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達默爾傳：理解的善良意志》，[加]讓·格朗丹著，黃旺、胡成恩譯，拜德雅 |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536頁，98.00元
今天的人們會出於什麼樣的目的翻開一本哲學家的傳記？在一些有著不尋常性格或經歷的哲學家那裡，人們可能想從中讀到一些奇聞軼事或八卦，以作為日常談資，或給講授哲學時的枯燥增加一點佐料。有的人可能想從傳奇哲學家的人生歷程中尋找某種典範人格，或獲得某種感召自己的力量。又或者有人僅僅出於好奇，想知道孕育那些偉大思想的哲學家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但如果人們都抱著這樣的目的去讀大部分哲學家的傳記，那他們可能會大失所望，因為以此來看大部分傳記都是乏味的。除了少數像馬克思這樣非正統書齋式的哲學家，大概不會有傳記電影會選擇哲學家作為傳主，他們那驚心動魄的歷險主要封閉在思想著的大腦裡。在格朗丹為《伽達默爾傳》所寫的引言中，一開頭就提到了海德格爾關於亞里斯多德生平的著名評論：「關於哲學家個人，我們想要知道的僅限於他在某個時候出生，他勞作，然後他死去。」海德格爾的看法是頗具代表性的，它容易讓人想到錢鍾書有名的「母雞論」：「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如果你關心哲學家的思想，那麼你應該去讀哲學家的著作，何必去了解哲學家是怎樣的人呢；如果你想從作為個體的哲學家那裡學到什麼，那你常常會發現不如去找其他更好的替代者，例如政治軍事領域的英雄人物；如果你僅僅好奇是怎樣的人物孕育了這種思想，那你可能很難逃脫錢鍾書的譏諷。
有一種較弱的辯護，體現在許多不那麼典型的傳記作品中，他們自稱為哲學家的「評傳」或「學述」。人們讀他們是為了幫助理解他的哲學思想：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思想，你必須了解思想家的生平、他的時代、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他是為了回應怎樣的現實問題，才做出了這樣的思考。更強的論斷會說：你只有了解哲學家面臨怎樣的問題，想解決怎樣的問題，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你只有試著去理解哲學家這個有血有肉的人，你才能懂得他真正「想說」什麼，才能理解他那些抽象而普遍的思考背後的真實意圖。依此看法，哲學家和哲學就不是如錢鍾書所說像雞和雞蛋那樣可分離的。為了給自己從事的工作辯護，《伽達默爾傳》作者格朗丹立刻對海德格爾的觀點提出謹慎的異議：「一種思想的出現難道不是對那個時代之焦慮的一種回應嗎？這種思想難道不是內在於每個特定時代下接受這樣或那樣教育的個體的經歷之中嗎？哲學的任務難道不是去思考生活本身，去理解一種生活和一種思想是如何在它們的時代中緊密交織的嗎？」
不過，相比這種謹慎的異議，格朗丹隨後引用的法國哲學家斯蓬維爾的話——它聽起來有些武斷和激進——可能更有益於兩種立場之間的爭辯。他說：「實際上沒有什麼哲學，只有哲學家。」這就是說，在哲學（蛋）和生產它的哲學家（雞）之間，不僅有是否可分離的問題，還有優先性的問題：一個哲學家是因為他思考了哲學，所以才是哲學家呢，還是因為他是哲學家，所以他所思考的東西才被稱為哲學？這聽起來像是柏拉圖關於抽象的美和美的事物、中世紀唯名論和唯實論之爭的現代翻版。倘若這樣理解的話，結論就會是：只要我們不再贊同柏拉圖式理念的優先性，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總是哲學家優先於哲學，哲學不過是對個體哲學家之生命和所思所想的一種抽象，一種事後的建構。
伽達默爾（1900.2.11-2002.3.13）
