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政治史是羅馬史領域內的傳統研究方向之一。在19世紀下半葉，羅馬史學者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羅馬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其代表人物是德國史學家蒙森。到20世紀末，政治文化研究方興未艾，而制度史研究範式已經式微。對蒙森時代以來至今在本研究領域內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學術作品加以系統述評，有助於呈現並解釋過去一個多世紀中，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徑中發生的三次重大轉向及其原因。同時，這一考察也預示了本研究領域內當下的研究趨勢。
關鍵詞：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徑；政治文化
作者簡介：王忠孝，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
在19世紀，政治制度史是羅馬史家們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之一，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國歷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蒙森逝世後的100多年中，學者們的視線早已突破政治制度史的局限，延伸到社會史、性別史、文化史等其他分支領域。然而政治史一直是羅馬史研究的基石之一。時至今日，西方古史學者在羅馬政治史領域內取得的成果蔚為大觀。檢視和分析一百年來的羅馬政治史研究對我國的羅馬史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本文旨在對自蒙森以來羅馬政治史研究做一系統梳理和回顧。筆者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羅馬帝國早期」，即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時代（公元前27年到公元68年）。然而，為了呈現歷史研究的整體性，本文所涉及的一些重要議題涵蓋範圍並不嚴格局限在這一時期，而是貫穿整個元首制時代（公元前27年至大約3世紀中葉）。下文的考察將分三個時段進行，分別是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30年代，從二戰結束後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及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由於晚近的學術史對國內相關研究而言更具啟發意義，因此對於早期的研究，筆者僅述及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及其作品，而近三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則給予更細緻而全面的考察。
一、從蒙森到塞姆：「制度史」向「人物誌」研究範式的轉變
如前言所述，政治史是19世紀大部分歷史學家的關注點，羅馬史自然也不例外。作為學科開拓者之一的蒙森在羅馬政治制度和法律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為系統的羅馬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調。他對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其三卷本的《羅馬公法》（R?misches Staatsrecht）中。蒙森將奧古斯都開創的元首政制視作羅馬歷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他認為，一方面，自奧古斯都時代以來，元首成為了羅馬的新領袖；另一方面，與共和國時期相比，羅馬帝國元老院在政治、外交等領域的職能並未衰減。從表面上看，內戰結束後，羅馬（res publica）處在由元首和元老院共治的模式之下。由於這一特殊政體並不符合古代政治理論家筆下的三種經典政制形態的任何一種，蒙森創造了一個新詞對之加以概括，即 「雙頭政制」（dyarchia或dyarchie/dyarchy）。不過他認為，「雙頭制」的根基在於「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元首」只是一個頭銜而非職位。元首擁有的權力是在舊式的共和政制框架下獲得的，而元老院和羅馬公民大會依然是最高的權力決策和立法機構。由於奧古斯都時代「雙頭制」在制度層面缺乏原創性，它所依託的幾乎都是共和時代遺留下來的法律體系和先例，因此，從法制視角去觀察元首政制，它自然帶有較強的保守色彩。在蒙森看來，只有到了戴克里先時期，絕對的君主專制才建立起來。
