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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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科舉史》一書中，日本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花了相當多篇幅講述科考作弊手段、著名的科場舞弊案以及對舞弊者的懲罰。
每年一到高考季，與科舉相關的話題關注度就連帶著上升，儘管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的確，抄襲、頂替、戶籍「移民」，高考中的這些「弊案」，早在科舉時代就見怪不怪；「狀元」、謝師宴、喜報，每當成績公布，各地熱鬧程度也與科考放榜相去不遠。可以說，儘管科舉制度100多年前就已終結，但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仇英《觀榜圖》
正是因此，日本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在《科舉史》中指出，「論及中國民族性的本質時，也必須將科舉帶來的後天性一併考慮進去」，「談及中國，就不能無視科舉」。「宮崎市定寫的不僅是一種考試制度，而是把科舉制度放在官員選拔的角度來考察，對重新看待科舉制很有啟發。」《科舉史》譯者、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員馬雲超說。
二戰期間的「遺稿」
《科舉史》的出版過程比較曲折，最早寫於1939年，5年後才有出版社有意出版。1945年春天，宮崎市定加以增補時，日本戰敗已成定局，但軍國主義政府還想作垂死掙扎，他身邊很多同僚和朋友都被徵入伍。44歲的宮崎市定預感不久後自己也難逃厄運，就加快了修訂與寫作的步伐。果不其然，他剛剛完成全書修訂，就收到召集令狀，「當時都做好將這本書作為生前遺稿的心理準備」。
《科舉史》原稿交付秋田屋出版社後，就發生了大阪大轟炸。出版社化為廢墟，只有一號金庫留下了燃燒殘餘。原因是大轟炸前夜，社長似乎有預知般在金庫下面放了一杯水，才使得少部分地方沒被完全燒毀。金庫冷卻後，工作人員打開大門，發現《科舉史》的手稿恰好就在那杯水附近。
1946年，《科舉史》終於出版，但又「生不逢時」。當時日本戰敗，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民眾食不果腹，誰還有心思去了解異域的一項古老制度？書出版後銷量並不好，不久，秋田屋出版社也倒閉了。
1963年，宮崎將《科舉史》中關於科舉具體流程的部分章節加以整理潤色後，換了一家出版社，以《科舉》為名出版。為了區別於《科舉史》，《科舉》一書加了副標題「中國的考試地獄」。直至1987年，完整的《科舉史》原作才有機會在日本再版，此時宮崎市定已是86歲高齡。
近年來，中國越來越注重「他者的眼光」，域外漢學研究很受關注。與史景遷等人一樣，宮崎市定的歷史寫作通俗易懂，引起了一股譯介熱潮，中譯本已有二三十部之多。馬雲超解釋「宮崎熱」興起的原因時說，除了能把學術著作寫得「火星人都能看懂」，他的視野還非常寬廣，尤其注意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範圍，讓讀者清晰地看到當時中國與世界的互動。
尤為關注落第考生
每當有高考作弊或者頂替之類的醜聞被曝光後，很多人就會提到科舉時代對舞弊者的嚴厲懲罰。
《科舉史》中，宮崎市定也花了相當多篇幅講述科考作弊手段、著名的科場舞弊案以及對舞弊者的懲罰。
但是與破壞公正性的科場舞弊相比，宮崎市定更關注落第考生的安置問題。在他看來，落第考生一旦處置不當，對王朝統治會產生更大破壞力。這是因為，隨著中古貴族制度的瓦解，科舉成為士人求職的第一步。尤其從宋代開始，隨著科舉制度成熟，考生越來越多，但錄取率始終非常低，每次科考結束就意味著大量考生落榜，有時落第者甚至多達上萬人，「出身貧困卻又抱著萬分之一僥倖從事舉業的人，如今改變職業也來不及了，有氣概的人流落到國境附近等待機會」。這些人一旦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就會引發社會動蕩，進而影響王朝統治穩定。宮崎市定敏銳地指出，類似的歷史進程，從唐朝末年到宋元明清，在華夏大地上一再重複。
科舉制度雖然早就走向歷史終點，但是讀完《科舉史》會發現，它對國人心理上的影響依然不可小覷。近幾年，教育部雖然三令五申不許宣傳「高考狀元」，但每年高考成績一公布，各省市「狀元」「榜眼」「探花」的名單依然在第一時間快速流傳開來。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學校、地方政府或企業對「狀元」的獎勵更是能達到上百萬元，這時的考生家庭大概也能感受到幾分「金榜題名」的榮耀。
另外，高考中的一些加分政策，也脫胎於科舉時代。比如清代有「難蔭生」，是指二品以下官員除了戰死，因公事在外海、大江大湖等溺亡，或因軍務以外的公事病故，給予其子孫以特殊恩典。「就撫恤家屬而言，基本思想上確實是一脈相承的。但在具體的做法上仍有區別，難蔭生是不通過科舉考試，直接授予官職。而政策性加分是建立在參加高考的基礎之上。從這一點而言，現代社會顯然更加注重公平性。」馬雲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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