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續出版和將出版的老政治犯回憶錄中，有部同樣以真率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賴丁旺回憶錄》。[1]賴丁旺和陳桑相差一歲，生在臺南楠西村，作為貧家子弟，他更細緻地了講述了日據後期農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個孩子也只有兩個有得穿；還有習武結社的鄉村習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陣」與地方勢力、日本人的關係。頗可與陳桑的回憶對照。
1920年代生發的臺灣新文學，以殖民地現實揭露與文化啟蒙為職志，鄉村社會是主要題材，1930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來越嚴厲的鎮壓和管制，讓新文學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盧溝橋事變後，陳桑喜歡讀的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人的小說，即便仍以鄉村故事寄寓對殖民地問題的思考，都難以正面處理鄉村的民族與階級衝突（除了楊逵寫於1938年的《模範村》）。就此而言，陳桑和賴丁旺的回憶錄，正是了解皇民化時期的鄉村實景的可貴材料。陳桑和賴丁旺的回憶都提到了他們的村莊之「偏遠」，賴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臺南市區以及海邊或平原上的村莊，有地利有交易。陳桑自覺殖民記憶的「城鄉差異和階級差異」，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經濟較好的鄉村，以及地主階層，才會對殖民時代有好感呢？以檔案史料、文學作品和口述回憶搭建一個多層次的途徑，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臺灣三十年前後，水利、發電設施的修建，農地產出的提高，讓一般人在資源掠奪式的殖民地經濟發展中，仍能維持生活；小學教育普及率在日據後期達到８－１４歲兒童７０％就學，高等教育方面，有條件讀書的臺灣人被限制有刺激不穩思想之虞的文法學科，卻頗有機會入農林醫各類專門學校，習得一技之長。如此，生產力的提高、導向明確的殖民教育，配合嚴密的警察制度，得以維持所謂社會秩序的良好。這大概是陳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陳桑的父親這樣的地主階層，會對「日本時代」抱有好感的原因。這也意味著一種滲透於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識形態的建立。1937年後戰爭逐漸破壞了生產和生活，但意識形態的鬆動要複雜得多。陳桑在高雄中學被日本同學欺負，由歧視喚醒民族意識，這是殖民地人，特別是受教育者覺醒的常見形式。他曾請求父親給自己轉學到臺南二中（以臺灣子弟為主的中學，「總督府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1945年改名「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如果在那裡，陳桑自問，是不是他也會成為一個「讀書就好」的順民呢？階級是事實，階級立場卻是主觀能動性。如果不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從雨豆樹下走出的陳桑，大概難以這樣得見殖民地生活的城鄉差異和階級差異。1949年後國民政府通過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體系，以及以儒家為底的道德倫理規訓，完成一套新的意識形態管控，卻與日據時代的殖民意識形態具有本質的連貫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腦中有個警備總署」。之後反體制運動和解嚴，也不曾動搖從日據時代確立的「知禮守法」和現代化價值。或也因此，雖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經驗來建構「我族」的認同政治，不那麼有效了，卻不妨礙它以「多元文化」的名義，轉為從官方到民間通吃的溫情懷舊，或曰「殖民地鄉愁」，如大熱的《海角七號》裡的日臺之戀，如建成文物景點的金瓜石日本員工宿舍；也不妨礙國民黨一樣鄭重紀念烏山頭水庫和八田與一，不妨礙文化界熱衷「跳舞時代」各種「現代化初體驗」。從學界的戴國輝、許介麟到陳桑，都曾用了各種資料和譬喻來破解殖民現代化建設的神話，「小偷為了偷東西帶了梯子來，離開時帶不走，我們就該感謝他帶來梯子嗎」。但人們似乎並不在意小偷的正義與否，而是這個梯子仍然符合當下的審美。而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日本殖民、國共內戰、兩岸分斷……或者沒那麼要緊關心，或者「尊重多元記憶」就好了。