蒙森對於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視，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基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所受的嚴格的法學訓練，以及學術生涯早期對法律持有的熱情及積極實踐。此外，蒙森對當時的古典語文學、法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隔膜感到不滿。因此他倡導立足於羅馬法，借鑑語文學的研究方法，窮究各類文獻和史料深入考察羅馬歷史。必須承認，蒙森所確立的範式給羅馬政治史研究帶來了深遠影響。如果說蒙森為後世羅馬史研究立下了兩座不朽豐碑中的一座屬於拉丁碑銘學，另一座則是他在羅馬法制史方面做出的貢獻。在蒙森逝世後，經他努力推動的羅馬法制史研究範式被後世學者繼承下來。二戰後，羅馬法律和官制研究雖已不再是主流，但始終有學者（尤其是德語學術界）在這一領域堅持探研，時至今日它仍是羅馬政治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果蔚然。
不過，學者們同時指出，蒙森過於看重羅馬法在歷史進程中發揮的影響。他將羅馬視作在完整縝密的法律體系約束之下的一個自治機構，這種看法是比較理想化的。在大部分時期內，羅馬法律作為一個整體既不清晰也不規範，同時它對政治運作起到的實際作用也有限。當代學者往往強調法律背後的習俗和慣例對政治決策施加的影響。針對羅馬帝國初期的政治模式，20世紀初就有不少學者強調奧古斯都「元首制」背後的「君主制」本質，這讓「雙頭制」理論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這一理論在蒙森死後不久就被徹底棄用。進入20世紀後，由蒙森提倡的法律制度史範式逐漸被新的研究路徑所替代。
對蒙森理論的指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紀初羅馬政治史研究視角和路徑正在發生轉移，即從對法律和制度的關注向其背後的社會因素傾斜。新一代的學者們試圖剝開法制外衣，進入人際交往、家庭紐帶和婚姻關係層面，通過剖析羅馬社會的肌理結構來考察羅馬政治運作模式。引領這一轉變的代表人物是蒙森逝世後的一代德國學者，首先是馬提雅斯·格爾澤爾（Matthias Gelzer），接著是弗雷德裡希·閔澤爾（Friedrich Münzer）和安東·馮·普萊默施坦因（Anton von Premerstein）。和蒙森一樣，以上學者的興趣多集中在羅馬共和國時代，尤其是共和國中晚期。他們將羅馬政治史研究的大方向從政治制度引向了貴族家庭、黨派和社會關係這一層面。在英語世界乃至整個歐美羅馬史學界，推動這一轉向的是紐西蘭裔羅馬史學家羅納德·塞姆（Ronald Syme）。
塞姆的《羅馬革命》一書出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塞姆在書中採取譜牒學和人物誌的研究方法，細緻勾連和考證了羅馬顯赫人物和政治家族之間的裙帶關係，展示了從公元前1世紀中葉到公元1世紀初半個多世紀之間，羅馬政治史發生的巨大變革。這本書讓塞姆在二戰後的羅馬史壇聲名鵲起。如果說蒙森的研究強調了法律和制度的約束性作用，那麼塞姆的研究則指向了「元首制」的另一面相：他將制度放在一旁，直接以具象的人和人物間的關係為研究對象，來揭露法律外衣下奧古斯都政制的專制特徵。在1958年出版的另一部名著《塔西佗》上卷中，塞姆本人對他一向秉持的政治史觀有一段清晰的論述：
何謂政府（res publica）？精確地說，就是羅馬的政治制度，元老官員們制定的法律。然而，政府制度，以及指引（或可能指引）政府運作的準則，在政治進程中僅扮演了小部分的角色。隱藏於下面或者後面的東西才是最關鍵的，那就是權力和影響力的來源，以及操縱它們的個人。
儘管如此，和蒙森一樣，塞姆同樣拒絕將奧古斯都「元首制」和「君主制」直接等同起來，而是把它視作銜接共和與帝制之間的紐帶。在塞姆看來，從法律和制度層面解讀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是浮光掠影式的，無法幫助研究者看清現實政治的本色。上段引文清晰地揭示出，不管元首制屬於哪種政制形式，制度和名稱背後的「人」才是影響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說蒙森從制度層面強調元首制和共和憲政之間的連續性，那麼塞姆則採取相反的路徑，看重的是元首制和共和制之間的斷裂。塞姆用「革命」一詞來形容從共和晚期到帝國早期政治生態發生的巨變，即伴隨著專制的建立，羅馬貴族寡頭家族統治模式逐漸瓦解，來自義大利甚至海外行省的精英人士成為新的統治階層。奧古斯都正是引領這一「革命」走向「成功」的那個一錘定音的人物。塞姆之後，鮮有羅馬史學者將「元首制」看作共和政治體制的賡續，而是強調奧古斯都時代的轉折性。更多的學者認識到，元首制只不過是依附於君主統治表層上的一件外衣。從制度和法律的視角所進行的羅馬政治史研究在二戰後的歐美古典學界已不再是主流。
