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中遴選一位全才的話，那麼郭沫若定然是不二人選。論詩歌，《女神》的橫空出世，讓其一躍成為新詩的奠基者；論話劇，他的《屈原》《棠棣之花》是歷史劇的扛鼎之作；論古文字，憑《卜辭通纂》《甲骨文字研究》他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甲骨四堂；論歷史學，他的《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名滿天下；論書法，他的行草遒勁灑脫，「郭體」堪稱一絕。
除此之外，他在考古、器物、藝術等方面均有建樹。毫不誇張地說，任何一個人倘在某一領域達到郭沫若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冊，而他竟行行精研，面面卓越，其非凡的才華著實令我們驚嘆。
然則與主流意識所推崇的文壇領袖、偉大革命家等無比正面光輝形象迥乎不同的是，郭老的民間形象相當複雜：政治上趨炎附勢，感情上拋棄妻子，學術上爭議不斷，人格上奴顏婢膝。
在現當代文化史上如郭沫若這般毀譽參半者實屬罕見。古人講知人論世，我試著從郭老晚年的封筆之作《李白與杜甫》中尋找些許端倪，也許可以略窺一代文豪的心路歷程。
自白信還是獻媚書？《李白與杜甫》於197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是一部「揚李抑杜」的翻案之作，自出版之日起就爭議不斷。本書的正面價值在於用大量有力的事實考證還原了李杜的生活，較為客觀地評價了其文學成就。
尤其在對李白的論述方面，書中有頗多獨到精闢觀點。其最大爭議在於郭老一改前人對於「杜甫是人民的詩人」的傳統認識，將老杜重新定義為「代表地主階級利益」「門閥觀念濃重」「貪圖功名利祿」「享受地主奢侈生活」的詩人，讓無數讀者啞然無語。
本書的第一個爭議就是寫作初衷，坊間傳聞是迎合上意。1958年1月，在為大躍進作輿論準備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在遊杜甫草堂時，毛澤東以不甚欣賞的口吻，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
毛澤東尤其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領袖態度既出，在獻媚心理的驅使下，郭沫若寫成此書。
夏志清在《重會錢鍾書紀實》有言：「郭沫若為什麼要寫貶杜揚李的書(《李白與杜甫》)，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錢鍾書言，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寫了此書。」此言更加坐實了郭迎合上意的目的。
然而夏志清對大陸統治者頗有微詞，對現當代文學更是成見很深，不喜歡郭亦在情理之中。錢鍾書自負清高，善於譏諷揶揄他人，更兼文人相輕，其嘲弄郭沫若更是順理成章。所以夏與錢之言不能完全取信。
我們不妨看一下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所言：「唐詩中我最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這本書出版於1926年。可見郭沫若自小就不喜歡杜甫。
1962年郭《讀<隨園詩話>札記》有言：
實事求是地評價杜甫，我們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杜甫是封建時代的一位傑出詩人...這樣評價杜甫，並不是貶低了杜甫...把杜甫看成人，更覺得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聖』，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
應該說，郭沫若內心也許對杜甫並無多少成見，畢竟他也曾對杜甫給予「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這樣的公正評價。
因此，我相信郭老寫此書並非全部出於迎合上意，這與他一生的性格命運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在我重溫此書之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看法：
《李白與杜甫》與其說是學術專著，毋寧說是郭沫若的自白書。因為李杜分別代表了郭沫若的兩種人格。
郭沫若與李白：狂放與庸俗李白代表郭沫若的精神追求：狂飆猛進，清高不羈。為其表象。
書中所言：李白是大財主的兒子，有兄在九江經商，有弟在三峽營業，可不用多說。他的身體也本來十分強健，別人說他目光如虎，炯炯有神。他喜歡騎馬射箭，擊劍蹴球。他喜歡打獵，能一箭射中雙鳶，射穿雙虎。在年輕時分，他還曾經同人打架.