如果這是一種普遍的怠惰，那麼沿著殖民史觀批判，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推進殖民意識形態的反思。我想陳桑可以略寬心的是，也有許多為社會變革投身鄉鎮、社區等具體實踐的年輕人，「藍綠」魔咒不能再捆綁他們，則殖民地經驗也得以更清醒、有歷史感地對待。幾次訪談之間，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陳桑在一個信封上默了一首詩給我看：（所謂故鄉，是唱著悲傷的歌、從遠方想念的地方……）[2]「家沒了，地沒了，母親走了……小時候的同學，這些年也一個個都走掉了。十幾歲就離開家，故鄉就一直是遠遠想著才有。回去，什麼都沒有。但五甲尾是這輩子最無憂無慮的時候。」回憶即便有著強烈的現實戰鬥指向，它仍是個感性的力氣活，不時讓他陷入唏噓激動。他也從不迴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記，他記得許多日語詩與歌謠，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臺中農學院的日本老師對他的影響；日語，更是他日後閱讀馬克思理論、獲得中國大陸信息的重要渠道。這樣一種既有立場又坦然開放的殖民時代回憶，對於大陸理解臺灣的殖民地經驗和兩岸文化差異，當大有幫助。大陸人多有「臺灣人有日本情結」的印象——熱衷於報導臺灣政黨鬥爭的媒體與有功焉——也同樣難於了解這一經驗的複雜性。想到這裡，如果陳桑和賴丁旺的回憶能拍成電影，不會遜於《稻草人》或《海角七號》的有趣有味，一定會引發兩岸，特別是年輕人了解的興趣吧。2013年底，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落成了一個「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碑銘文寫著：「1949年前後，我軍按照中央關於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餘名幹部入臺，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1100餘人。」這是大陸官方第一次公開這段歷史。有雜誌報導：這是國共雙方綿延三十年的角力過程中，鮮有的中共在「隱蔽的戰線」上遭遇的沉痛挫敗，也陰差陽錯地開啟了島內的一段「慘史」。[3]
「慘史」指的臺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它當然不是「陰差陽錯」被開啟。可見「白色恐怖」於大陸人，還不如被藍綠政治捆綁的「二二八」來得熟悉。陳桑說，去大陸，曾有人問他，你是藍的還是綠的？他說：我是紅的。聽者嚇了一跳。從黨外運動到民進黨執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訴威權體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為反共意識形態並未改變，而對彼時運動分化、通過了臺獨綱領的民進黨來說，不分省籍的受難也無利於「國殤」建構。「白色恐怖」遲至1990年代才因六張犁公墓進入公眾視野，並不奇怪。「夏潮聯誼會」、「中國統一聯盟」等成立後，統左有了組織，也有意識地以報告文學、口述史、紀錄片等文化形式，以推開白色恐怖和冷戰的鐵幕，爭奪戰後歷史的論述權。（其實1980年代中期陳映真和藍博洲的作品都已開啟了這一工作。）近年來形勢悄然變化，隨著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的日益開放，政治打「省籍」牌已不是萬靈藥，民進黨也開始「看見」白色恐怖。而陳桑的回憶，一方面以「二二八臺獨起源論」為對手，另一方面，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親歷帶出了「人民」的視角：從日據時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臺灣人民反抗奴役、專制與腐敗的連續歷史。「從高雄到臺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樓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二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裡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三年後白色恐怖肅殺全面展開，我更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從容就義的最後一幕，也就是，由於二二八事件而拋棄「白色祖國」，走向「紅色祖國」的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陳桑和賴丁旺的講述裡，時時可以感受到一種屬於移民鄉村社會傳統的草莽氣息。