二、二戰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理論視角下的政治史研究
從二戰結束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段時期，羅馬政治史研究進展平緩。這一階段沒有出現令人耳目一新，在方法論或者研究路徑上具有重大突破的政治史專著。其原因一方面在於，戰後一代不少羅馬歷史學家在塞姆引領的政治史範式下開展研究。擺脫制度和法律的束縛，將視線投射到權力之源所在的社會裡層，運用人物誌研究方法對羅馬貴族和上層家族之間的關係進行細緻梳理以解釋歷史事實，成為二戰結束到60年代羅馬政治史研究的主流。然而，到了60年代末，隨著反精英和反殖民主義史學書寫、羅馬經濟社會史和邊疆考古等領域的研究日益興盛，以羅馬帝王和義大利的元老貴族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政治史呈現頹勢。政治史學者們亟須引入新的視角和理論方法，開闢出新的研究路徑。
塞姆在牛津大學的年輕同事，古代史教授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和專著為現有研究注入了活力。他將研究焦點放在統治者與被統治群體之間的動態溝通（communications）中觀察元首政治的特色。米拉對羅馬史的興趣範圍要比塞姆廣泛得多。這不僅體現在其作品的時間跨度上，還在於其研究對象涵蓋更複雜而多樣化的群體。被塞姆忽視的羅馬社會中、下層人群，如平民和被釋奴、軍團士兵和帝國行省居民都進入了他的視野之內。1977年出版的《羅馬世界的皇帝》是米拉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書中，他藉助皇帝和被統治群體之間的互動視角來考察羅馬皇權的性質。正基於此，他提出了「皇帝即皇帝所做之事」的著名論斷。且不論該結論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歷史現實，這種從溝通視角出發，試圖打通上下層級之間的隔閡，從社會多個面相綜合考察羅馬政治的研究，無疑能夠幫助研究者全方位洞察元首制面具背後的君主本質。
在這一學術轉向中，和米拉同輩及下一輩的學者也拓寬視野，將對羅馬皇權的探察和思想觀念史緊密結合起來。1976年，即米拉的《羅馬世界的皇帝》出版前一年，法國歷史學家保羅·韋恩（Paul Veyne）的《麵包與競技場——歷史社會學與政治多元主義》一書在巴黎出版。他同樣將視線放在皇帝和被統治階層之間的互動下觀察羅馬帝國的政治文化。然而，不同於米拉常規的政治史研究路數，韋恩的突破在於他從社會行為學和心理學角度所做的精彩分析。例如，韋恩發問：羅馬皇帝的行為是否要遵循一定模式，其統治要達到何種心理預期？從被統治者立場出發，元老、軍隊、平民等不同層次上的被統治群體對皇帝統治需做出怎樣的回應？和米拉不同，韋恩的研究從解讀羅馬皇帝與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以試圖弄清羅馬帝國運作的權力機制。同時，他對於馮·普萊默施坦因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的「庇護制」分析模式感到不滿，後者強調皇帝和被統治群體之間的關係是從共和國時代的「保護人—被保護人」（patron-client）模式發展而來。韋恩認為，皇帝對首都城市平民（plebs urbana）的慷慨贈賜，如發放錢幣、食物以及舉辦賽事等，主要目的並非為了獲得來自平民政治上的支持或經濟方面的回報，而是出於皇帝展示性的心理需求，而這種給予恰好契合或滿足了民眾對帝國政權或皇帝家族的某種「順服心態」（modalité d』obéissance）。韋恩的著作及其一系列研究文章，為推進羅馬帝國政治史的發展提供了頗為新穎的觀察窗口。他選取的視角和方法均和傳統研究有較大不同，是二戰以後的歐洲尤其是法國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蓬勃發展而受益的結果。