郭沫若的前半生與李白十分相似，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
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後棄醫從文，投身文學創作，詩集《女神》名動一時。後參加北伐，參與南昌起義，「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風頭之盛，一時無兩。
李白入長安，被賀知章驚為「謫仙人」，入皇宮，唐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郭沫若五十大壽，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沈鈞儒、沈尹默以及蘇聯大使潘友新等人皆來祝賀。周恩來親自宣布郭沫若文壇地位：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即便郭沫若在書中對李白的批評，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他與李白的共性。
譬如熱衷於積極入世：
李白雖然號稱為「謫仙人」，其實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強烈的……例如，對於諸葛亮，他曾經這樣說過：「恥學琅琊人，龍蟠事躬耕。」（《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隱居》）又如，對於謝安石，他也曾經這樣說過：「莫學東山臥，參差老謝安。」（《送梁四歸東平》）這些都表明著：他的熱衷於用世是怎樣強烈。
積極入世是盛唐時期甚至是整個古代社會所有文人士大夫的共同志向與首要選擇，浸淫儒家思想的李白正是因其一生不改的報國赤子之心而感動你我。平心而言，李白對於諸葛亮、謝安等人，內心是極度歆羨的，在他的許多詩歌中都有反映。所謂偶爾揶揄，不過是李白狂傲清高式的袒露而已。
李白年輕時曾寫《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其中言明自己的志向：「……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可見，做宰相、成帝王之師是李白的抱負。管仲、晏子、謝安與諸葛亮等人都是所謂「定國安邦」的風雲人物，李白以此自比，其胸懷不言自明。
郭沫若的積極入世之心更是顯而易見，早年加入國民黨，投身蔣公門下，解放戰爭以後更是迫不及待加入共產黨，成為黨在文化界最忠誠最無私的宣揚人與歌頌者。
譬如「摧眉折腰事權貴」：
李白在被賜金放還後，對於別人也在請求援手。有時顯然有點不擇對象。他有一首《走筆贈孤獨駙馬》，和《贈崔侍御》第二首是同樣性質的詩……單從詩面看來，李白與孤獨明之間的「青雲之交」。事實上是標準的勢利之交，正如李白自己慨嘆過的「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然而李白卻不惜低首下心地向這樣的人請求援手。
唐代文人士大夫拜謁名流以求顯達本就司空見慣，王維因得岐王引薦給公主而一舉奪魁，杜牧因太學博士吳武陵激賞而高中進士，白居易因文壇前輩顧況相助而立足長安。由此看來，李白此舉實屬平常，然則讓人頗感意外的是李白的數次自薦效果皆不理想，如《上安州裴長史書》《與韓荊州書》以及這次都是泥牛入海，杳無音訊。
相對於李白，郭沫若的自薦更是不勝枚舉。1927年，蔣介石清剿共黨，郭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痛罵蔣「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1937年流亡回國，為謀取政治地位，立刻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發表《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大加頌揚。蔣不予理睬，郭趕緊拜見汪精衛，終謀得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廳長職位。
譬如政治頭腦不發達：
由於安祿山的叛變，黃河中下遊的地主階級倉皇南奔，又出現了晉代永嘉南渡的景象...李白在自比謝安，以為「談笑」之間便可以掃蕩胡塵。自負得有點驚人，樂觀得也有點驚人。
李白政治思維欠發達是歷來研究者對李白的詬病所在。其實我們考究歷史就會發現，太子李亨與永王李璘皆是受玄宗「制置」安排，所謂「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永王李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簡而言之，李亨負責恢復黃河流域，李璘負責恢復長江流域。
本來兩兄弟都是按照皇命調兵譴將，誰料李亨無視父皇之命，擅自稱帝，並且汙李璘為叛逆，起兵討伐。作為李璘幕僚的李白自然不可避免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所以我們可以說李白不諳政治鬥爭，但不能抹殺他的愛國之心。
郭沫若呢，在政治方面左右逢源，建國後迎來了政治生涯的無限輝煌：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通過這一串的職位，我們不由暗自吃驚：郭沫若作為一介文人能在仕途上青雲直上，確有過人之處。相比之下，李白兩入長安，均無功而返，晚年參與永王李璘之亂「世人皆欲殺」，其悲慘境遇由此可見。自是不能與郭相媲美。
