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人玩政治，利潤極高，這是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史不斷證明了的。
在極其擅長「裝」的中國歷史上，似乎只有呂不韋一人對政商關係的利益驅動直言不諱。《戰國策》曾經記載了呂不韋與他父親的對話。呂不韋問：「耕田之利幾倍？」呂父回答：「十倍。」又問：「珠玉之贏幾倍？」答：「百倍。」再問：「立國之贏幾倍？」答：「無數。」呂不韋告訴父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這段對話，發生在呂不韋到邯鄲經商，遇到秦國留在趙國的人質「異人」（又名「子楚」，即後來的秦莊襄王）之後。另據《史記》記載，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覺，是「此奇貨可居」。這是「奇貨可居」這個成語的來源。
商人呂不韋的確敏銳地看到了商機：對子楚這件「奇貨」進行投資，可以撬動盈利「無數」的「立國」生意。日後，他也的確從這樁生意中收穫了巨大的利益。
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兩人：除了戰國時的呂不韋之外，就是西漢時的桑弘羊，兩人都混到了總理級別，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把持朝政，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影響。
不過，在高收益的背後，也有著高風險。這兩人下場都極為悲慘：呂不韋因擔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殺，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則更慘，被「烹」而死，全族被滅。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賈文》中，曾對包括呂不韋和桑弘羊在內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運有所點評，常為後人所引用：「膠鬲得聖捐鹽魚，範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這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跨越政商兩界。
膠鬲是商朝末年的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孟子註疏》），因此，孟子說「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孟子·告子下》）。他與後世的範蠡一樣，從政時都是賢臣、功臣，經商主要是為了全身遠害。區別則在於膠鬲的經商似乎僅僅是謀生而已，不如範蠡那樣聲勢浩大，成為商界典範甚至後世的財神；膠鬲後來再度進入官場，為周文王效力，範蠡則終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來，是處理政商關係得當，因此得以善終的典範。
呂不韋、桑弘羊，則與膠鬲、範蠡不同：呂、桑二人，都是商賈出身，而後入仕，最終，兩人都死於政治。
四人對比，但凡不斷遠離體制、棄「政」從「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終；但凡不斷貼近體制、棄「商」從「政」、甚至以「商」從「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險地。
二
呂不韋看中子楚「奇貨可居」之後，開始運作這樁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獲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經營思路很簡單：協助子楚返回秦國，爭奪秦國的王位。子楚則承諾，成功後對半分成：「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在這一過程中，呂不韋作為天使投資者，承擔了子楚的所有運作經費及生活費用。甚至，根據司馬遷的描述，呂不韋還將已經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給子楚，生下一子，取名為「政」，據說這就是日後的秦始皇嬴政。