從「溝通」的視角出發考察皇帝權力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傳播及接受這一路徑很快擴展到對羅馬宗教儀式的考察中。比較能夠體現這一變化的代表作是198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儀式與權力——小亞細亞地區的羅馬皇帝崇拜》一書，作者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青年學者西蒙·普萊斯（S. R. F. Price）。該著作最大的特色在於作者採取文化人類學、弗洛伊德心理學、社會學和比較歷史學等理論工具，將目光聚焦在羅馬帝國治下的小亞細亞這一具有宗教多元化的希臘地區，通過分析皇帝崇拜儀式、皇帝神性和地方宗教傳統之間的複雜關係，考察帝國的政治權力是通過何種方式為小亞城市的被統治群體所接受的。雖然普萊斯將地域範圍限定在羅馬帝國東部的亞細亞行省，但他的研究主題及其方法即便放在羅馬帝國其他區域也頗具啟發意義。普萊斯扭轉了羅馬「帝王崇拜」研究的固有範式。透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溝通渠道，作者一方面看到了地方精英對帝王崇拜表現出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他又關注到城市之間因地方傳統不同而具有的差異性和排斥性。同時，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普萊斯通過對行省層面的羅馬皇帝崇拜和地方傳統的細緻考察，為我們理解古代世界的權力、信仰和儀式三者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提供了極佳的案例。《權力與儀式》發表後不久即在羅馬史學界產生了積極且持久的影響，並激發了其他學者採用類似的方法，將目光投向羅馬帝國其他地區進行考察。
三、 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圖像、銘文等多媒介參與下的政治文化研究
1987年，德國藝術史學家保羅·贊克（Paul Zanker）的《奧古斯都時代圖像背後的權力》運用一系列豐富的視覺形象，諸如雕刻、廣場、神廟、祭壇等各式建築以及錢幣圖案和壁畫，全面考察了從共和國末期到帝國早期藝術風格的轉變。藝術史家通過圖像和物質材料深度介入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領域，剖析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在圖像中的塑造和呈現。同一時期，這種「藝術史轉向」也發生在其他的研究時段和地區，譬如歐洲近代史以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研究為代表，而巫鴻、包華石（Martin Powers）則是古代中國藝術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在本書中，贊克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奧古斯都時代這一從共和到帝國的過渡時期，透過視覺藝術品，元首的權力、意志和中央意識形態是怎樣自上而下的傳遞和從下至上得到接受的。贊克的總體觀點是：奧古斯都藝術帶有強烈、野心勃勃的自我意識。無論是在私人場所還是公共空間，圖像絕不應被看作脫離意識形態而獨立存在的審美藝術品，而應視為皇帝權力在羅馬乃至全帝國範圍內的呈現和滲透。由於該研究另闢蹊徑，以羅馬政治史家並不常用的方法闡釋政治史中的重要問題，因此，贊克的著作為塞姆半個世紀前的《羅馬革命》做了最出色的藝術史註解。此外，對藝術品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圖像宣傳的考察也和當時已經備受關注的觀念史和社會史關聯起來。並不誇張地說，這本書對此後三十年直至今日的羅馬政治史研究走向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份重要史料的出土進一步促進了羅馬藝術史和政治史這兩個研究領域的結合。這主要指的是1989—1990年在西班牙塞維亞出土的兩塊銅板銘文，記錄了公元20年羅馬元老院審判元老皮索的法令（全名：《審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um de Cn. Pisone Patre)，簡稱SCPP或SC de Pisone）。由於受害者是皇帝家族重要成員，提比略的繼子日耳曼尼庫斯·凱撒，作案嫌疑人則是資深元老，皇帝的私交故友，前敘利亞總督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因此這在當時是一起非常重要的政治案件。歷史學家塔西佗在《編年史》中花費大量篇幅，極其生動詳細地記載了案發及案件審理的全過程。《審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銅板銘文的發現，為學者提供了可資與傳世文獻相互校驗的重要史料。這份重要銘文，加上1982年同樣在西班牙塞維亞出土的另一紀念性銘文，即《授予已故日耳曼尼庫斯哀榮的元老院法令》（學界稱之為《希阿魯姆銅板》Tabula Siarensis）和1942年在義大利格羅索託發現的《赫巴銅板》銘文殘篇（Tabula Hebana），對於彌補傳世文獻的不足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新材料的發現，方便了學者將視角切入私人領域探討家庭和政治間的密切關係。