杜甫代表郭沫若的現實訴求：忠心報國，兢兢業業。為其本心。
郭沫若的後半生與杜甫「頗為相似」。杜甫終其一生「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即便是安史之亂各地官員如王維者皆望風而降，人微言輕的杜甫依舊堅守本分，心念故國朝廷。
郭沫若呢，建國以後，徹底成為宣傳大喇叭，時時刻刻遵循最高領袖的指示，為社會主義事業奉獻自己的一生。
郭沫若對杜甫的每一句批評仿佛都是一種自我反省，每一句痛斥杜甫的話仿若一把雙刃劍，刺疼了讀者，也狠狠刺傷了自己。
先看題目：
杜甫的階級意識，杜甫的門閥觀念，
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
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終身嗜酒。
九個題目中的前六個清一色的貶斥色彩。
我們逐一來看，杜甫的階級意識。郭老開篇直言：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治階級服務的。緊接著，郭沫若開始攻擊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吏》《三別》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三吏三別」原意是杜甫批評統治者窮兵黷武，同情廣大百姓。郭沫若卻認為：
「詩人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對於受難者一味的勸解和安慰。故詩人的同情，應該說是廉價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
「這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和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
郭老這些論斷是很值得商榷的，安史之亂嚴格意義上是唐王朝為維護統治抵禦外侮的平叛戰爭，頗有制止分裂、抗擊異族野蠻侵略的正義性質，由是除國家正規軍外，許多地方民眾同樣自發組織上陣殺敵。郭沫若簡單武斷地把這些人民形象一概視之為「馴善」的「綿羊」，實難服眾。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原意是杜甫借茅屋被秋風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經歷抒發內心感慨，體現憂國憂民的思想境界。然而在郭沫若的筆下：
「詩人說他的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地來說，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候比起瓦房來還要講究。」
杜甫寫此詩時剛剛經歷顛沛流離，定居成都草堂，儼然就是極度貧寒的生活現狀，郭沫若卻死扣字眼，渲染三重茅草來論證杜甫是徹徹底底的地主階級，令人啞然。
倘我們去深究郭沫若的生活，他的待遇可比杜甫要優渥得多，作為文閣中唯一一個沒有被打倒的文人，郭老住在恭王府，住在什剎海附近的故居，碩大的院子裡一篇篇歌功頌德的詩詞歌賦飛出。試問一下：郭老代表的又是誰的利益？他又何曾走訪民間，深入基層，了解百姓的酸甜苦辣呢？
中間兩句「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這麼兩句，原本就是一群嬉鬧的兒童惡作劇而已，可在郭沫若看來卻全然不是：
「使人吃驚的是他罵貧窮的孩子們為『盜賊』」；「貧窮人的孩子被罵為『盜賊』，自己的孩子卻是『嬌兒』。他在訴說自己的貧困，他卻忘記了農民們比他窮困百倍」。
本詩最出名的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原本是表現杜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博愛情懷，可郭沫若卻抓住「寒士」一詞大做文章。
「詩中所說的分明是『寒士』，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麼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呢？」
「寒士」字面意思當然是貧寒的讀書人，但是總覽全詩，杜甫心中所念又豈止讀書人？郭老以「寒士」之論而將杜甫歸為人民的對立面，實在是牽強附會。
杜甫對天下寒士尚且有博愛之心，可是郭沫若對同時期的文人知識分子卻表現出有失一代文豪風範讓人大跌眼鏡的舉動。
小說大家沈從文於1930年發表《論郭沫若》一文，耿直的「鄉下人」沈從文直言不諱地說：
郭沫若是一個詩人，情緒是詩的、動的、反抗的，但寫小說不行，他沒有這個本事，因為他不懂得節制，不能節制的結果就是廢話。郭沫若只適合寫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紙通電。
初出茅廬的文壇後輩敢如此「詆毀」風頭正盛的郭沫若，郭豈肯罷休。1948年大局鼎定之際，郭沫若展開了對沈從文的報復，他寫下《斥反洞文藝》一文，將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人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們是「桃紅色」反洞作家的代表，說