賴丁旺回憶，光復後，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復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陣」，人們結社練武，交朋友，行俠仗義，「心裡很暢快」。陳桑雖然已經是讀農學院的「讀書人」，從幼年時就表現出來的機敏好勇，在這個才從日本軍隊的暴力和謊言中走出來的青年身上，更顯旺盛。「會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傳給了他。從憑著血氣參加「二二八」，到「認識到國民黨的腐敗不代表中國」、「為了建設一個公平、平等的新中國」秘密入黨，陳桑踏上紅色理想的不悔路。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的「潛伏在臺灣」是大肆抓捕的由頭；韓戰爆發、冷戰格局下得到美國的庇護，是大肆殺戮的背景。國民黨檔案資料中，被捕叛變的「中共臺灣省地下工作委員會」領導人蔡孝乾供認，當時發展的臺籍地下黨員900多人，大陸來的人數不明確，但一共被抓的黨員約1300多人。而據臺灣多年來官方公布或民間調查（至今爭議）的數字，被抓的人達到9萬（或說13-15萬），被處死的約9000人（或說1萬）左右。退守臺灣的國民黨再度「清共」，抓捕殺戮至於瘋狂——獅子的兇心裡都有兔子的怯弱，陳桑說，「他（國民黨）是太害怕了。」對死難者，許多人是通過陳映真、藍博洲等人的小說如《鈴鐺花》、《山路》、《趙南棟》，《幌馬車之歌》，或者電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為理想拋家舍子、義無反顧，甚至拒絕「感訓」從容赴死的革命者，從幾十年的壓抑歷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動人，可想而知。陳桑說，「判死刑的人，許多人是像陳映真小說寫的，視死如歸。他們選擇了共產主義，知道是掉腦袋的事。但那時候，共產黨在臺灣的力量薄弱，為了壯大，採取了比較寬的路線，凡是反對國民黨的，都爭取進來。所以有許多年輕人，有左傾或者同情共產黨的，還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有多少認識，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獄中，面對死亡的命運，不好受。」他停下來，「心有不甘啊。」陳桑自己在誤以為被叫出去槍斃時（實際是轉移），走在獄中過道上，天靈蓋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腦袋上面還有動脈」。也因此，無論外省人張伯哲對周圍人的關懷撫慰、上刑場時的平靜從容，羅東鎮青年馮錦輝與難友告別時溫暖如常的手，還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為陳桑一生的精神印記。回憶獄中生活的時候，陳桑的講述常常急促而跳躍，提到一個個人名，一個個故事，如斷簡殘編卻驚心動魄。許多人如武俠小說人物一樣來無影去無蹤，他所固執的，是想要為他看到的每一個生命的瞬間光華留下記錄。再之後，他嘆息復沉默，要講的是：「慷慨就義易，活下來難。」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發神經、成為告密者的悲劇，一方面，他見證了許多被牽連或無辜被抓的臺灣人，原不知共產主義為何物，卻在獄中走向「紅色祖國」。那些喊著口號赴死的人震動他們，「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對這些人，叫做「新生訓導總隊」的綠島監獄，的確是他們的新生之地、他們的「學校」。所以出獄後往來，他們互稱：「老同學」。有知識的教沒上過學的，英語，代數，幾何，什麼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國語。思想上的學習則冒著風險，他們利用監獄「政治學習」課上的教材：投降的共產黨理論家葉青寫的《毛澤東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澤東的話」，簡直有「為匪宣傳」之嫌。他們略其批判而讀。有人甚至偷偷抄下來藏在牢房裡，幾十個人因此被安上「暴動」的名字槍斃。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險做小抄，藏匿在廁所便池下的水泥地裡。伴隨這樣饑渴的學習熱情，還產生了「極左」和「修正主義」的派系。「極左派」攻擊較為知識分子型的，開展各種形式的獄中反抗，譬如多盛飯然後倒廁所裡，來消耗敵人的糧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細）的方式「打入敵人內部」，等等。回憶牢房裡的「鬥爭」，陳桑嘆惋：「極左」雖有熱情，但徒勞而已，甚至白白犧牲。「什麼都反抗」讓一整個牢房的難友受罰。十年間，母親路迢迢地來綠島兩次都不得接見，從此黯然不再來。有次，為了讓一個難友扮「狗仔」「打入敵人內部」，他們選出叫石滄柏的來做「被打報告的人」，結果石被隨之而來的審訊逼得「發了神經」。