在藝術史領域，受到贊克的啟發，學者們也更多地藉助文本外的各類視覺材料，將目光投向「奧古斯都家族」這一易被傳統研究所忽視的「私人空間」，更加深入地研究羅馬帝國早期的政治特徵。德國學者迪特裡希·伯頌（Dietrich Boschung）在1993年發表的兩個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其中一部是專著，另一篇為論文。他的專著是圍繞奧古斯都的肖像所做的系統研究，而發表在《羅馬考古學雜誌》上的論文討論的是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帝王頭像的類型。2002年他又把前期研究成果擴充為一部關於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皇室頭像的類型學專著。美國藝術史家和考古學家查爾斯·羅斯（C. Brian Rose）的專業領域並不限於羅馬時代，但出版於1997年，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專著《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時代的王朝紀念和帝王肖像》受到學界的一致好評。羅斯同樣將目光聚焦在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時期皇帝的雕像，尤其是分散於帝國各地的皇室成員群像這一特定題材上面。他首先論述了王朝肖像（dynastic imagery）在希臘化地區所具有的悠久傳統，並指出自屋大維/奧古斯都之後，散布在帝國各地的凱撒家族成員群像已具備明顯的王朝色彩。按時間順序，羅斯縷析了從奧古斯都到尼祿的每一位皇帝在位時期，羅馬皇室家族肖像的相似性和單體肖像之間的關聯和差異性。這些圖像為考察王朝賡續和皇位繼承機制提供了文字外的有力證據。作者在第三部分的附錄中對散布在帝國各地的130組群像做了細緻的編目和信息匯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許多其他藝術史專著相比，羅斯的目光並不僅局限在雕塑上，他結合了銘文、錢幣和文獻，進行了清晰而有力的歷史學分析。該書集藝術史、考古學和歷史文獻研究於一體，也是所有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研究領域的學者及學生必須參考的一本優秀著作。
除以上作品之外，同一時期還出現一部同樣將政治史和藝術史相結合，考察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和王朝建立的著作，即《奧古斯都時代的王朝與帝國——博斯科雷亞萊杯個案研究》。庫特納的研究對象是一對製作於奧古斯都/提比略時代，刻有精美圖案的銀杯。銀杯以其發現地——義大利那不勒斯的博斯科雷亞萊而命名。這對器皿在出土後並未得到充分關注，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又遭受了流離失所的命運，直到1990年之後才重新現身於巴黎羅浮宮博物館中。庫特納的研究正是建立在這一「新材料」的發現之上。根據她的解讀，在「奧古斯都杯」浮雕上和元首並排而立的人物是提比略之兄大德魯蘇斯（Drusus the Elder）。而就另外一個杯子上有關提比略凱旋儀式的浮雕所呈現的畫面發生年份，庫特納辨定為公元前7年，而非其他學者所認為的公元12年。這樣，庫特納的結論挑戰了學者們長期以來持有的觀點，即在奧古斯都的繼承計劃中，克勞狄烏斯家族的提比略兄弟向來是不太受重視的。和羅斯的專著一樣，庫特納的藝術史分析不僅使其在同行內頗受好評，她管中窺豹般的歷史研究也讓該書成為羅馬政治文化研究領域內的一本出色著作，吸引了羅馬史學家在業內諸多著名期刊上為其撰寫書評。
從藝術史出發，關注視覺材料和歷史文獻等不同媒介對於歷史場景的還原和呈現，這一路徑在最近二十年來的政治史研究中備受重視。牛津大學藝術史教授雅斯·埃爾斯納（Jas′ Elsner）是英語世界羅馬藝術史領域內的領軍人物。在他看來，作為敘事介質的文本和圖像之間既相互獨立，又互有交合。而對圖像的解讀既要考慮到創作本體又要從受眾和觀者的視角綜合考量。只有把文本和圖像兩部分關聯起來，放在特定的時空框架下，才能解讀出材料所具備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和內涵。在1996年編輯出版的《羅馬文化中的藝術與文本》論文集中包含數篇代表性論文，尤其是埃爾斯納的那篇從文本和圖像雙重視角解讀《神聖的奧古斯都之功業》的文章提供了出色的個案分析範例。美國藝術史家約翰·波利尼（John Pollini）在2012年出版的《從共和國到帝國——古羅馬視覺文化中的修辭、宗教與權力》一書匯集作者多年來發表的論文，他同樣強調以觀者視角來解讀羅馬藝術背後的政治寓意。收錄其中的最後的幾篇文章涉及對羅馬帝國初期的重要藝術圖像的研究，如有關「奧古斯都和平祭壇」、卡裡古拉的肖像以及卡斯託和波呂克斯孿生神圖像等藝術品背後所傳達的政治意涵的解讀頗具新意。
