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而和平，自由而安靜，充分而完全，享受上述各項自由、權利和讓與。」
6月15日，英國舉行《大憲章》800年慶典，伊莉莎白女王親自出席，卡梅倫首相在演講中聲稱：《大憲章》「改變了世界」，永遠「改變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權力平衡。」
英國《大憲章》，是在1215籤署的一部文獻，英國人將其視為治國法典，至今仍在英國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是英國人維護自由、保障權益的依據。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明文規定各項對王權的限制，確定國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原則，孕育英國現代議會的胎胚，並為世界多國憲法提供了楷模。
《大憲章》第39款「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和40款「餘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絕，或延擱其應享之權利與公正裁判」，是兩項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兩項條款，與序言和其它61項條款，限制國王權力，保障自由、財產權益和法律平等，為英國法治樹立了一座最引人注目的裡程碑。
遙想800年前的6月15日，在位於古溫莎城堡和倫敦城之間的蘭尼米德草原上，英王約翰被迫與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貴族和教會籤署一項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協議，這就是英國《大憲章》。
在籤署《大憲章》之前，約翰王陷入一場無法取勝的內戰。這場內戰的直接原因是約翰王對英格蘭貴族肆意徵稅，導致貴族抗命，擁兵反叛。為捍衛財產和權益，英格蘭貴族陳兵倫敦，與坐鎮古溫莎城堡的約翰王對峙。
從6月10日至6月15日，雙方在蘭尼米德草原反覆談判，最終於15日定城下之盟，約翰王籤署《大憲章》。然而，不到三個月，英王約翰毀約，與英格蘭貴族繼續內戰。1216年，與英格蘭貴族內戰的約翰王病死，亨利三世繼位。為贏得英國貴族和主教支持，結束內戰，亨利三世分別於1216年和1217年，兩次重新頒發刪減後的《大憲章》。
時至1225年，亨利三世為增加稅收，主動再次向英國臣民頒發成為正式版本的《大憲章》，承諾英國臣民所應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作為交換，英國臣民向亨利王繳納其動產（即不含房地產的個人財產）的15分之一。亨利三世此舉，為英國立下成文規矩：國王若向臣民徵稅，須獲臣民同意。從此以後，君王也受法律制約的理念，《大憲章》所列各項自由和權利，開始融入英格蘭民族的血液和精神，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事。
《大憲章》關於自由，法治和財產權益的法例和觀念，源於1100年由亨利一世加冕時頒發的《自由憲章》。《自由憲章》也叫《加冕憲章》，1100年，威廉二世打獵中身亡，亨利一世稱王。當時，亨利一世治國面臨三大難題：英格蘭貴族尚未承認他是國王，教會的敵意，盎格魯－撒克遜人亦未臣服。為確保王位，平息英格蘭貴族不滿，爭取教會支持，亨利一世經過再三談判之後，對教會和英格蘭貴族要求作出妥協，最終協議達成《自由憲章》。《自由憲章》由20款組成，在第1款，亨利一世承諾，不得擅自佔有教會財產；並終止加冕前英格蘭所有邪惡作法；在第2款，亨利一世承諾，若貴族去世，不得強迫其後人購買遺產，而是由其後人遵照法律和習俗繼承。這為英國臣民維護自由和權利開了明文先例。1213年，在英格蘭貴族籌劃反叛約翰王之際，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芬•朗頓向他們宣讀《自由憲章》，告訴他們，早在一百年前的《自由憲章》中，已列出貴族應享有的婚嫁自由、財產自由和法律權利。
《大憲章》關於法律平等的思想，則可以追溯到希臘。早在公元前 6世紀和5世紀，希臘思想家已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雅典立法者梭倫主張：「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雖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主張，哲人王作為開明君主，可以居於法律之上治國，但亞里斯多德對此意見截然相反。亞里斯多德在《政論》一書中主張：「由法治理」。他認為，無論君王，還是哲王，「法治優於人治」。基於這一原則，若將權力交付特定之人，此人須是法律的護法和僕人。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秉承亞里斯多德關於法律之僕的主張，他宣稱：「為獲得自由，我們都是法律的僕人。」
從思想淵源來說，《大憲章》還受到羅馬法治的影響：首先，凱撒大帝率羅馬軍團，於公元前54年，踏上不列顛的草地。從那以後，羅馬帝國統治不列顛長達400多年，在這片土地上，打下各種羅馬烙印，其中包括羅馬法治思想。其二，基督教一大教義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英國作為基督教國家，此說廣為人知。基於這一教理，在世俗法律面前，人人也應平等。第三，希臘羅馬是英國文化源泉，與英國自由法治一脈相通。（來源:陽光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