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是日本著名的大企業，旗下有三個產業：影像、演劇和不動產。影像包括電影、電視劇的製作，演劇則側重於歌舞伎座的運營和演員的經紀事業。
而作為松竹演劇業重頭的歌舞伎，近年來也越來越有「大眾化」的趨勢。松竹社長迫本淳一順應這一潮流，再開京都南座，收益也與以前相比節節攀升。
在迫本淳一看來，松竹存在的理由只有兩個：一是將日本文化發揚光大，使其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二是對日本不同時代人群的需求做出判斷，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從經營者的角度，您怎麼看待松竹與歌舞伎之間的關係？
迫本：從前輩們留下的業績來看，可以說沒有歌舞伎，就不會有今天的松竹。這些年對於松竹來說，歌舞伎隨著愛好者的增加也的確有所創收，但在歌舞伎低谷時期，我們只能用電影、房地產來彌補這部分的營業收入。歌舞伎演員無時無刻不在嘔心瀝血地為如何展現出一部好戲而奮鬥，而松竹能做的無非就是為他們提供一個舞臺、一片天地。
歌舞伎發展至今，歷經四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是老百姓們的民間藝能，也是見證日本發展的標杆。在松竹介入歌舞伎發展歷程當中後，我們便以統籌各座各流派之間的相互關係為目標，追求歌舞伎的整體性，以期能夠共同進步、共同發展。
現如今，電視與網絡的普及給我們帶來了更多元化的娛樂方式，在這樣的潮流當中，歌舞伎的整體性、柔韌性、規範性才是傳承過程中的重要坐標。
歌舞伎是日本非物質文化遺產，松竹卻將它帶入了商業運營的軌道。應該如何權衡這兩者的利益關係？
迫本：如何衡量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定奪，說到底取決於顧客、市場供給與需求趨勢。對於所有肩負文化傳播這一重大責任的企業來說，傳統文化是否該商業化、是否能夠商業化，永遠都是值得深思的課題。相信不但中國是這樣，日本是這樣，全世界都曾面對或正在面對此類問題。
不是每一顆鑽石都會寄託一份愛情，成就一段佳話。因為很多散落在大眾文化塵埃之下的傳統文化，即便有其深厚底蘊，也需要梳理成形、重新包裝，才會使人眼前一亮，再次恢復所謂的往日輝煌。
歷史留給我們無數文化財富，與其說創收，更多的應該是如何使消費市場接納，如何創造出可持續的發展空間，這才是我們作為企業的首要任務。
話雖如此，企業的發展理念與戰略之間的關係猶如人的精神與行為之間的關係。從商業角度來分析，「叫好」與「叫座」這兩者可以排列組合成四種可能性：叫好又叫座當然是理想狀態、最高境界；不叫好也不叫座說明決斷錯誤、操作錯誤；不叫好但叫座是企業生存之計，可以摸索，不斷改進，拓寬未來市場；而叫好不叫座，有時也要堅持，因為那是企業的生存之道，理想在前方，腳下只有路，想要不走彎路，與將來接軌，方向就顯得尤為重要。
2017年3月你們於中國北京開展了「松竹大歌舞伎北京公演」，作為主辦方，松竹在這次公演當中感受到怎樣的中國？
迫本：這次北京公演是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表達中日友好關係為目的，而且得到了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全方面資助。
從整體效果來看，可以說松竹傳達了想要傳達的境界；從藝術傳播角度和世界和平角度來看，這次公演無疑是一縷陽光、一個文化層面的契機，為我們今後更進一步與中國共同合作、共創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次公演對於我們也是一個挑戰，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們並不是十分了解中國人心裡對歌舞伎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印象，所以要借用這次敲門磚，摸索我們以後需要努力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方便中國觀眾理解內容，我們改進了以往只有字幕的形式，配備了耳機解說，達到了音形義統一。
雖說歌舞伎愛好者對歌舞伎的詮釋十人十色，各不相同，但在這種非日常性空間當中大家都不是用知識用大腦用理性去判斷，而是用氛圍用五官用感性去體驗，對我來說這是歌舞伎的最大魅力。
歌舞伎之所以可以發展到現在並不是單純因為歷史人物的豐功偉績，也不是因為故事情節，更多的是因為歌舞伎的自由性。它可以與各種流行文化要素結合，也可以創造出更多新興娛樂。
在中國市場我們首先要明白，中國觀眾可以準確清晰地理解歌舞伎作為國粹的古典美，那麼下一步就是如何表達歌舞伎的自由美。希望有朝一日，在日本上演的歌舞伎《航海王》也能展現給中國觀眾，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歌舞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