「他們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文化領袖的文章一出，註定了沈從文後半生的悲慘命運，一代文學大師最後被流放到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去了。
這難道就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情懷？這難道就是呵護廣大群眾的行為？
關於杜甫的地主生活，火眼金睛的郭老透過杜甫的隻言片語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生活極其富裕的地主詩人：
「園裡有上千株的果樹，無論如何，應該是一位莊園主了。」
「這詩充分表明了杜甫對於生活要求的過高標準。」
「一百頃公田的耕作是要費大量的勞動力的，想來不外是租賃給農民而收取賦稅。」
「杜甫還養了將近一百只可以治風溼病的烏骨雞。」
「要之，杜甫的生活，本質上，是一個地主的生活。他有時也窮，但是屬於例外。他是以門閥的高貴自矜許的人。在年輕時裘馬輕肥，在偃師縣有陸渾山莊，在長安的杜曲有桑麻田，在成都有草堂，在夔州有果園。」
當然，還原杜甫的正常生活自是無可厚非，但是過分誇大事實就值得深究了。且不說郭老得出的結論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即便如其所言，作為生活在盛唐中唐時期的官宦之後，有些家底與積蓄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難道杜甫要一貧如洗，家徒四壁才能擔負得起「詩聖」這樣的稱號嗎？
在那樣的歷史局限下，杜甫一介小官吏能真真正正體味民間疾苦，客觀記述百姓戰亂生活，這樣的詩人難道不值得我們欽佩嗎？倘若對照李白「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的生活水準，杜甫簡直是「貧下中農」了！
關於杜甫的人品問題，郭老萬分鄙視：
「把一位飛揚跋扈、在國難期間窮歡極樂的地方軍閥，竟公然毫無保留地歌頌起來。」
「哥舒翰在天寶十五年正月失守潼關，向安祿山投降了，稱安為『陛下』，並願意為之招降納叛。沒有見效，為安慶緒所殺。杜甫的追捧，不是太無知人之明了嗎」
郭沫若呢，在1967年6月一次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討論會上慷慨激揚歌頌江青：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的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臺充滿著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對比杜甫，郭沫若的稱讚豈不是更加肉麻？更加過分？更加無知人之明嗎？
郭老在書的最後，舉了一個不太出名的詩人蘇渙造反的例子來反襯杜甫的愚忠與毫不作為。並且得出結論：
如果要從封建時代的詩人中選出「人民詩人」，我倒很願意投蘇渙一票。
經過郭沫若嚴密論證，重重圍剿，一代詩聖最終淪落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與利慾薰心的愚忠者。
雙重人格：浪漫不羈與跪倒強權很多人會有不同意見了：既然李杜代表的是郭沫若兩種人格，為何他要厚此薄彼呢？其實很簡單：郭沫若效法李白之個性而不能，終其一生心嚮往之；厭惡杜甫之愚忠而難脫，自始至終身陷精神牢籠。
李白與郭沫若都是積極入世之輩，不同的是李白有平交王侯的自信與氣魄，一生傲岸苦不諧，「未嘗一日低顏色」、「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飛揚跋扈之態自然不為權貴所容。
郭沫若雖羨慕李白的生活方式又不甘心如李白那般在仕途上一無所獲。於是在毛與周的「授意」下迫不及待接過了「文化領袖」的大旗，為新生政權搖旗吶喊。
毛對郭的態度其實較為曖昧，如果說玄宗對李白是「御手調羹」式的無比崇拜到「此人固窮相」式的「賜金放還」，那麼毛對郭顯然是完完全全的把控與利用。而郭呢，寧肯被「倡優蓄之」，亦不舍離去！
對於杜甫，郭沫若竭力將其塑造成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封建君主的愚忠者，可他自己卻不知不覺中陷入了『杜甫陷阱』，愈強詞奪理證明愈彰顯了自己的證據不足與內省怯懦。
他批評杜甫貪戀權貴庸俗難脫，卻不知他自己對權欲的嚮往更加直接赤裸；他苛責杜甫愚忠愚孝，卻不知自己對領袖的盲目崇拜與杜甫如出一轍；他痛斥杜甫是為統治階級服務，遠離百姓生活，卻忘了他自己身居高位與人民早已脫節；他在文中一再批判杜甫對宋玉的過分褒獎，卻不知他自己不知不覺間已成為宋玉式的政治幫閒者。
進一步講，也有人會覺得郭沫若之所以貶低杜甫，源於他自知沒有杜甫「致君堯舜」的抱負與輔佐聖君的能力，所以以醜化杜甫來為自己開脫，甚至對於同時期很多文人的打壓亦有此心態。
郭沫若的矛盾心理折射出他的雙重人格：嚮往浪漫，拜倒強權。
對胡適，《女神》轟動文壇之際，胡適表示激賞之情，生性浪漫熱情的郭沫若當即跑到胡適先生跟前，抱住胡適親吻，並聲稱胡適是自己的最尊敬的人生導師。然建國後，毛下達了「批胡」指令後，郭沫若帶頭對胡適展開了瘋狂的批判，其言辭之激烈令人震驚。
