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天地》 王春華 原題為：《張學良槍決楊宇霆、常蔭槐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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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宇霆、常蔭槐是張作霖的老部下。張作霖被炸死後，二人不把少帥張學良放在眼中，並阻撓奉天易幟。是否殺掉楊、常，張學良佔卦問天，於是有了這篇傳奇。
對於50歲以下的中國人來說，張學良就像一個活著的影子，很少有人見過他，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讀者大都知道「奉軍易幟」和」西安捉蔣」的史實，但對塵封了大半個世紀的張學良處決楊宇霆、常蔭槐這樁歷史公案，普通讀者卻知之不多。就連一些歷史學家對此事件的真相，多年來也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楊、常事件」似乎成了世紀之謎。作者通過對有關歷史文獻及大量原始檔案材料的整理研究，並尋訪了為數不多的事件知情者，既尊重正史也比照了野史，對事件真相作了最新披露。
舊仇未報添新愁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接掌東北政局的少帥張學良年僅27歲。雖然當時的軍政要人表面上擁戴他，但很多人仍持觀望態度，特別是一些綠林出身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當回事，甚至居功自傲，一手遮天，尤以楊宇霆、常蔭槐兩人為最。父親在世時，視楊、常為左右手，二人均掌握著東北的實權，且關係極為密切。張作霖故後，二人經常飛揚跋扈，對張學良動輒訓罵，儼然以執父自居。每當張學良向楊詢問情況或發表主張時，楊都以斥責的口吻說：「你不懂，別瞎摻和，我會做決定。」
一次某官員求見張學良不得，只好找到楊。楊大怒道：「漢卿子承父業，如此下去，抽死得了。」(時張學良已有毒癮)遂帶那位官員到帥府問衛兵：「少帥何在？」衛兵答：「尚未起床。楊怒氣衝衝地來到張臥室外，使勁踹門並大聲嚷道：「我是楊麟閣，快起來，有公事。」
張急披衣而出，楊指著罵道：「老帥在世可不這樣，混帳東西，你若這樣，東北的事能幹好嗎？」張學良忍無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幹不了你幹！」
張學良委楊為東北軍保安委員會委員，楊拒絕，讓楊任黑龍江省督辦，楊嫌不稱心拒不受命；張又安排楊出國考察，楊更是不予理睬，竟說：「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每次談話都如「訓飭子弟」。他則整日在小河沿的楊公館內接待各地的官僚政客，對張的施政綱領指手劃腳，氣焰逼人，大有「今日天下捨我其誰」之勢。
1928年7月，南京政府派代表何成俊赴奉天談易幟之事，楊竟喧賓奪主，擅自致電南京政府，要求何成俊必須先在灤洲下車會談後方可赴奉。很多官僚政客見楊的勢力急劇膨脹，便對之極力巴結討好。楊公館一時成了東北政治中心。
大腦袋常蔭槐對張學良也非常藐視。在一次高級會議上因張稍頂了他兩句，他竟當場指著張的鼻子辱罵道：「鱉犢子，你懂個屁！」還常對左右講：「所有的車輛都歸我管，小六子算個雞巴，他管不了我！」楊、常二人結黨營私，大事小事都自作主張，很多事情都是先辦後再找張籤字認可。
如常蔭槐建山林警備隊，楊不僅從自己的軍工廠送去軍械，還向捷克訂了二萬支步槍。如此重大之事，二人均不事先報告張學良。當張查問此事時，常竟拍著桌子大聲說：「擴建林警隊我早就批完了，還請示什麼？」把張學良搶白得半晌無語。楊、常對待最高行政軍事長官如此，對其他擁戴張的元老則張口就罵、舉手就打，而鑑於楊、常勢力的急劇擴大，東北各地的元老們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暗地裡向張學良諫言。
