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學家圈
轉自人民網《人民e財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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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構建新發展格局?
江小涓：這是根據我們國家自己形勢的變化，國際環境的變化，根據我們當前突出問題和長遠發展的要求，前瞻性、戰略性提出的一個重大的戰略要求。
經過40年的發展，現在我們國內已經接近100萬億元的GDP，我們有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門類，我們的經濟還在比較穩定快速地增長，市場還在繼續擴張，科技水平也在不斷提高。教育也在快速發展，所以我們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很快。這些因素統籌考慮，我們下一步以國內為主體的發展，是具備了比以前更好、更有可能的條件。
國內為主體，是從整個經濟的需求總量來講，應該立足於國內。這麼大的經濟體，和開放初期相比，靠國際市場帶動，現在是帶不動的。
我們現在在全球來講，從經濟的增量、貿易的增量，都已經是貢獻最大的。其實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比較好，大量進口商品，對外投資帶出技術，我們把自己事情做好，也是一定程度上為其他國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使這個雙循環能夠有更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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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我們該怎麼幹?
江小涓：加快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讓我們供給側更有效率，更快迭代。能夠迅速地適應市場的需求，生產出市場需要的產品。我們現在還是有一些痛點、堵點，我們還有一些卡脖子的問題，我們要加快國內各方面的創新，能夠儘快地讓這個堵點暢通起來。另外，我們要加快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因為國內的供給側改革，重要的還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能夠使我們效率更高、質量更好。
我們講內循環、雙循環，絕不是要關起門來搞自己的，我們還是要儘可能地利用經濟全球化這個大的趨勢，更多地和國際社會聯繫，更多地利用外部的資源，更多地和全球形成一個統一的產業鏈和經濟體。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數字經濟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推動因素。從當前的疫情看，既要防疫，又要復工復產，還要擴大消費。把這三者能結合起來的，是要靠數位技術。
我舉一個例子，像連鎖的早餐店，一進去以後，您已經不需要拿上餐去排隊交款，每一個餐的外包裝上都有一個二維碼，把餐拿上到一個空曠的地方掃碼付款就可以了。很多創新是靠數位技術的。
另外，我們經濟恢復以後，很多人健身到俱樂部，會很聚集，不符合防疫要求。現在發展出來一種就是在家健身，但是通過一個智能化的終端，把你的健身數據上傳到數字平臺上，平臺上有教練替你來指導。在平臺上一起練，一起上傳，還可以比賽，社區之間、城市之間，包括國際之間，既是端對端，又可以形成一個社區，在平臺上相互比賽，這也是要靠數字經濟。
現在我們強調恢復旅遊，旅遊的最大痛點，一個是景區人多，一個是公共運輸。最近我去一個企業，海爾有一個平臺叫卡奧斯平臺，上面聚集了數萬家企業，他們聯合這個平臺上的企業，直接開發了一個數位化、智能化的房車，處處聯網，實時在線，很多事情是智能的。既可以促進消費，買車;又促進旅遊，避開了公共運輸的痛點，賣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疫情中間，三者結合，防疫、恢復生產、擴大消費，都是數位技術在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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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經濟，將有怎樣的發展?
江小涓：我覺得「十四五」或者更久，數字經濟一定是中國經濟，包括世界經濟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
很多人講數字消費到了下半場了，其實他沒有看到新的熱點。數字消費將來我們有很多，數字教育、數字醫療、數字文化、智能健身、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設備，都是千億級的消費能力，在未來隨著5G高通量的技術發展，前景是非常大的。
首先，數位技術會從現在的消費端為主直接向生產領域擴張。現在有了物聯網，可以把高速運轉中的設備連接起來，這樣會讓所有的生產過程處在一個智能化的控制之下，提高它的效率。向外可以把供應鏈、服務鏈都連接起來，很高效率地來匹配生產過程。
中央一直在強調兩業融合，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這個將來要靠數位技術。現在我們很多企業，在一個數位化的平臺上，提供多樣的生產性消費，讓製造業直接提質升效，直接在全球競爭。比如研發，我們有的研發平臺，它可以把全球的研發者放到平臺上，有企業需要一種研發的話，他就在平臺上發布，全球有這個技術的人就可以來接單，然後在平臺上發布，變得非常快。所以，兩業融合真正地推進，我的理解要靠產業網際網路、靠數位技術。
其次，現在消費已經從單品消費擴展到了生態消費、場景消費，我希望回家以後它是一個智能廚房、智能家居，出行是一個智能出行，運動是智能運動。我需要的不是單品單服務，而是一個整體的設計，這種事情只有平臺能做。平臺可以把跨界的所有企業組合到一起，為消費者提供一個全場景的消費。
另外，要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還得靠數位技術。它了解每一個工作者、每一臺設備、每一個要素。這樣的話，就有可能最有效率地用最小單位來匹配各種生產要素，它的匹配又和我們以前有些服務業中間的高成本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現在網際網路銀行，它的貸款、它的風控系統都是靠智能，非常高效，非常簡潔。而且對任何小額的個人有一點貸款、小企業有一點貸款，它都可以做，數位技術將來也是資源配置最主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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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將如何影響「中國製造」?