綜上所述，雖然學者們的學術專長和研究興趣各不相同，但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領域內產生了以下新變化：得益於新史料的獲取，學者們將眼光從傳統的「公共空間」更多地轉向「私人領域」；以皇帝本人為研究焦點來考察統治者與處在不同層面的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轉向對作為集體的羅馬皇室的關注；藝術史、家庭史、性別史和政治史緊密結合起來形成繁榮的研究面貌；空間研究、皇帝形象及帝王美德的展示和宣傳、帝國意識形態的傳播與接受、榮譽和懲罰背後的象徵寓意等均是最近20年學界關注的重點課題。
《帝國意識形態與羅馬帝國行省的忠誠》是發表於新舊世紀之交，呈現上述學術變化的一部較為成功的代表作。作者是芝加哥大學古典學系教授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在這部厚達近500頁的專著中，安藤試圖解答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羅馬認同（Roman identity）和帝國共識（imperial consensus）是如何在整個地中海範圍內成功締造的。他充分借鑑了20世紀社會學和政治哲學的研究成果，將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等社會學家、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思想吸收到羅馬史研究中去，從而形成自己的觀點。根據他的看法，羅馬帝國最具特色的方式是羅馬皇帝通過被神化的卡裡斯馬式的父家長形象來維持帝國的統治。這種來自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層，由上至下的帝國意識形態輸出，以及由地方精英發起的從下至上的投誠形成一股合力，確保了思想層面對皇帝家族統治忠誠的維繫。正如有批評者指出的那樣，作者的結論有簡化和美化羅馬帝國統治模式之嫌。鑑於羅馬帝國的分散性和多元化，安藤低估了統治者意識形態在向下傳播時受到的阻力，同時高估了地方政治精英對於羅馬皇帝統治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安藤同樣在研究中運用了大量的視覺材料（如第七章分析了皇帝的藝術形象）以試圖證明上層統治精英具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意識。然而無論是皇帝肖像還是行省發行的錢幣，並不能夠證明這種上下齊心的意識形態確鑿存在。儘管如此，該專著仍具有十分積極的學術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安藤探討的問題可視作對20世紀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研究的一個概覽性總結。一方面它呼應了70年代以來，以韋恩、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和普萊斯為代表的學者將目光聚焦在意識形態領域來考察皇權形成和強化的研究路徑；而另一方面，安藤又受贊克的啟發，細緻分析了圖像和政治之間的密切聯繫。同時，這本書涉及的諸如「溝通」和「共識」理論、「皇帝形象」呈現和傳達等學術問題進一步啟迪了學者在「帝國意識形態建構」、「王朝統治的正當性」等話題上的思考。筆者認為，這部在千禧年出版的著作在羅馬政治史研究中起到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雖然重要材料的發現使政治史研究在20世紀最後十年出現了一股學術回潮，但羅馬法制史研究早已式微，單純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政治史路徑也頗有局限。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結合新發現的元老院法令銘文和日漸繁榮的藝術史、思想史研究，政治文化成為這一時期羅馬史學者關注的焦點。嚴格意義上說，「政治文化研究」並不等同於純粹的「政治史」研究。前者重在對研究對象的文化特徵及符號進行剖析，以觀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影響。但文化內核通常不會由於政治形態的改變而做出迅猛、劇烈的回應。反之，它通常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不變。正因如此，筆者認為，在政治文化研究領域，我們不能簡單將「羅馬帝國初期」（也就是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這個人為劃分的時段抽離出來，而應該將之放在一個更廣闊、更具整體性的羅馬史學術視野下去考察。