兩人的生意進展順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質回國、重回體制、立為太子、即位為王的IPO全過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後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馬遷說法就是呂不韋的親生子，即位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家僮萬人。至此，呂氏完成了第二輪IPO，「立國」生意達到頂峰。
與呂不韋主動貼近政治、要做「立國」生意不同，桑弘羊的從政則是別無選擇的「童子功」：作為商人之子，他在13歲的時候，因心算能力，而被選入政府擔任「侍中」，成為日後漢武帝的親近之人。史料沒有過多談及桑家的境況，但毫無疑問，「商人」與其說是桑弘羊的職業，不如說是他的家庭背景。從13歲進入體制，直到73歲被殺，60年來桑弘羊實際上一直都在體制內，並沒有當過一天的「商人」，依靠對官俸及賞賜收入進行有效經營而致富，他在晚年的自述中曾說：「餘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儉節以居之。俸祿賞賜，一一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鹽鐵論·貧富》）
桑弘羊能進入體制，最初就是因為其心算能力（「心計」），其後能飛黃騰達，則是因為其在經濟管理（「言利」）方面的才華。從30多歲與山東大鹽商東郭鹹陽、南陽冶鐵商孔僅一起，被漢武帝任用參與經濟改革開始，桑弘羊在體制中的地位不斷攀升，從最初的「侍中」，到「大農丞」「治粟都尉」「左庶長」「御史大夫」，到最後的託孤大臣，權傾朝野、位極人臣，成為商人（或商人子弟）從政的典範，與呂不韋的確堪有一比。
漢武帝的不朽武功，與桑弘羊為其操盤運作的經濟改革密不可分。
漢初國力衰微，面對來自匈奴的千年威脅，只能忍氣吞聲、韜光養晦，但匈奴問題不解決，國防危機終歸難以緩解，中華帝國終歸將生活在不確定的恐懼之中。到漢武帝即位之後，「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史記·平準書》經濟積累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史稱「文景之治」，解決國防困境也就自然擺到了議事日程之上。
漢武帝一改先人韜光養晦的做法，主動出擊，但戰爭的消耗巨大，光靠國庫老本並非長久之計，「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而此時，數十年安居樂業也造成民間的拜金主義，以及對國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記·平準書》）。
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參與的漢武帝經濟改革出臺了。這場改革的諸多舉措，其核心內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國進民退」，或者確切地說「國進商退」，與此前「文景之治」藏富於民、休養生息不同，這場改革則要求發揮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決心性作用，加強財政汲取能力，並且毫不忌諱對商人階層進行打壓、剝奪。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推行鹽鐵酒專賣。鹽鐵專賣是早在管仲時期就大力推動的，在漢武帝改革中，鹽鐵專賣最初由孔僅、東郭鹹陽主導，下派負責各地具體運作的多是商人，出現了嚴重的權力尋租及質量問題。在桑弘羊接手之後，以官易商，大力整頓，推行統購統銷，成效顯著。桑弘羊後來總結認為：「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
推行均輸、平準。所謂「均輸」，就是各地上交中央的貢品，不必非要到處採購貢品——因為中央所攤派的貢品，未必各地都有出產。而是按照貢品在當地的市價，另折合成當地出產的產品繳納，而後由「均輸官」（後多由「鹽鐵官」兼任）統一調運、出售獲利。所謂「平準」，則是國家通過對大宗商品的儲備進行調整，從而對這些商品的價格進行調控，防止物價過低或者過高。
進行幣值改革。將各郡國鑄錢的權力統一收歸中央，統一管理鑄幣原料，統一貨幣質量標準，大大提升了貨幣的公信力，穩定了幣值及物價。
實行算緡、告緡。所謂「算緡」，就是凡工商業者必須繳納財產稅，每二緡抽取一算（10%），小工商業者可以減半抽稅。而所謂「告緡」，則是對不如實呈報財產的人，鼓勵告發，告發屬實的，被告發者財產充公，而告發者則可獲得財產的一半作為獎賞。
這幾項政策，大大地加強了漢武帝時期的政府財政收入，得以應對數額驚人的國防開支及其他開支。毫無疑問，在這些措施的背後，桑弘羊等人的商人背景令他們能更為清晰地看到問題的癥結，抓住財富的七寸。歷史證明，中國曆朝經濟改革，雖然都是在政府干預經濟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卻多有不同。凡是改革者有著經商閱歷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本身似乎更接近其目標；反之，過程中的變形走樣就多，改革成效折扣也大。