江小涓：我們現在有一些網際網路平臺，它就是一個雲工廠，它自己沒有設備。中國的優勢就是有產業集群，在一個不大的範圍裡面有很多中小企業，接到一個訂單，它就向區域裡面的企業問誰有空閒設備，然後把區域中間的空閒設備組織起來一單一單生產，這一單做完了，雲工廠線就沒有了。因為用的是閒置設備，速度非常快，成本非常低，大概比一個固定工廠生產成本低一半，而且效率非常高。
我們原來講生產組織方式，需要企業匹配一個非常完備的生產線和所有的生產員工、技術，將來有可能社會上有很多單元式的生產要素，我是一個工程師，我是一個設備師，我是一個專門的設備供應商，來了生產任務之後，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組織資源，這個將來是對整個生產方式的一種顛覆。數字平臺，它才可能智能化地迅速地聚量地把生產要素聚合起來。
原來我們講你的優勢在哪?在大規模。規模越大，前期的研發投入、模具的投入、生產線的開發，就可以分攤到產品中間去。所以，規模越大，單品成本越低。現在有了智能匹配以後，個性化、小批量、低成本、快速成為一個可能，而且很多定製，消費者是始終在線上的，他可以在任何一個點上選我要的一個特點。比如一臺家電，配幾個箱，配幾個抽屜，哪一塊大，哪一塊小，我要有什麼樣的特點，可以全程在每一個點上按你自己的需求去選擇。這也是一個個性化定製、小批量靈活生產的新的生產組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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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通內循環，消費的作用有多大?
江小涓：我覺得國內循環為主，首先還是要從消費入手。擴大消費在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要利用數位技術讓防疫、消費、生產能夠很好地匹配起來。長期來看，有兩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新型的城鎮化。這應該是我們消費中質量最重的一部分。多年來我們產值的城鎮化要快於人的城鎮化、市民的城鎮化。所以，我們要通過新型城鎮化，讓那些流動人口，特別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能夠在城市裡安居下來。有了穩定的長期在城市生活的願望，他就可以做長期的安排，可以買房，可以租房，有家居，安排孩子的生活，安排一個很長期的消費打算。這個量是很巨大的，這也是讓相當一批人進入城市、進入現代生活之中，讓他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讓他們能夠接受更好的社會保障，為他們創造更好的條件。
第二，關注老齡社會的到來。兩個面都要講，一是，他是巨大的消費潛力。我們只講養老消費，這是不夠的，這中間消費的需求、生活的需求，包括他發揮餘熱的需求都很大，這確實要做一些制度安排。
我舉一個例子，現在家居的適老化改造，適應老年人生活的改造，這個量非常大。我聽過很多老年人跟我講，希望家裡面處處都是扶手，很多地方安呼喚器，很多東西的高矮、軟硬、可及性、安全性，都是要根據老年人的需要，適老化的改造，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這裡面背後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覺得老齡社會的消費需求、生活需求，將來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消費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覺得這兩條都是重質量的、意義多面的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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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跟跑」到「並跑」，中國面臨哪些新挑戰?