在學術史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羅馬共和國政治文化研究的繁榮局面不可避免地對帝國史的學術路徑產生影響，尤其是公元前1世紀30年代到尼祿統治晚期這一百年，正處在羅馬政治文化形態轉型的關鍵時期。近30年來，羅馬史學者從帝國多元性的文化環境出發，對共和國時代貴族傳統、價值觀等文化因素和社會機制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討。在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研究領域，除了上面評述的著作外，或許我們還需要將哈比內克（Thomas Habinek）和斯奇薩羅（Alessandro Schiesaro）編輯的論文集《羅馬文化革命》、卡爾·加林斯基（Karl Galinsky）的《奧古斯都時代的文化》、阿洛伊·溫特靈（Aloy Winterling）的《卡裡古拉傳》以及羅勒的《建構獨裁：羅馬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時代的貴族和皇帝》等優秀作品列入其中。與此同時，到20世紀末，家庭史、社會史、宗教史和藝術史的研究成果也豐厚起來，女性研究（及性別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廣泛進入羅馬史學者的視野之內，這為世紀之交的研究帶來新氣象。這樣，不同研究分支之間互有交叉，有助於拓寬政治史研究的維度，進而形成新的研究面貌。一方面，新材料的發現激發了政治史研究者們新的問題意識，並將關注點重新放回帝國權力的金字塔頂層，從史料本身出發，尋求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徑。另一方面，學者們注重將多媒介作為史料，廣泛利用銘文、錢幣、雕像和建築，關注空間、儀式等政治場景對政治觀念的傳達，這也促進了新世紀以來政治史研究的繁榮。
2010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論文集《皇帝與羅馬城——空間、再現與儀式》尤其能夠反映這一前沿性的學術動態。因收錄在這本書中的部分文章來自古代史領域內擁有卓越聲望的歷史學家（如韋恩、贊克和艾克等）的原創作品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論文集中涉及的一系列論題，諸如羅馬城內元老宅邸的空間布局、公私場所的紀念碑和皇帝塑像、皇家葬禮等儀式化場景等，它們既是皇權呈現的舞臺，也是被統治者表達自身訴求甚至展開競爭的工具。雖然編者出於實際考慮，將所有文章討論的地域範圍限定在羅馬城內，但結合本文所述，我們看到，即便將副標題所含的三個主題放在羅馬帝國這個大背景下也大有討論空間。本書編者之一、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卡洛斯·諾瑞尼亞（Carlos F. Nore?a）在一年後發表的新著《羅馬帝國西部的皇權觀念——再現、傳播與權力》就是這一實踐的代表作。諾瑞尼亞以帝國西部拉丁語區內流通的羅馬錢幣為研究對象，對羅馬皇帝權力在帝國西部地區的傳播和接受機製做了出色的詮釋。和約翰·勞博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類似，諾瑞尼亞著作所關心的主題可以視作對霍普金斯和安藤研究的延展和回應。核心問題依然是：維繫羅馬帝國統治的機制是什麼？在以下兩點上，諾瑞尼亞同意安藤的觀察：首先，帝國「共識」有賴於皇帝這一「軸心」角色。內戰結束後，自奧古斯都以來的元首統治給帝國上下帶來了秩序和規則，將羅馬、義大利和行省精英之間無序的競爭引導至合理的位置。其次，皇帝的權力展示具有主觀性，帶有鮮明的政治宣傳意圖（此處再次和韋恩的觀點形成對照）。然而，和安藤的分析視角不同的是，諾瑞尼亞認為地方精英對皇帝及其家族統治所表達的尊崇，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吸引皇帝本人的注意力。行省精英眼裡的目標群體不在羅馬中央，而是本土民眾。通過對皇帝家族的美化，本土貴族個人的統治性權威也得到了增強。因此，諾瑞尼亞認為，地方貴族對羅馬帝國的凝聚力所做的貢獻並不是主觀上的輸誠所致，而是為了維護自身權力而在不經意間加強了羅馬共同體的利益。