於是，哲學家的傳記在此意義上就具有了更特別的價值，這種價值甚至隱隱地凌駕於一切哲學經典著作之上：一切哲學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傳記或學述；而一本好的哲學家傳記，也總是哲學思想的呈現，而且是他更源初、更深不可測的呈現。按照德希達的看法，人們只有把握了哲學思想的傳記特徵，才能真正地進入這種思想。一本好的哲學傳記，或對哲學思想的好的解讀，應該無止境地向那作為自身性、專名、獨一無二個體的哲學家還原，而不只是從中讀出某種普遍的思想。這就如同人們去了解一個所愛的人，不應把他的品質、特徵、話語、思想當做他的化身（這些東西別人也會有），而是在他和他所擁有或給出的東西之間不斷往返，以尋找通達他本人、他的名字的道路。本雅明在《單行道》中說：「相愛的兩個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戀的是他們的名字。」其實，與哲學家之間的對話何嘗不是如此呢？正是在這種專名的意義上，德希達在《論生死》的研討班中說：「傳記在今天應該被重估，也正被徹底重估。今天，一個哲學家的傳記不再能夠作為經驗的偶然被考量，也即將他的名字和籤名放在提供給單純內在哲學閱讀的系統之外，藉此人們可以在你們知道的裝飾性和傳統的風格下書寫哲學家的生活，也不能夠作為心理傳記被考量，這個心理傳記根據（心理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的）經驗的機制來說明系統的起源。一般的傳記，尤其是哲學家們的傳記的新疑難需要調用不止一種新資源，而其中至少包括哲學家的專名和籤名的新問題的資源。無論是（結構或非結構的）哲學體系的內在主義解讀，還是哲學的（外部）經驗—遺傳學的解讀，都絕不能如此探問這一在作品和生命、體系和體系之主體之間的動態邊界。」
於是，哲學家的傳記就具有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價值，它與哲學思想的解讀一起構成了保持張力的兩個端點，召喚我們不斷往返，探索兩者之間的動態邊界。我們應該不斷地從哲學家出發去理解哲學，又從哲學出發去理解哲學家，並且最終總是返回到哲學家本人那裡：對哲學家的思想的正確解讀，永遠不是從中讀出了某種可表述的觀念，而是從中讀出了深淵。
帶著這種方式去看待哲學傳記，那麼我們可以說，格朗丹先生是伽達默爾傳記的幾乎難以替代的作者人選：一方面，他是當今解釋學思想界為數不多的權威，對解釋學，尤其是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本人與伽達默爾有深入交往，有著長時間共享的生命經驗，這種生命經驗是理解哲學家個體的卓越條件。這麼說當然不是要回過頭來依仗施萊爾馬赫的心理主義解釋道路，這是很早伽達默爾就反對的，同時也是格朗丹本人所反對的。而是說，理解是兩個個體之間生命經驗的交鋒，只有達到相似的生命經驗高度的人，才能夠展開真正的對話。
伽達默爾，攝於2000年。
在格朗丹先生的筆下，這部長達五百頁的傳記所呈現的伽達默爾的思想道路/經驗和生命道路/經驗，正有著典型的相互呼應、相互闡釋的循環關係。一方面，伽達默爾的思想總是謙遜而靈活地尋求傾聽和理解，總是更願意假設他人比自己更正確，總是抱著「理解的善良意志」去展開對話，並且相信在這種對話辯證法的展開中，我們能收穫更豐富的生命經驗。這種經歷痛苦和否定而無限展開著的對生存的理解，就是解釋學所追求的目標。為此，他總是反對科學理性的片面性和有限性，總是呼籲在解釋學的精神下走向對話和團結。另一方面，伽達默爾本人的生命歷程也有著相似的形象。他曾用自己年輕時學騎自行車的經驗來描述自己選擇的生命道路和思想道路：「我有一個孤獨的童年，他們給了我一輛自行車讓我支配，我只能獨自學習騎車。在我的花園裡有一座小山丘，我從上面往下騎。在失敗幾次以後，我有了一個重大的經驗：只要我緊緊地攥住車把，我就總是摔倒。但當我放鬆時，它就會自己向前。直到今天，這個例子讓我們明白了政治家也明白的事情以及構成其使命的東西：如果他想要能夠領導和實現其目標的話，他必須創造平衡的局面。」在伽達默爾尋求職業前途時，在他面對納粹的強大壓力時，包括在他後來擔任萊比錫大學校長期間，他的行為和選擇總是儘可能地在不同力量、不同原則之間尋求平衡，如同他的解釋學總是尋求在不同立場之間找到平衡。這種權衡取捨，伽達默爾將之闡釋為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智慧」。