三
盛極而衰，乃千古定律。
呂不韋成了相國之後，根據司馬遷的八卦記載，不斷與太后通姦——那本是他的姬妾嘛，但太后在這方面過於旺盛，呂相國有點吃不消，就給太后推薦了一位猛男嫪毐，偽裝成宦官，藏於宮中。後來嫪毐甚至與太后生下兩子，陰謀奪位，被嬴政發現，滅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
嬴政本想殺呂不韋，但考慮其功勞至大，僅僅罷免。呂不韋離開京城鹹陽被貶斥到河南之後，「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這樣強大的人脈，令秦王嬴政「恐其為變」，於是寫了一封信問呂不韋：「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要將呂不韋全家流放蜀地。呂不韋驚恐之下，飲酖而死。
至此，一場大買賣以破產結束。不知呂不韋在彌留之際，是否也感慨「立國之贏無數」的背後，也有「無數」的風險。
桑弘羊的改革，對於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而言，不僅是在斷人財路，甚至也是在斷人生路。這些人的憤怒，不敢對著體制、對著皇帝發洩，自然要衝著桑弘羊們，以至於連天降大旱，都有所謂「烹弘羊，天乃雨」的說法。不過，這些人沒有「殺羊」的資源與能力。
桑弘羊最後的悲劇，是因為作為託孤大臣之一，捲入了與大將軍霍光的政治鬥爭之中。首先，他們在政策上出現嚴重分歧。經過武帝時期的長期徵戰，一些大臣提出應該休養生息，霍光對此表示同意，但在60多名高幹參與的中央全會上，桑弘羊與霍光等人在鹽鐵官營等財經政策、匈奴和戰等國防政策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史稱「鹽鐵會議」。其次，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權力鬥爭，桑弘羊捲入了另一輔政大臣上官桀父子策動的政變，終因敗露而遭誅殺並滅族。
四
呂不韋的問題究竟在哪裡？可以肯定，絕非因為八卦問題。一方面，所謂秦王嬴政是他親生之子，以及他在太后與嫪毐的淫亂中所扮演的皮條客身份，史家一直存疑。另一方面，從司馬遷的記載看，即便秦王對嫪毐動手，也並非出於淨化宮闈，而在於嫪毐試圖奪位。
呂不韋被清算，關鍵是與秦王發生了根本的權力衝突。
呂不韋投資「立國」的收益，不僅在於獲得了十萬戶的封邑，及家僮萬人，也不在於當上了秦國的總理，而在於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了秦國真正的掌舵人。第一輪IPO成功時，子楚即位，人過中年，加上早年在趙國當人質嘗盡苦頭，在酒色上進行報復性的彌補，因此，在位3年基本不管政務，都是呂不韋一手掌控。第二輪IPO，嬴政即位，年紀很小，「委國事大臣」，仍是呂不韋當國。前後算起來，呂不韋當國總共13年之久，而在這13年中，從經濟建設到外交、戰爭，都是呂不韋一手操盤，因此郭沫若曾評價說：「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走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問題在於，如果呂不韋也能帶領秦國統一中華，那在嬴政眼中，這個天下又是誰人的天下呢？
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其實反映了他本人對於嬴政的顧慮，進而試圖以理論建樹來影響、甚至捆綁嬴政。衝突的跡象比比皆是：
一、呂不韋為了編書，集納了食客3000人，表面上是效仿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趙之平原君、齊之孟嘗君，禮賢下士，匯集英才，但私人勢力如此強大，秦王嬴政將有何感想？
二、《呂氏春秋》成書，洋洋20多萬字，呂不韋將書放到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這樣的做派，既是為新書做廣告，又是示好天下英才。呂不韋早已是秦國的「政治權威」，如此大樹「理論權威」的架勢，秦王嬴政當做何感想？
三、《呂氏春秋》成書當年是嬴政即位8年，次年嬴政就要舉行「冠禮」，隨後親政。這樣的時機選擇，不會是巧合。呂不韋在很大程度上，試圖以自己的理論約束即將親政的嬴政。他在書中直言編撰的意圖：「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秦王甘心受呂不韋的約束嗎？