張學良與楊、常的最突出的矛盾還是表現在東北易幟問題上。張學良站在樸素的民族主義的愛國立場上，主張易幟南京，統一山河，共御外侮；楊、常則竭力反對，原因是：一旦易幟會破壞他們早已取得或即將取得的個人利益。因此，在張決定易幟的問題上，楊、常二人帶頭煽動反對，甚至謾罵。但張還是衝破了重重障礙於1928年12月29日向全國通電易幟。
赴壽宴少帥蒙羞
1929年1月5日，楊宇霆借其父祝壽之機，在其私邸(小河沿青雲寺胡同)參議府內大擺壽宴。東北各地的官員及元老重臣也都備了重禮前往祝壽，以博楊之歡心。曾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皖系軍閥，北伐後垮臺)擔任總招待；曾任國務總理的潘復，親到大連迎接京劇名角程硯秋到楊府唱戲；蔣介石、白崇禧、閻錫山及關內的所有實力派都派代表前來祝壽。日本政界亦派了駐奉總領事林久治郎、町野武馬等為代表來湊熱鬧，總之祝壽的盛況在當時的瀋陽確屬史無前例。
張學良也不能例外。他備了重禮，即金條30根，嶄新沒開封的光洋(銀元)二萬塊，親往祝壽。當他步入大客廳時，參加祝壽的東北高級官員正在賭錢，張的侍衛副官譚海高聲喊道：「副總司令到——！」少數人略欠欠身子，多數人只是坐在原處目視了一下，接著旁若無人似的高聲嚷叫繼續賭錢。而楊宇霆步入客廳時，那些文官武將則全體肅然起立，鴉雀無聲。楊示意眾人落座時，來賓才敢坐下。對張學良親往祝壽，楊宇霆竟以普通的禮節待之，連手也沒握，只是說了句：「先找個地方歇會兒，吃過飯再走。」短短兩句話後便轉身招呼別人去了，對張的態度竟與普通賓客無異。張呆了不到一刻鐘，便率隊回到了帥府。半宿沒有講一句話，顯得異常煩躁。
天將拂曉，張終於按捺不住，向夫人于鳳至說了除掉楊、常的想法。于堅決反對，苦口婆心的叨念起楊、常曾對張氏家族的好處和功勞，以及二人並無兵權，不至於……
張聞言一時猶豫，也就暫時打消了處置楊、常的念頭。但到了1月10日下午，張對楊、常問題的抉擇，忽又發生了重大變化。
張學良卜卦定楊、常
1月10日午後3時左右，楊宇霆、常蔭槐來到帥府求見張學良。要求成立所謂「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二人還帶來了事先擬好的文件要張籤字(張事先並不知曉)。張學良表示：東北剛剛易幟，甫經安定，涉及外交之事，應上報南京政府，不能草率，當從長計議。如楊、常此時稍有自知之明，應到此止步了。可他們卻固執己見，繼續糾纏，堅持非籤字不可，張仍然委婉勸說……
楊、常大怒。楊厲聲說道：「別跟我咬文嚼字的，說那些沒用，趕緊籤字！」常也陰沉著臉粗暴地吼道：「少扯這襖領子！剎稜籤了！」(東北方言，意為痛快)等等。氣焰十分囂張。張為緩和氣氛，推說天色已晚，請二人在府上用過飯再籤不遲。二人這才稍稍平息怒氣，說行前已答應回家吃飯，晚上再來。楊、常於是離開帥府而歸。
二人走後，張學良把茶几上的杯子摔個粉碎。夫人于鳳至聽到摔東西的聲響從樓上跑了下來，見張臉色鐵青地喘著粗氣，問道：「漢卿，為何如此生氣？」張答：「大姐，二賊欺我太甚！」
夫人見張整日處於苦不堪言之中，便設法勸慰：「古人在遇難事時，以卜決疑。今日不妨卜上一卦，聽從天意吧！」
張順手摸出一塊銀元說：「這塊大洋我向高處投擲三次。如正面全朝上或全朝下，就是天讓我殺楊、常。」夫人無奈，只得說：「也行，你投我看。」
張拿銀元向空中接連投擲三次，結果都是袁頭朝上。張仰天長嘆道：「天要我殺掉二賊！」于鳳至將銀元拿起看了看說：「銀元兩面字圖不一樣，可能有輕有重，大概袁頭這面輕，所以都朝上。」張學良說：「大姐，你這是婦人之仁，天意不可違啊！」于鳳至說：「那就最後一回吧！」張同意重新將銀元向空中擲去，前兩次都是袁頭朝下，張向父親的靈位叩了三個頭後，屏住呼吸最後一擲！待銀元鐺啷落地轉了數圈平穩後，二人定睛一看，又是袁頭朝下，張學良直起腰來說：「天要我殺掉他們，你不必再阻攔了。」
張當即命人召來衛士長高紀毅，對他說：「楊宇霆、常蔭槐欺我太甚。他們想盡辦法，阻撓全國統一。剛才又強迫我成立東北鐵路公署，並要發表常蔭槐為鐵路督辦的任命，說是能夠管理中東鐵路。事關外交問題，辦也得請示南京政府，我無權決定，但他們逼我立刻籤字發表，太不像話了。現在他們回去吃飯，很快就回來。我給你命令，立刻將楊、常處死，你率衛隊執行。」高問：「在什麼地方？」張答：「在老虎廳。」(該廳在大青樓東北角，是第三會客廳，因陳列湯玉麟贈送的兩隻老虎標本而得名)接著又叮囑了一句：「他們身上都帶著槍。」