「是很勇敢啦！」陳桑不願對難友們批評，在那樣殘酷的處境中，即使是荒謬的反抗，也是種光亮，是活下去的意義。「老同學」多未親炙過大陸，在獄中，除了共匪毛澤東的思想，還有共匪的戰俘，帶來「紅色祖國」的信息。1952年10月，國民黨襲擊莆田的南日島，俘虜八百多名解放軍，軍官全被處死，士兵被送到綠島，編入「第三大隊」，成了與臺灣政治犯一起上訓導課的同學。陳桑印象深刻：他們很多人沒上過學，卻能認字，是在部隊學的；他們的軍官都死了，但在綠島，他們竟然摸清碉堡、機關槍的位置，策劃了搶奪補給船、逃回大陸或者上山打遊擊的「暴動」。颱風拖延了補給船，暴動失敗。曾經幫他們送報紙「國際版」的「老同學」也受到牽連，陳桑在內的一批「不老實」的政治犯趁機被整肅，與南日島戰俘一起押赴臺北的軍法處。時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島戰俘與臺灣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紅旗的國歌」。南日島俘虜最後都被槍決了。臺灣政治犯們，因為其中一人的父親賣掉醫院的奔走營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島的俘虜，大陸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們的事情。」考古學家張光直1949年也曾入獄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裡，記錄了與金門戰俘的兩次相遇。一段是在情報處監獄時，十來個解放軍戰俘，被允許與單獨關押的團長見面，一坐下來，他們討論的是「這一仗怎麼打輸的」，如同開戰後檢討會，連監獄的所長也在一旁聽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內湖「感訓」後，聽到一個國民黨教官對金門戰俘的「指導課」：教：（穿軍裝，二十出頭，可能已在軍校畢業）「你在這裡與原來的部隊有什麼不同？」俘：（穿俘虜裝，二十上下。剃光頭，華北農村中的典型老實人的樣子）：「不一樣！就像我走出走進營部的時候，還要給衛兵敬禮。看見了個官，又要敬禮。「教：「這是非常重要的『禮』。軍隊裡沒有禮貌就沒有秩序。給衛兵敬禮是尊敬他的守衛的職務；給官長敬禮是尊敬他比我高的階級。這是從三千年前孔子的時候就傳下來的。」俘：「我們那邊不敬禮，也照樣有秩序。看誰輪到站崗，點一個頭；我們沒有階級，照樣也有發命令的，有把命令接過來照做的。」[4]這特殊環境下兩岸接觸的吉光片羽，讓人聽來五味雜陳。195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軍隊，透露如此清新昂揚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舊世界。部隊是學校，除了識字，他們在具體的戰鬥中認識和實踐平等、秩序的新含義。這本是革命是的精神所在，也是建國後百廢待興的基礎。相應1950年代的臺灣，如內湖的小軍官所言，偷渡於「三千年前孔子的時候就傳下來的」仁義禮智信中的等級與規訓，正在重新整合臺灣的移民傳統和殖民地經驗，形成三十餘年戒嚴的基礎。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啞、消失了「左眼」的時代。但在獄中，疑似的共匪經過「訓導」，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當政者怎麼也想不到的。張光直在北京度過童年，日本佔領北京時，上學路上可見城外常常被八路軍扒開的鐵路；報攤上可買到偷運來的「解放區」的任何報刊。到臺灣後就讀建國中學，又受到國文老師——大陸來的地下黨羅鐵鷹的影響，以左傾學生入獄。一年後張光直終於被父親張我軍輾轉保釋出獄，即報考臺大考古人類學，走上研究「器物與古人」的學問之路。比他大兩歲的陳桑則繼續他的暗夜行路。白色恐怖施加於他們的，在未來，還要讓他們殊途同歸：在民族情感與社會主義信仰的問題上。總之，在綠島這所學校，從鬼門關走過一遭的人們成了「老同學」，完成了社會主義的啟蒙，奠定了對「紅色祖國」的嚮往。獄中學習資源局限，也無從實踐。無需迴避：作為臺灣左翼思想的殘存繼承，這一血脈先天不足。但他們所走過的是煉獄，有逃亡，有瘋狂，有為「激進還是修正」勢不兩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衛護的情誼。陳桑說，獄中每天24小時相對，彼此全無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學」的信仰中有無從撼動的情感。1988年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後，是以成為臺灣統派最堅定的母體。2010年我跟隨藍博洲去苗慄探訪當年地下黨最後逃亡的山區。陳映真曾以此寫下報告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2）：客家青年曾梅蘭苦苦尋找1950年代以「二條一」處死的哥哥的屍骨，終於讓六張犁公墓與白色恐怖浮出淹埋的歷史。