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網報導 記者 侯佳欣 叨叨姐】自拜登贏得總統選舉以來，媒體一直緊盯他的中國事務團隊人選。本周，庫爾特·坎貝爾這個名字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拜登過渡團隊發言人1月13日證實，在歐巴馬政府時期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前國務院官員坎貝爾，被提名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印太協調員」。對於在美國決策機構中提升亞洲戰略重要性方面，這個新職位是前所未有的。多家美國媒體也因此給了坎貝爾一個頭銜——「亞洲沙皇」。
除此之外，他還被認為是歐巴馬政府時期「亞太再平衡」戰略幕後設計者之一。在被川普政府「隔」了四年，這個即將回到白宮的坎貝爾，會讓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未來怎麼走？
「亞洲沙皇」？
（坎貝爾資料圖）
對於「印太協調員」這一新設職位，美國「政客」新聞網站等多家外媒均在報導中使用了「亞洲沙皇」（Asia Czar）這一稱呼。不過據《華盛頓郵報》分析文章，拜登團隊並不喜歡這一說法。
但毫無疑問的是，正如香港《南華早報》所言，坎貝爾將成為拜登政府裡中國及亞洲政策的關鍵人物。
現年64歲的坎貝爾被廣泛認為是歐巴馬時期「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關鍵設計者。《南華早報》也提到，坎貝爾因其在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所發揮關鍵作用而聞名。
因此，分析認為，坎貝爾可能將以更加重視美國盟友的姿態，在亞洲與中國交鋒。
關於拜登上任後的中美關係可能走向，或許可以從坎貝爾最近的一次表態中看出些端倪。
香港中評社最新報導援引坎貝爾14日在出席亞洲協會舉辦的活動上提出的有關「停止美中關係直線下墜」的設想稱：中美雙方應暫停針鋒相對，各自後退一步，再各自前進一步，發出建立可行的美中關係願望的信號。
在坎貝爾看來，現在正在真正形塑亞太地區的國家是中國，最大問題不是「中國是否崛起」，而是「美國還能否在本地區發揮歷史上的作用」。他說，看看國會周邊林立的鐵柵欄、鐵絲網，現在華盛頓的美軍比在阿富汗還多。「我們必須以一種非凡的謙卑態度來處理我們正面臨的國內挑戰，」他認為，「美中之間可行的平衡戰略是我們自己的成功」。
中評社稱，坎貝爾在會上表示，明智做法是美中雙方都暫停目前針鋒相對的做法，深吸口氣，後退一步，稍息放鬆，然後向對方邁進一步，都向對方發出信號，顯示至少建立可行的關係的願望。他認為，這些步驟應當是可以實現的。有許多事情可行，比如籤證、記者、領事等，都可能有助於關係改善。雙方都可以採取一些溫和步驟，至少離開讓各方深感麻煩的美中關係下落。
如此重要的職位，拜登為何選擇了坎貝爾？這就不得不提起他的經歷。
坎貝爾是誰？
（坎貝爾資料圖）
坎貝爾，美國外交界的老面孔。
他曾先後在柯林頓政府、歐巴馬政府擔任國防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和東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坎貝爾可謂民主黨內的「外交大佬」。
他2013年曾經獲得「國務卿傑出服務獎」，這是美國外交界的最高榮譽。
希拉蕊2016年競選總統時，他是團隊的核心成員。如若希拉蕊當年勝選，他可能是國務卿人選的最有力競爭者。希拉蕊敗選後，坎貝爾轉入民主黨智庫界。
2007年他與弗洛諾伊共同創立新美國安全中心，後者曾被認為會是拜登的國防部長。2013年，坎貝爾又創立諮詢公司亞洲集團，為有意進入和開拓亞洲市場的企業提供戰略和商業建議。
他的妻子布雷納德，是美聯儲理事。
（布雷納德資料圖）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布雷納德也曾擔任要職，職位比坎貝爾還高，是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
她曾是拜登政府財政部長的有力爭奪者，敗給耶倫後，媒體猜測，她將在鮑威爾卸任後接替美聯儲主席一職。
對華態度
（坎貝爾資料圖）
活躍在智庫這些年，坎貝爾一直將中國和亞洲作為他的主要研究對象，在《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影響力最大的，要數2018年他和拉特納合寫的《思慮中國》，當時引發了一場關於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否失敗了的中美學界大討論，王緝思、約瑟夫·奈、芮效儉、託馬斯·克裡斯滕森等學者均參與其中。
