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門》導演收官作，講述城管和地攤王的終場戰事

「這是我告別20多年紀錄片生涯的一個機會，喜歡我片子的朋友，我們就此別過，再見了，謝謝大家。」

8月20日晚，紀錄片《城市夢》在京舉辦了一場超前觀影活動，導演陳為軍因故缺席，他在映前短片中真情流露，向到場觀眾這樣作別。

陳為軍是一個關注中國現實的紀錄片導演，在二十多年的從業生涯中，拍出了《好死不如賴活著》《為什麼貧窮？》《出路》《生門》等紀錄片，視角瞄準教育、生育等中國人日常關心的話題，雖不算多產，卻每每都能給觀眾帶來不同體驗。

即將上映的《城市夢》拍攝於2014年，彼時陳為軍身體欠佳，原本以為無力完成創作，但經過4年的後期製作、兩年的審查之後，終於迎來了作品上映。

從製作來說，《城市夢》的時間跨度較大，波折也不少。或許正因如此，它的定檔也堪稱火速。據該片的製片人戴年文介紹，《城市夢》上個月拿到龍標，兩周前獲得了公映許可證，便立即定檔，將在8月28日院線上映。

作為提前看到本片的觀眾之一，我體會到了這部難產影片中的諸多不易與誠意。

有嚼勁的「鬥法」

近年來，關於城管和地攤販的衝突新聞屢見不鮮，城管在其中往往以「惡人」形象出現，而地攤販則因處於弱勢更易獲得人們的同情。久而久之，人們對這兩個群體形成了一定的固有印象：城管總是「暴力執法」的，地攤販總是唯唯諾諾的。

但碎片化、情緒化的新聞顯然不足以概括事件的全貌，我們無法從中得知衝突爆發前雙方經歷的博弈，也很少關注到那些合規執法的城管們，一語概之成為常態。

在這種輿論環境下，《城市夢》客觀出發，對城管和地攤販長期的追蹤拍攝無疑具備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片對拍攝對象的選取頗有意思。地攤販王天成一家是河南農村人，十幾年前來到武漢，舉步維艱之時受到了當地政府的幫助，以魯磨路的一個電話亭為落腳點開始了地攤生涯。從最初的小打小鬧，逐漸發展成集水果、雜貨、衣物為一體的地攤中心，並憑藉老爺子多年的「鬥爭經驗」與城管軟磨硬抗，成為這條街上名副其實的「地攤王」。

但是，時代在改變，武漢的城市規劃正如火如荼，王天成作為地攤販中的「領軍人物」，自然就成為了當地城管局的重點關注目標，而王天成也勢必要為了一家人的飯碗保護地攤，一場交鋒已經在所難免……

這是人間的悲愁，卻是紀錄片的絕佳觀察對象。王天成是地攤中的釘子戶，有一定的群體代表性，而城管部門也已經與他打了十幾年的交道，可謂知根知底。《城市夢》的拍攝團隊兵分兩路，一路人馬跟拍王天成，另一路記錄城管。

兩相結合之下，不僅讓這部紀錄片有了故事片般的嚼勁，也順勢為觀眾揭開了城管與地攤「鬥法」中的一角。

王天成一家的策略簡單粗暴：橫。他們利用了王天成70歲高齡和重病纏身的特點，對執法的城管輕則辱罵，重則施以巴掌，拒不配合城管局的任何工作。

城管們也充分考慮到了他們的實際情況，希望能為他們找到新生路，以此進行勸退。為了搞清王天成家的經濟情況，從而匹配安置方案，他們出動了便衣進行收入調查。

這是影片中最具喜感的一段：便衣們找來了「北大青鳥」的廣告傘，與王天成的水果攤相鄰而坐，用P、L等字母作為記錄代號，通過人流量估算水果攤的收入。

除此之外，王天成一家碰頭商量對策的場景、城管們開會討論措施的畫面，都比較詳實地反映了這場長達一年多的「鬥法」全程，讓人看得頗為過癮。

誰是弱者

事實上，在本片中並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弱者。又或者說，他們都是弱者。

王天成一家從表面來看絕對屬於弱勢群體，背井離鄉來到武漢，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丁點立足之地，又要面臨被剝奪的危險。

更何況，王天成年老多病，已經患上了心肌梗塞，妻子的健康狀況也不容樂觀，兩個人一天光吃藥就得花掉一百多塊錢。兒子年輕時在工廠做工，被機器壓斷了一隻手，除了擺攤似乎別無他法。家中的唯一光亮就是正在上初中的孫女，她自出生後從未回過農村老家，如果家裡的攤位停了，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就是她的教育。

這就是王天成一家的「理」，為此，他們的弱勢在鬥法中變成了強勢。

城管則是兩頭弱。一方面，城市要發展，政府有嚴格的進程規劃，他們必須在要求時間內保質保量的完成任務；另一方面，地攤販不理解，他們需要時刻承受來自這些人的怒火。

「地攤販是生活的弱者，我們是工作的弱者。」一位城管這樣說道。

不過，如果僅僅停留於城管與地攤販，那該片原來的片名《拔釘記》可能更貼切一些，但通過二者的衝突，《城市夢》實際上完成的是進城一家人的現實刻畫。

老人與城市格格不入，本能求生被視為異類；兒子扛著家庭奔跑，一刻不敢停歇；孫女接受的是城市教育，從肉體到思想都已經回不到農村。

在他們的城市夢中，那個維繫全家生計的地攤是最重要的支點，所以才會拼盡一切地保護它。城市在飛速發展，他們也愈加迷茫。

陳為軍導演以往作品帶給人們的痛感延續到了本片中，讓人不自覺地跟隨影片中的主人公思考。

王天成一家從農村來到城市，紮根的第一步很大程度得益於別人的同情，這也是他們上的第一堂課。因此，當安身立命的本錢遭遇威脅時，他們同樣希望獲得同情來求得生存。但城管給他們上的第二堂課是服從管理，才能真正紮根。就像那位局長所說，「我們要做的不是感動他們，讓他們服從管理才是目的。」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紀錄片有真實、客觀的特點，但在以人為主角的情況下，能夠保留多大的真實性我們無從判斷。畢竟當攝像機對準地攤販和城管的那一刻，雙方的行為多少會摻雜一些表演。但它仍然是有價值的，起碼給予了人們平時在新聞中看不到的充沛細節。

【文/午言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