高紀毅領受命令後，會同張學良的侍衛官譚海挑選了6名精壯的衛士去執行處置楊、常的任務。旋又命令總部衛隊統帶劉多荃擔任帥府內外警衛任務；王以哲擔任城防守備治安任務。
當時，帥府有個規矩，外邊的人進帥府，一律不準帶武器，不準帶兵。但楊、常二人驕橫無禮，隨身的武器從不交出，也無人敢管，無論到哪都有一個警衛連跟著。但他的警衛連無一例外地被安排在帥府衛隊的三連駐地，因為這是慣例，所以楊、常並無察覺。
楊、常徑直走進了老虎廳，常進屋就喊：「小六子，小六子。」張學良忙從樓上下來。
楊、常命喪老虎廳
少帥的侍衛官譚海按事先吩咐好的行動方案輕鬆解除了楊、常警衛隊的武裝，並將他們送到大北監獄押了起來。
解決了這一連人後，譚海把一個寫有「前院已處理完畢」字樣的字條派一個副官傳送給老虎廳內的張學良。
張學良看後，望了望喋喋不休、繼續糾纏的楊、常二人，一語雙關地說：「二位話說的這麼多，是不是有點渴了？」楊宇霆沒好氣地回了句：「是有點渴，可我不愛喝水。」常大腦袋緊跟著溜縫：「就想讓你籤字！」
張說：「不愛喝水，那就吃西瓜，來人，剁兩個西瓜！」侍從忙上樓去取，少傾下樓回話：「西瓜在樓上冰裡鎮著呢，夫人正在洗澡，我不便進去。」
張對楊、常說：「稍等，我去拿。」方才這些話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語，目的是將張學良引出。
張抽身離去後，老虎廳的南門迅速被打開，高紀毅、譚海率6名彪壯的衛士手持匣槍闖了進來，3人一組分別將楊、常按倒在地，高向二人大聲宣布：「奉長官命令，你們二人阻撓國家統一，著將二人立即處死，就地執行！」
楊、常聞言，臉色慘白，目瞪口呆，一句話也沒說出。4名衛士分別按住楊、常二人的雙肩，兩名衛士分別用槍抵住二人的後腦，連開數槍，結束了二人的性命，血染老虎廳。
緊接著張學良按照事先已定的步驟，寫出楊、常伏法的通電，一個發往南京，一個發往東北軍政兩界。主要工作完成後，張學良又把劉統帶(即劉多荃)叫來，囑咐他說：「你趕快拿上我的信去見楊大嫂、常大嫂，各送撫慰金一萬元。」並指示：楊、常被處死後，不株連任何官員。「罪不及妻孥」。對楊、常的身後事也做了妥善處理，並派人給楊宇霆夫人捎去一封充滿感情色彩的書信。
追思以往，張學良又痛心地為楊宇霆和常蔭槐分別書寫了輓聯。
挽楊宇霆的聯文為：
詎同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
悽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誤流言。
挽常蔭槐的聯文為：
天地鑑餘心，同為流言悲蔡叔；
江山還漢室，敢因家事罪淮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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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楊宇霆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了嗎？楊宇霆比張作霖小十歲，比張學良大十六歲，受張作霖的信任和重用，是奉軍核心人物。1924年11月17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邀國民軍首領馮玉祥在天津日租界下野皖系首領段祺瑞家中會談，決定擁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到北京主持政務。史稱「天津會議」。圖為天津會議時的合影。左起：梁鴻志、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盧永祥、楊宇霆、張樹元，站立者吳光新。
知識分子眼中「高明」的楊宇霆
在《蔣廷黻回憶錄》中，記載了他1920年代參與的一次東北研究旅行。在這次旅行中，蔣廷黻拜訪了東北最高軍政長官之一的楊宇霆，而楊向蔣透露了他對於東北問題與中日關係的一些基本立場。