四、《呂氏春秋》中所涉及的大量治國思路，與商鞅以來的秦政相左，尤其提倡對君王的權力進行極大的限制，主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以無為為綱紀」，國君要「處虛」，「無智，無能，無為」，不必過問具體的政務，只須用力選拔人才和考察人才。關於《呂氏春秋》的政治主張，郭沫若整理為五個方面：第一，反對家天下；第二，尊重民意；第三，贊成哲人政治；第四，謳歌禪讓；第五，主張君主無為。對照嬴政後來的做派，可謂南轅北撤。後人論述《呂氏春秋》，多有提及對相權的鼓勵及對君權的限制，這不僅是兩種治國思路的比拼，也是呂不韋與秦王嬴政兩人現實權力鬥爭的反應。
從司馬遷記載的文本來看，秦王決定動手，是因為呂不韋被貶斥之後，依然「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權力的本質是什麼？就是影響力，被貶斥之後，呂不韋仍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這不能不令秦王驚心與警覺。
更深一層的問題接踵而至，呂不韋有無可能避免這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考察史實，結果並不樂觀：呂不韋雖然掌權13年，卻並未真正掌握最為核心的軍權，他所接納的3000食客，亦無武才，關鍵時刻，連孟嘗君麾下的雞鳴狗盜之徒也不如；在政權上，他所舉薦的嫪毐長期與他分庭抗禮，有學者甚至認為在嬴政親政前，太后-嫪毐與嬴政-呂不韋成為兩個競爭的團體，十分類似晚清所謂的後黨與帝黨。
一個沒有任何自衛能力的人，卻試圖高調地對最高領導者施加約束性的影響，他的高調，無非是找死的前兆而已。
五
最後要了桑弘羊和家族性命的，有兩個根本原因：
一、任何一個偉大的時代終究要謝幕，謝幕時就需要一隻大羔羊作為獻祭，以便對衝「偉大」的製造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殘酷甚至血腥。當時代已經不需要改革者的智慧時，改革者的腦袋或許就是最後一點還可利用的資產。
二、真正有能力要殺「羊」、也最後真正殺了「羊」的，其實都不是他所從事的經濟改革的受損者，而在於另一群即便從他的改革中受益、卻依然憤恨他擋了路的人——更關鍵的是，這些人有著遠比他更為強大的政治能量及更為決絕的殺伐之心。
當桑弘羊投身漢武帝的改革大業時，他應該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會遭遇與商鞅一樣的下場，甚至連死法都一樣殘酷：商鞅是被「車裂」而死，桑弘羊則是被「烹」而亡，兩人都被滅族。
無論是商鞅還是桑弘羊，他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個大時代的開拓者、乃至締造者之一，他們對此也都有著確定無誤的自我定位。然而，如同國史上任何謀士一樣，他們長於為人謀、為國謀，卻未必長於為己謀，最後落個悲慘而死。
相比呂不韋，桑弘羊的結局多少有些委屈。他所活躍的漢武帝時代，無疑是中華帝國最為輝煌的巔峰之一。巔峰時刻的最偉大傑作，就是主動出擊匈奴，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邊患。而在這場連綿數十年的衛國戰爭之中，沙場領軍、決勝千裡的衛青、霍去病被後世尊為英雄，籌集錢糧、運籌帷幄的桑弘羊卻被當作「言利小人」及「聚斂之臣」而落下千古罵名。這無疑凸顯了中國曆朝史家的偽善：他們以為、或假裝以為，偉大的戰爭可以脫離「言利」及「聚斂」，可以僅靠軍事而不靠經濟，可以僅靠軍人而不靠商人。後世如北宋著名公知蘇軾，因作品中多有對古英雄的讚美而被普遍當作「豪放派」詞人，卻也極為刻薄地評價桑弘羊：「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他根本就沒搞清：沒有桑弘羊這樣的「蛆蠅糞穢」，哪裡能有衛青、霍去病這樣燦爛的鮮花盛開呢？
呂不韋和桑弘羊，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政治本不是他們的遊戲，卻過於入戲、過於當真了。
對於呂不韋來說，政治本來於他只是牟利的工具，玩著玩著他卻當真了，放棄了商人的本分與初衷，卻又缺乏職業政客那種破釜沉舟的決心與狠勁；桑弘羊雖然終身為官，畢竟只是商人家庭的子弟，官當得久了，他居然真以為自己成為這個政權的一部分，以至於要鞠躬盡瘁。
兩人都當真了，不懂得急流勇退。更為麻煩的是，兩人的影響力，正符合管仲當年對「二君二王」的顧慮，成為政權實際上的第二個權力核心。一山豈容二虎，這才是惹來殺身之禍的真正原因。
空有雄心，卻無狠勁；空有財富，卻無寸鐵；空有高位，卻無走卒。商人越位如此，不殺你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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