江小涓：「十四五」是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的一個起步的五年。供給側怎麼匹配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提升的需求，要迅速、靈活地調整，提供更高質量、更多元、更符合需要的產品，這是對生產端的重要需求。
在「十四五」期間，我們的科技會從原來「跟跑」為主，轉向了「跟跑」「並跑」「領跑」並重的時期。「跟跑」的時候相對是比較簡單的，你知道這個技術用在哪，你知道它的配套產業是什麼，你知道市場的需求在哪裡，它的使用前景是很明確的，你只要跟上去，縮短差距，就把事情做好了。
等到你「並跑」「領跑」的時候，一項技術最後到底有沒有市場應用的前景，有沒有產業鏈匹配，有沒有人跟在後邊，消費者是不是歡迎，你都不知道。所以，這個時候對研發能力，對市場的感覺，對商業模式的創新，對產業鏈的匹配度，都有了新的提升。
「十四五」時期，我們的國際環境還會有進一步的變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和其他國家大致上是一種互補關係為主，我們做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其他國家的技術好，它做高端技術的產品，我們互相交換。垂直的分工，各自做一段，我們是互補的。大家都從這種合作中間獲益，這個時候的國際關係、經濟關係是比較順暢的。
但是現在我們水平在不斷地提升，我們自己的勞動力成本也在上升，我們的技術和資金能力也在增加，國內的產業結構在升級。我們慢慢地既出口那些原來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也不斷地在向高端出口一些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產品，垂直分工變成了水平分工。
水平分工的時候，你和別人既有互補、有合作，也更有競爭，國際關係就不一樣了，所以國際環境會更加複雜一些。但是這也是常態，很多發達國家之間長期就是水平分工、相互合作競爭的關係。這才是一個新常態。就是彼此合作競爭，在同一個水平下，我們怎麼能夠把我們的產業鏈、創新鏈維護好，讓大家在中間都獲利，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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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江小涓：全球產業鏈，可能現在國際貿易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點上的極端事件，好象就覺得現在全球化中間，鏈條在斷，各方在後退，前景變得不太樂觀。事實不是這樣的，其實全球的產業鏈繼續在發展。
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現在一些最重要的新產品，比如特斯拉，這個汽車的國際合作分工程度比很多傳統的汽車要多，它利用的各個國家的零部件來組合這個汽車，它的分工程度比很多傳統的車要多。現在波音787，它的全球分工程度比波音737要大得多。全球產業鏈的分工繼續在推進，全球創新鏈在不斷地發展，其實是更加密集地在發展。
2000年的時候，全球跨國公司的創新鏈中間的海外部分，我們只佔3%。現在，我們已經在跨國公司全球創新鏈中間佔了20%多了。這個發展是持續的，我們的創新在那些卡脖子關鍵技術上，一定要做好，不能被別人掐住;同時我們要看到全球創新鏈發展的格局，在我們創新布局上也要儘可能地利用全球的創新資源，全球創新資源為我們國家的發展服務，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原來產業創新鏈中間基本就是做一件事，就是把國外的技術當地化。現在，我們的創新鏈有很多東西基本上和全球的某一種產品的迭代速度是同步的，我們也為全球新產品、新技術的發展，同步地在做出最前沿的貢獻，這是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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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國際循環，來提升內循環的質量效益?
江小涓：我覺得我們國內為主的循環，我們要提高國內循環的質量和效益，一定要更好地利用國外循環。我講這麼幾個理由。
一是，我們在國內生產要素結構上是有弱項的，我們的土地、淡水、石油資源佔全球的比重是很低的，很難和我們這麼大的經濟體量相匹配。所以，我們一定要通過國際貿易彌補我們國內生產要素方面的一些短項，來讓我們的經濟要素更匹配，效率更高。
二是，通過外循環，能夠讓我們國內產業已經形成的國際市場能力發揮出來。我們有很多重要的產業，出口大概佔它整個行業能力的1/3，個別產業更多。如果沒有產品出口，這塊產業能力是發揮不了的。所以要通過外循環，為國內龐大的產業基礎提供更多的順暢運轉的基礎。
三是，我們每年出口中得到的外匯是很多的，它是國內購買力的一部分。我們獲得的利潤、獲得的工資，很多都是搭載在出口商品上的。所以，外循環越通暢，內循環越有質量，越有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