楊宇霆認為，東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開衝突，他不欲阻止日本擴大其經濟利益，他讓日本從其創辦企業中獲得好處，而目的是要比日本進步快。日本邁一步，他一定要邁兩步，中國內地移民到東北的人數每年約一百萬，時間對中國是有利的，「中國人一天天的多起來，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對我們在東北辦教育，創立中國學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對我們發展農業，日本將高興我們發展農業。在許多方面中日的利益是並行不悖的。你們關內的同胞沒有力量予我們軍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們和日本公開衝突」。蔣廷黻以為楊宇霆這番話「是對的，是高明的」。
可與蔣廷黻這段回顧相對照的是胡適在1934年日記中所寫下的：「楊宇霆若不死，東北四省必不會如此輕易失掉。」（《胡適日記全集•第七冊》，58頁，楊氏與中國一流知識分子的交情似乎很不錯，章太炎也曾在1926年說過他對楊的一份復函「甚為滿意」，孫中山則在1923年致楊氏函中說楊「名言讜論，度越前倫」，「東省自得執事與諸賢助理，軍民兩政日臻盛軌」。）
命喪張學良之手，是因為勾結日本？
楊宇霆對蔣廷黻這番談話後不久即命喪張學良之手（據維基百科，事發前楊宇霆曾請神扶乩，得到死亡的預言，卻因無法解讀而最終遇害；此外，我們需知，就算是在北洋軍閥時期，「雖然戰爭幾乎天天發生，但是軍閥謀殺另一軍閥的情況只有少數幾例」，參閱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中譯本，158頁），奉系新派的一代人物，轉瞬成為枯骨。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中曾記載：「奉系將領本分新舊兩派，舊派主張鞏固原有地盤，不必急圖發展，新派主向外擴張勢力，不宜困守一隅，而張作霖本人則贊成後者」，「舊派以張作相為首，及奉直第一次戰爭奉系戰敗，漸失勢，由新派起而代之，新派外擁楊宇霆為首，內則又分士官派與大學派，楊宇霆等屬於前者，郭松齡等屬於後者，前者為張作霖所器重，郭松齡則獨為張學良所賞識」，郭松齡後來反叛，事雖敗但張作霖未遷怒張學良，埋下張學良日後殺楊宇霆的伏筆，張學良晚年的口述回憶中說：「我跟楊宇霆弄得不大合的原因，就是因為郭松齡」，「楊宇霆是死在郭松齡的手裡頭，是死在郭松齡的關係上」（但是同樣重要的一點是，郭松齡的行動在當時其實激怒了奉系廣大軍官，其叛亂亦缺乏支持，並非楊宇霆一人之力而陷郭於絕境）。
張學良殺楊宇霆，固有楊對張態度傲慢之遠因，更多則當屬派系間的黨同伐異，是以國民黨陳布雷在聞知此事後第一時間即認為：「大抵當以人事關係與東省局部政權遞嬗之結果交互而成」（《陳布雷集》，168頁）。當年北伐軍攻佔武漢三鎮後，吳佩孚率殘部撤退到河南，張學良欲攻打河南，解決吳佩孚，楊宇霆則以為應當聯合吳氏，後來張作霖從其子之見，以沉重之代價最終擊破吳佩孚，就此徹底瓦解直系（參閱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43頁），此事則系郭案之後楊、張矛盾進一步發展。
《辭海》（2002年版）的解釋是「楊宇霆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圖謀篡奪東北軍政大權，被張學良槍斃」，現在看來不夠準確，楊宇霆作為奉系新派中的士官派（「士官」指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何應欽、蔣百裡、閻錫山、徐樹錚，李根源、姜登選等都曾在此就學），也是奉軍陣容的主要締造者（參閱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2, p12），當屬深度知日（尤其是軍政實務方面）無疑，而且比起屢向日本示出不合作態度的張作霖來，楊氏更得日本人的支持（參閱陳三井：《舵手與菁英》，130頁）。
楊宇霆是真勾結日本，還是合理的對日策略？