陳映真隨之探尋1950年代撲殺的左翼青年中「覺醒的農民」，為何農民中之最「誠懇、正直」的會投身革命，且「一旦覺醒，英勇異常」——這是土地改革幾十年後，當代人難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則以出獄的親人為原型寫下小說《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地主出身而試圖解放自己的佃農的「寶將」，在小說中，只是一種因青春血氣導致的誤會，一場龍宮歸來猛然驚醒的悲情。陳映真的報告文學，每讀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嚎啕失聲，也不為失態」。但我們必得從這一情感重擊稍微抽離，來面對異議：那並不遙遠的歷史，卻已經要問「誰的記憶算數」。陳映真的敘述脈絡裡，臺灣人的紅色理想在光復前後有其階級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暫而具體的實踐。而朱天心對土改前鄉村社會的描寫，無疑更符合當代人的感覺：地主和佃農在各就其位的鄉村秩序中，大可能溫情脈脈。（這一想像分歧，與大陸社會近年來對土改歷史的翻案和爭議，頗有一比。）地主的良善與否自然可有別，但地主與佃農土地、生產關係上的根本衝突，卻不取決於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說中盡其可能地對「寶將」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與了解，已是人道主義話語面對歷史所能達到的進步。在苗慄，望著茂密山林和幽谷，藍博洲說，1949年開始的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黨漸漸不易得到農民的支持了。當年在苗慄山區逃亡的蕭道應等人試圖「重建」省工委，他對同志說：國民黨土改可能讓我們失去農民的支持，但我們還是要鼓勵他們去減租、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源遠流長，１920年代臺灣農民組合運動不曾做到，日據後期覺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陳桑，比如朱天心筆下的「寶將」，也曾想把家裡的土地分給佃農。諷刺地是，自己革命做不到，關在牢裡，卻被敵人做到了。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農民逐漸轉化為自耕農，與地主的關係得到緩解，也為1960年代工業發展提供了自由移動的勞動力基礎。從只管種地到只管賺錢，一樣的是莫問政治。這裡有個有意味的對照，中共在大陸發動土改時，不管是在抗戰和內戰期間以「打土豪、分田地」來獲得農民支持，還是建國初期新區土改的「群眾運動」，都極為重視這過程中鄉村結構的改變和「人的覺悟」。很多檔案和運動的觀察者，細膩地記錄了生產關係變化中人與人的關係變化、鄉村新政治形態的產生，比如「幹部」和「群眾」的關係，群眾的分化，暴力的問題等等。農民與政治的關係是被正向鼓勵的。1950年代，在臺灣的國民黨則有意以共產黨土改中的暴力為反面教材，正當化「自上而下」、和平贖買的方式進行土改，而其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讓農民安分守己。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實行並令社會長期喑啞的「民意基礎」。所以十幾年後「老同學」陸續出獄，無不感嘆從「小牢」到「大牢」，體制監控與民間歧視的無所不在。1990年代以來，以「走出白色恐怖」為號召的出版物，從官方到民間，所在皆是。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並不依賴「從吞恨到感恩」的劫後餘生心態。對罪行的控訴或有時盡，深入個體意識肌理的恐怖，才更難走出。第二次出獄後，在「民氣可用」的形勢下，丟失工黨這個陣地，是陳桑最感痛心之事。1970年代，他偷印禁書、與反對黨接觸乃至策反黃順興的行動，多是獨立、秘密進行，也不可能有什麼組織工作。到了他出獄後的1987年，《夏潮》、《人間》雜誌十幾年來凝聚的力量和影響，已有所積累，如果與社會民主派合作的工黨組黨成功，統左派將有一個真正的陣地，公開戰鬥的陣地。「那個勢，過去了就沒有了。」陳桑詳細講了他認為的造成工黨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許也會引起當事人或關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見。若以20餘年來各自發展的經驗，重新檢討這個「失敗」，是否能提供一個左翼各方實踐重新合作的想像呢？無論如何，陳桑認為，這是他們該給後輩的交待。比工黨的分裂更讓他揪心的，是「統」與「左」的分裂。陳桑認為，對改革開放後大陸社會性質的認識差異，是「統」與「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義、平等、窮人過上好日子的社會主義理想，還在嗎？