《思慮中國》提出了一個直截了當的論斷：美國對華政策，尤其是冷戰後的對華政策，並未如預期般推動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也沒能將中國轉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名「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美國總是高估自己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能力」，因此需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
但坎貝爾和拉特納不同意像遏制蘇聯那樣對待中國，而是建議更加現實些。
在日後的文章裡，坎貝爾延續了這一思路。
上面提到過，坎貝爾和沙利文2019年有過一篇合著的文章《沒有災難的競爭》，當時即再度明晰了他們建議的對華政策。
他們認為，川普政府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是正確的，但不應就此切入冷戰模式，要防止兩國關係滑入危險的衝突狀態。
聽起來似乎比美國現政府全方位挑戰中國的態度理性多了。
但並不值得樂觀。
今年1月12日，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組織主任拉什·多希發表的最新一篇文章就著重探討了「美國如何構建亞洲秩序」。
其中明確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確實破壞了印太地區的微妙平衡，並鼓舞了北京的領土冒險主義」，所以美國應該與盟友一起「向北京傳達一個信息，即中國目前的道路存在風險」。「這項任務將是最近美國治國史上最具挑戰性的任務。」
坎貝爾和多希給出的具體建議是，為了應對中國，可在七國集團（G7）的基礎上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組建D10國家集團。
2020年7月，坎貝爾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安全問題高級研究員胡珀還在《外交事務》撰文《中國的外交忍耐結束了？》，直接批評中國放棄了「克制政策」，認為「中國的外交攻勢肯定也將成為未來美國政府的頭等大事」。他們把「重新調整與歐洲和亞洲盟友的關係」視作「這是未來幾十年制衡中國的唯一機會」。
他會變嗎？
（坎貝爾資料圖）
作為對華事務的關鍵人物，坎貝爾對中國究竟是什麼態度？未來會出現什麼變化？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16日在接受環球網記者採訪時表示，坎貝爾在對中美關係的認識方面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第一，他拒絕中美冷戰。他認為，冷戰不符合中美關係的目前現實及美國的未來利益；第二，中美關係的既定關鍵詞是競爭，而這個競爭儘可能是一種穩定的競爭。這就意味著，坎貝爾在對華政策方面大概率會尋找和擴大中美之間能夠開展合作的領域。
在李海東看來，與川普政府不同，坎貝爾對於亞太政策及對華政策有一個比較清晰系統全盤性的規劃。關於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向，何種政策更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坎貝爾腦海中有這樣一幅藍圖。
李海東表示，坎貝爾非常清楚，當下阻礙美國開展有效的亞太外交及對華外交的主要挑戰來自美國內部，美國內部體系出現了「混亂」，這妨礙了美國在外交領域，尤其是對華政策方面獲得有效的成果。
李海東預計，坎貝爾所設想的外交藍圖，大致可以歸納如下：拜登政府會將主要精力投注在美國內部彌合政治分歧和促進經濟社會的恢復活力上，這也是開展有效外交的基礎。其次， 美國將會加強與盟國或夥伴的聯繫，並試圖重塑川普執政期間破壞了的、 歐巴馬政府時期推進實施的亞太戰略。在亞太政策和對華政策方面，坎貝爾希望確定一個能夠長期發揮作用的體系性的制度架構。他可能選擇將美國在歐洲構建制度的經驗應用於亞太地區，從而以美國及其盟友為核心在亞太構建一個有助於美國確保霸權地位的制度架構。
最後，李海東表示，從坎貝爾在美國智庫亞洲協會舉辦的在線年會上提出的關於「停止美中關係直線下墜」設想來看，坎貝爾有合作的想法，這也是他強調的關鍵詞之一。但是，如何打開局面、找到中美的合作點仍需進一步觀察。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期間，坎貝爾應該不會像川普那麼瘋狂的尋求中美「脫鉤」，而是會在穩定的基礎上尋求合作與競爭。對於坎貝爾，我們「不要將他與川普政府對華脫鉤政策捆綁到一起，應該辯證地看待他對於中國問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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