但是，說他投日，則尚欠缺理據，尤其是當時洞明局勢者皆認為張學良「妄自尊大又無充分外交經驗」（參閱邢和明：《蔣介石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9頁），此時論觀察可為一大佐證。陳布雷在得到楊氏死訊後，大感「突兀」，並說楊宇霆「絕非親日者流」，「以智計深沉聞於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學術，均非平庸，本為國家幹城之材，終為軍閥制度之殉」。據來新夏等所著《北洋軍閥史》（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其時日本方面也認為「年輕的張學良較之具有強烈排日思想的張作相，楊宇霆等人更容易擺布」。一些歷史親歷者日後撰述回憶文字時，甚至有人認為日本在張楊關係上順勢施展了離間之毒計。
克勞塞維茨在其曠代名著《戰爭論》中寫道：「假若存在均勢，一方有積極的目的，即較強的動機，但掌握的力量卻較小，這樣，雙方動機與力量的乘積是相等的，如果預料這種均勢不會發生變化，雙方就必然會媾和」，故而「結果仍然是等待較有利時機的出現」。從克勞塞維茨的判斷出發，我們可以發現楊宇霆的對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確乎有其合理性。《孫子兵法•謀攻》也說過類似的話：「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雖然說的是戰地用兵之術，其基本邏輯亦同。
日本在1920年代初雖十分不滿華盛頓會議等國際協商框架對於日本的制約，但仍覺得「日本不能挑戰那些剛在一戰中獲勝的西方大國」，故整個1920年代總體而言「沒有做什麼來改變現狀」，相對尚屬平和（雖有1928年之濟南慘案，但那時「大正民主」已經終了，日本正加速故態復萌中），但到了30年代初則氣勢洶洶地回到了侵略的道路上（參閱[美]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196-197頁）。
日本學者依田憙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31年期間，滿洲成為日本實現總體戰體制的前提的資源供應地，這一趨勢加劇了日本與一向由滿洲提供資源的英美之間的對立，使日本開始強烈地意識到所謂「滿洲問題」的嚴重性（參閱氏著《近代日本的歷史問題》，雷慧英譯，174頁）。在此種形勢下，英美對於日本在東北的擴張不能充分抑制，甚至於在全中國範圍而言也類似如此。如，日本投資1920年佔各國在華投資總額的23.1%，到1930年已佔40.8%，居第一位，十年之間勢頭驚人（相關數據參見許滌新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41頁）。後來九一八事變後，國聯的處理態度便是明證（按，在國聯相關會議中，英國代表的發言裡還曾屢次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因此更能見楊宇霆政治主張中的現實主義考量。雖日本之野心昭然若揭，要想折衝樽俎，化險為夷，一味空唱高調實在是無濟於事的。
據《張學良年譜》，張殺楊後，還致函楊宇霆夫人，一方面表白自己與楊之間「相交之厚，如同手足」，另一方面又申明「為國家計，不能顧及私情，才採取此斷然處置」。張學良的「不顧私情」，是否真的這麼冠冕堂皇？張學良本人又是否已經具備一套可與楊相埒的戰略方針？
還是劉以芬說的好：「夫以奉軍席全盛之勢，徒因內部派別之爭，至於墜精銳、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勢亦已疲矣。嗚呼！此團結之所以可貴也。」（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有美名的東北易幟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張、楊聯手促成的，參閱黃元起主編：《中國現代史（上冊）》，243頁；陳布雷也說過：「奉方輸誠國民革命之經過，楊宇霆非完全不與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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