種被歷史地限制了的，以及制度上功能運作的學科，就是一種政治的批評，即使是種間接的政治的批評（Tafuri,1968/1970/1976/1980:236;1978）。
勞林曾經指出塔夫裡式的論述之整個發展過程的特徵，可以在《建築的理論與歷史》一書再版修訂的過程（1968/1970/1976/1980）中發現。在1970年義大利文第二版說明中，塔夫裡拒絕了官方馬克思主義﹑馬庫色學派﹑庸俗社會學﹑進步的建築師等等。就像沒有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只有一種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批判那樣，吾人不能「預期」一種階級的建築（一個解放的社會之建築），而可能的只有引入一個對建築之階級批判。他拒絕了前衛建築師與操作性批評的史家在知識上的取向，剩下的是歷史批評的解秘任務。這個立場在一篇「Per van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1969)發展出來，它是塔夫裡主要的著作《建築與烏託邦：設計與資本主義之發展》（Architecture and Utopia: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3/1976)的基礎。雖然檢驗現代運動的歷史遺產是塔夫裡早期的研究方向（另一個是類型學分析）（Tafuri;1963），這個主題對現代建築的個案做建築的意識形態分析，以解秘前衛與革命的關係，在十年之後的《建築與烏託邦》中才得以實現。簡言之，建築被視為建構一種烏託邦的意識形態，它為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所支配。這個基本的理論前題——建築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或多或少假設著：意識形態的連結被化約為錯誤的意識（Bois,1977:122;Dunster,1977:210;;LIorens,1981:86;McLeod,1985:10）。
這種建築的意識形態分析在塔夫裡兩本與他人合作的著作中獲得了完全的發展：《現代建築》（Morden Architecture）(with Dal Co,1979)以及《美國的城市：由內戰到新政》(The America City:From the City War to New Deal)(With Ciucci Dal Co and Manier-Elia,1973/1979),以及散見許多發行量廣大的文章中。
最後，一個嚴格的歷史方法在70年代末終於形成了（Tafuri,1977;1980）。追溯由普內尼西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建築本身像制度一般被貫穿，成為一個既定時期的意識形態障礙物，關乎在既定時間中之知覺與心象結構。塔夫裡試圖去了解「建築的語言」，然而卻不經由一種純粹的語言學的分析去打算重鑄作品的知識脈絡。歷史被塔夫裡視為一種生產﹑一種意義的生產，一種解構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論述之中，「歷史既是被決定的，又是決定性的：它被自己的傳統，被其分析的對像，被其採納的方法所決定，以及決定它自己的轉化，一如它所解構的現實。」（Tafuri,1979/1980:56）。
此外，他在威尼斯之建築與城市中，在贊助者﹑專業競爭﹑政治﹑科學辯論的張力之間應用其方法（Tafuri and Foscari,1983;Tafuri,1983,1984）。迄今為止，在其皇皇巨著：《球與迷宮：由普內尼西到1970年代的前衛與建築》（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1980/1987)的導言之中，塔夫裡的史學方法呈現了一種理論的重編組與理論的嚴謹。所以，以下的分析，大部分的材料都將以這部較能代表塔氏理論架構的著作為基礎。
按照勞林的分析，在塔夫裡持續不輟的每一本著作中，其精煉歷史寫作過程被刻畫為「順流而去，挾泥帶沙，將其流經區域的養分一一保有「（ILorens,1981:93）。例如，如我前面所擔，現代建築歷史遺產的主題是在其後繼之工作中才逐步完成的。甚至，在歷史寫作的風格上，在其議論之中存在的不是英美傳統的線性思維邏輯，而是「朝向遙無但不是經常能識別的目標射擊「（P.94）。如同賀龍·巴赫德之寫作方法，塔夫裡在歷史﹑社會學﹑哲學與新聞報導中抽取原料，收集在其寶匣之中，以備特定情況而用（P.93）。經的敘述是「加諸於其上」（superimposed）而非「融合」。事實上，對應著1968年以後馬克思實踐哲學與方法論（Tafuri and Dance,1981:7）。塔夫裡式的歷史計劃，不僅僅受惠於阿爾都塞所提供的一般基礎，義大利史學家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與安德瑞阿諾·伯裡斯培利（Adriano Prosperi）的微觀歷史，賀龍·巴赫德式零度寫作與神話學所開展出來的意識形態批判，米歇爾·福科（Micheal Foucault）的系譜學/考古學，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之解構，而且奠基於亨利·羅伯·齊默（Heinrich Robert Zimm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洛伊德﹑尼採甚至海德格爾的早期傳統之上，不容易限定塔夫裡式方法論混合的邊界：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以及尼採與弗洛伊德之思想。這就是所謂在後葛蘭西的義大利土壤上之「後馬克思主義「的塔夫裡立場。
二十年前的義大利，現代建築與近代城市的歷史研究完全仰賴於二手與三手的資料與文件。現在，這種難以忍受的情境已經改變了，全世界沒有任何地方的建築史學術成果在理論創新的建樹上能超過義大利（Hancock,1980:469）。曼弗雷多·塔夫裡與其同僚的貢獻是造就了這個成果的主要力量。威尼斯學派在對於陳腐的﹑保守的，在社會運動中所催動的反省風潮下動搖的主流建築史論述而言，提供了一條不同的替代性選擇。尤其是對有理想的第三世界留學生而言，若有志於建築歷史與理論，今天的威尼斯大學建築學院已成為他們心目中新的取經地了。
（作者單位：臺灣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所 原文發表在《社會批判理論紀事》第二輯）
[1] Gregotti,1968:33,36;Tafuri and Dal Co,1979:294;Portoghesi,1980/1982:34-35,Zevi,1981: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