對魯迅，早年間他狂傲不羈，激揚澎湃，全然未將文壇前輩魯迅放在眼中，一篇《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給魯迅三條罪狀：一是魯迅是「封建餘孽」，二是魯迅是「二重反革命」，三是魯迅是「法西斯蒂」。魯迅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
然魯迅一旦被中共樹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領袖，郭沫若的口徑立刻來了一百八十度轉彎：
「從前有人歌頌孔子說：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未有孔子，孔子之後也無孔子。我們可以說：大哉魯迅！魯迅之前未有魯迅，魯迅之後有無數魯迅！」
其追捧程度讓人錯愕不已。
拜倒強權的根源除了崇拜，更多的是恐懼，郭沫若的愚忠其實來源於接近權力中心高處不勝寒的張皇失措與面對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時的心驚膽戰。毛在建國後的種種行為使得郭沫若的信仰與良知發生了重大的偏離，他不知道國家前景如何，亦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
他沒有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傲骨與膽識，又不願效法老舍等人投湖自盡寧死不辱，加之他身居要職，無法像錢鍾書季羨林等人隱忍苟活消極遁世。所以他只能緊跟變化莫測的形勢，亦步亦趨，小心翼翼。
新文化運動時期，浪漫主義代表郭沫若寫下傲視寰宇的《天狗》：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世界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全世界能量的總量。
在這氣壯山河的咆哮中，郭沫若儼然尼採附體，成為一個包容宇宙、自然與上帝的頂天立體的超人。在超人眼中，沒有是非對錯，只有英雄與強權，所以他崇拜改天換地的毛澤東，為背著千古罵名的商紂王與秦始皇做翻案文章。
文閣伊始，郭誠惶誠恐：「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其子郭世英被中國農業大學造反派綁架關押，命懸一線。郭沫若當晚要參加一個周恩來組織的宴會，夫人於立群再三懇求，要他向總理求救。誰料郭沫若在總理身邊坐了一個晚上，始終不曾開口。
幾天後，噩耗傳來，郭世英被造反派反綁著從三樓的窗戶扔出，當即喪命，肝腦塗地。於立群痛不欲生，痛罵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頭不語，半晌才吞吞吐吐說：「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之後，他又寫檢討書，檢討自己沒有教育好兒子。
除此之外，郭文、閣前後的詩詞文章同樣令人五味雜陳。1976年五月，郭沫若在《水調歌頭》寫道：
「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五個月後，四人幫粉碎，1976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郭沫若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這兩首詞，平心而論，藝術性上毫無可取之處。郭沫若原本可以保持緘默，當他亟不可待要表忠心，獻熱忱，結果兩首拙作貽笑大方。
郭世英在被反動派批鬥之前，曾望著郭沫若的背影說：「他是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四十多年過去了，倘若有一句話評價郭老，恐怕郭世英的這句最為言簡意賅。
郭沫若的悲哀，首先是時代的悲哀，在文閣那樣的顛倒黑白、是非扭曲的時代，郭沫若不可避免被捲入濁流，難以自保，最終成為犧牲品。
我無意為郭老開脫，只是對其深表同情。倘若郭生活在和平盛世，也許會寫出更多有分量的佳作，作出更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而非炮製出一堆奉承之作，徒留後世罵名。
令我們稍感寬慰的是，我們現在政治癒發清明，再不會出現那樣人性扭曲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的瘋狂歲月，也不曾誕生官方推舉的所謂文化領袖。儘管現代很多人自稱某某大師，上海等地也為某些文化名流成立大師工作室，但在愈加多元化的時代，公道自在人心，大師終究跳梁小丑。
最後我們對比一下兩個十年（1926—1936與1966—1976），會發現第一個十年，魯迅們不避刀劍，直面黑暗，為萬民發聲，為社會進諫，寫下無數撼人心旌的佳篇。第二個十年呢，很多人要麼沉默不語，要麼全部跪倒在強權之下，搖身一變成為政府的鷹犬，狺狺狂言。
當我們在欽佩魯迅的偉大時，也不得不感慨民國的寬容。放眼國外，史達林殘暴統治時期，蘇聯亦有索忍尼辛，肖洛霍夫等知識分子在比郭沫若更艱難的情況下堅守良知與底線，堅持良心寫作，堅持提出自己的意見。因為在他們眼中，真理比官職更重要，良知比榮譽更珍貴。
任何時代，社會都需要一批堅守良知的真正的知識分子，需要一群「真的猛士」！而絕非孜孜於權位，汲汲於名利之輩。能接納不同意見的人是成大事者，能包容知識分子的社會才是文明的社會。
初稿：2017年10月
修改：202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