陳桑為此大量閱讀有關中國革命的歷史材料，思考現實，得出大陸是「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仍朝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面。而臺灣戰後經濟和政治美國無遠弗屆的滲透，讓臺灣一度成了新形態的美國殖民地。因而，統一亦立是立足於反帝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基於此，陳桑認為臺灣社會的基本矛盾雖是階級矛盾，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卻是統獨矛盾。因此陳桑的回憶錄有著貫穿始終的對話對象：關於獨立的論述，和漸行漸遠的（不願意統或消極於統的）左派。臺灣左翼的光譜並不只是以統獨分，還有保釣左，毛派、學院左，運動左，道德左，假左，還有不願被歸派別的、進入臺灣社會變革的具體面向的新一代實踐者……那麼如何對待不贊成或消極於統一的左派呢？除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爭議，在其實踐領域內，還有怎樣值得聆聽的聲音？譬如對兩岸經貿往來模式偏於圖利資本的追問，對大陸「惠臺」政策的反省。外因要透過內因起作用，只有臺灣的農業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礎，大陸的「採購」和支持，也能成為可持續性的力量。何況，採購團若沒有站得穩的中間人，沒有在地組織——遠有臺南學甲蝨目魚、近有金鑽鳳梨的案例，「惠」的落實何其難。然而或許也是從這裡，可以重新構想統與左的攜手。特別是，在兩岸文化、學術的精英交流之外，如何打開兩岸基層民眾的實質交流？2014年3月臺灣發生的「反服貿」事件，無疑有政黨政治與冷戰格局的遺留或內化，但從臺灣的年輕人的表現看，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政治操作，其實已經越來越罩不住他們。大陸人無須對臺灣民主抱有什麼薔薇夢，但也無法輕鬆地以一句「學生哪有什麼主體性，只有被煽動的份兒」，而錯過與這一代青年以及他們所內涵的臺灣社會的深層矛盾的對話。所幸，新任國臺辦主任從臺灣「反服貿」得到的啟示是：「要全面了解臺灣，了解臺灣基層民眾的想法。」有時，陳桑會說：我的一生是失敗的，沒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陳桑的路，貫穿著一個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勇敢的人，不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堅定了統一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心無旁騖走到今天，而兩岸的往來，一直在以種種新問題提出挑戰。有誰說，自日據時代以萌生以來，臺灣左翼運動是一連串的挫敗史，看看20世紀的世界，又豈止是臺灣左翼。後輩只能踏著前輩的挫敗往前走，如果對「失敗」的檢討能推動兩岸共同進步，我想，該是陳桑最樂見的。回憶錄的整理，我也有幾點遺憾。首先是我不懂閩南語，陳桑用國語講述，先得經過他自己的一番翻譯。我的記錄又常需補足，這過程中一定失落了他的許多生動。這是我覺得遺憾和抱歉的。但我也相信，他的經驗僅只是最平白樸實的保留，都無損其價值。我盡力保留他的口語，希望能把他的氣息和氣概留在文字中。再一個遺憾是有關陳桑的愛人馮守娥老師的部分，馮老師故事的精彩動人、歷史內涵的豐厚，不遜於陳桑；而他們和兩個女兒一起經歷的，足可以另成一本書。但為了陳桑回憶錄的主題集中，只能留待他日。又，馮老師的個人回憶，此前曾有周芬伶整理，收在《憤怒的白鴿》一書中（元尊文化1998版）。感謝陳桑和馮老師，帶我走過這一程，兩年多前所聞所談，在今日仍是我的動力和思考資源。感謝呂老師和傑哥成全我的學習，無論資料還是實地踏訪，他們都是堅強後盾。呂老師身兼主持、外聯和校對，最為辛苦。感謝博洲大哥把多年訪談的資料、影像都複製給我；福裕大哥以豐富的經濟學知識幫我了解許多背景。感謝夏潮的同仁的幫助，其實他們比我勝任整理工作。感謝陳桑的大學同學林淵源先生接受我魯莽的訪談。最後，還要謝謝俊憲載我去五甲尾和高雄的踏訪和討論，最後，很重要的，是李中、鈺凌、美編瑪琍、琪椿、敏逸為出版所做的統合工作，她們不只是「敬業」，也是珍惜這一臺灣記憶，傾注了許多感情。因為她們，回憶錄才以這樣恰切的面貌問世。整理後記我借用「暗夜行路」，這是陳桑曾經想給回憶錄的名字，來自志賀直哉的小說。或許是覺得小說裡孤獨的思想探索終究太文人氣？陳桑最後用了「無悔」。我覺得，兩個詞語合起來，是對他的人生最好的描述。[1] 收錄於《綠島老同學檔案》，龍紹瑞整理，人間2013年出版。[2] 室生犀星詩作《小景異情その二》（1913）。[3]黃毅修、許智博：《潛伏在臺灣》，《南都周刊》2014年4月801期。[4] 張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