幾年前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皇帝與祖先——羅馬統治者與傳統之約束》一書，在某種程度上可視作對韋恩、安藤、諾瑞尼亞的著作中所探討的核心問題的反思和再回應。和諾瑞尼亞一樣，來自荷蘭內梅亨大學的羅馬史教授奧利維耶·赫克斯特（Olivier Hekster）的主要研究工具也是錢幣。同時，傳統文獻、銘文、雕像和其他不同類別的視覺材料都被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重視。作者把焦點放在了羅馬皇帝的「家族世系」上，在行省民眾和皇室之間互動的維度下考察制約「王朝統治」的關鍵性要素。在他看來，王朝正當性的維繫很大程度上受到祖先世系的制約。在本文所重點關注的羅馬帝國早期，即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內，統治者尤其強調同「奧古斯都家族」中重要成員之間的血緣或者親緣關係（譬如，父子關係在早期帝王鑄造的錢幣上得到強調）。但作者同樣指出，圍繞某個皇室成員的形象，王朝統治者的宣傳及其在地方行省的接受和呈現之間會存在偏差（如尼祿晚期，失寵的小阿格裡皮娜在某些行省依然得到紀念）。帝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因為歷史傳統和習俗制度的不同，對於皇室成員形象的認知和接受度也有差異。赫克斯特的專著反駁了德國學者伊貢·弗萊格（Egon Flaig）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觀點，後者認為羅馬帝國在王朝繼承問題上無「原則性」可言。在赫克斯特看來，皇帝對祖先世系的追溯和強調強化了王朝的延續性，進而王朝統治的正當性也得以增強。另一方面，赫克斯特也注意到行省對於皇室成員形象的打造和「宣傳」存在一定自由度，兼具複雜性和多樣性。這樣，赫克斯特的論證對15年前安藤的「忠誠」和「共識」理論構成了挑戰。這本在3年前剛剛出版的專著，全面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羅馬政治史研究的路徑。政治史學者利用多樣化的史料，選取不同視角，圍繞王朝遞嬗、皇權的鞏固和意識形態傳播，以及帝王形象的頂層設計和地方接受差異等問題而展開探討，仍是當下乃至未來數年本領域內的主流研究趨勢。
結語
羅馬史學科內對政治史的系統研究發端於以蒙森為代表的羅馬史家。蒙森在羅馬法律和制度史方面做出了居功至偉的開拓性貢獻。然而，大約從20世紀初以來至今，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的學術轉向。第一次轉向發生在20世紀10—30年代，以閔澤爾、格爾澤爾和馮·普萊默施坦因為代表的新一輩學者，開始將研究從制度層面轉向社會層面，將視線聚焦在羅馬貴族家族、黨派、婚姻和社交紐帶之上。塞姆取英國和歐陸學者研究之所長，他的歷史著作既有德國學者嚴謹的學術考證功力，又兼備英國史學的實用主義精神和出眾的敘事風格。出版於1939年的《羅馬革命》一書在二戰後風靡歐美羅馬史學界，也讓塞姆成為50年代羅馬政治史領域的執牛耳者，影響了戰後的一代學人。第二次轉向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史和區域研究的盛行，以羅馬和義大利的貴族及皇帝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政治史研究逐漸沒落，學者們將視線更多地下移到地方精英身上。這一時期的研究格外強調在不同階層之間的互動中，動態地考察政治權力的運作機制。與此同時，蓬勃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也給一向保守的政治史研究帶來新氣象。在帝國早期政治史領域，米拉、韋恩、普萊斯是這一時期的代表學者，他們分別藉助不同視角提出新問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羅馬帝國早期政治史研究出現了第三次轉向。這一時期，不同類型的視覺材料開始深度介入到政治史研究之中，改變了傳統政治史研究的圖景。重大史料的發現也激發了一批學者將興趣重新聚焦到帝國權力金字塔的頂層，鼓勵政治史家們從史料內部尋找新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突破口。藝術史、家庭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等分支研究領域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促成了羅馬政治史研究的繁榮局面。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學術研究的價值重在創新，但創新的基礎是傳承。無論研究路徑如何轉變，當下的研究無法完全推翻前人的成果。反之，一代又一代學人對羅馬元首制時期政治史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得益於蒙森、塞姆等前輩的開創之功。可以預見，在今後的研究中，傳世文獻、錢幣、銘文、藝術形象等不同類型的史料會更普遍地得到綜合利用，而來自歷史學和人文社科其他專業領域的新理論，以及數位化研究工具都將會給政治史這一傳統研究領域注入活力。這種發展趨勢一方面為拓寬研究者的視野，開創新路徑提供更多的選擇。另一方面，新方法、新史料和新視角未必就不能回應和解決舊問題。這反過來提醒研究者不能急功近利，刻意求新，應注重學術的傳承性，對前人的研究多加理解和觀照。（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