這種「實踐智慧」和無原則的圓滑權變怎麼區分呢？我們可能會有些遺憾地發現，在所有這些問題的處理上，伽達默爾從來都不是在道德上無可指摘的，甚至我們會發現，若單從道德上來評價，伽達默爾可以說是十分平庸的人物。他曾為了獲得教職而向納粹勢力做某種圓滑的妥協，在可能的危險面前他總是缺乏抗爭的勇氣，甚至在私生活上，他對愛人也屢有懦弱背叛之舉：和他的老師一樣，他在有家室的情況下愛上了年輕漂亮的女學生。而在對方落入納粹虎口時，他卻沒有試圖營救，而是儘可能地切割關係以免引火上身。
如果我們聯繫前面談的生命和思想之間的關係，那麼這不意味著我們在自相矛盾。一個偉大的思想不是意味著哲學家要有一個偉大的道德人格，至少在西方哲學的語境中是這樣。對於中國思想來說，問題可能會有所不同，因為中國思想一開始尋求的就是生命和道德的學問，而不是純粹的探求真理。但在西方思想界，我們見過了太多太多的反例。雅斯貝爾斯曾經感嘆過，他很難理解，為什麼那麼偉大的海德格爾思想，會誕生於道德人格如此平庸的人物身上。但問題在於，這種「道德」的評價對於哲學家的生命而言可能並不是十分關鍵的衡量尺度。甚至我們會說，一個「偉大」的人格可能不必是一個崇高的「道德人格」。在這裡，是否足夠強有力、足夠富有藝術性、足夠獨創和典範，可能才是更好的標準。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走向尼採的立場，把道德的尺度看做是平庸而頹廢的尺度。但我們應該承認，偉大的思想家有權力重新思考和界定道德的尺度，而不能僅僅被固有的道德尺度所評判。有些時候，我們可以像評鑑藝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樣，去評鑑哲學家們：有充滿缺陷的英雄，有富有魅力的惡棍，也有標準但卻平庸的好人。我們可能不認同某些哲學家的一些做法，但卻不得不欽佩他們強有力的生命力和獨創的個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指出，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必定是一個「偉大」的人，因為，要創建一種堪稱偉大的思想，必須要常人無可匹敵的心理能量的力度和持久度。
按照這種尺度，讀完《伽達默爾傳》的讀者，也許會多少有些失望。因為客觀而言，伽達默爾不是西方哲學史上那種第一流的天才。他不像尼採那樣有強悍地衝破一切藩籬的徹底性，也不像維根斯坦那樣有直指根底的迷人的偏執力量，甚至他的老師海德格爾一開始曾認為他完全缺乏哲學的天賦，只是個平庸的學生，很長時間沒搞明白什麼是哲學。在生活和行為上，伽達默爾也基本沒有擺脫學院教授的既定軌道。但可能恰恰是這一點，是《伽達默爾傳》最讓我受啟發的地方：他的思想和生命都帶有一種平凡的偉大、不典範的典範，因而昭示了一條「可學而至」的思想道路和生命道路。對於絕大多數普通的讀者而言，這可能更具有借鑑意義。
《真理與方法》初版本
從生命道路上說，伽達默爾直到三十八歲才獲得一個稍微穩定一點的正式教職——萊比錫大學的編外教授職位，他很長時間內成果發表都可以說乏善可陳，直到六十歲時，才撰寫出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專著，並且在此後的十多年時間裡，才逐漸收穫緩慢的成功。從思想道路上說，他的解釋學強調人文主義根基的浸潤，強調長期積累、緩慢訓練而養成的良好分寸感和趣味，強調靜水流深的視域融合的解釋學經驗，這對於所有人文學科來說都是十分適用的，是這些學科的「反對方法的方法」。對於人文學科來說，天才式的洞見當然很重要，但長期積累所形成的視域更加可靠。對於大多數人文學者來說，這可能都是唯一一條通向偉大的道路。坊間傳言，王季思先生有半開玩笑的「治學秘訣」：「做學問不靠拼命靠長命。」從伽達默爾的角度看，可以有另一層意思：人文主義的傳統中，重要的思想從來都離不開時間的緩慢積累。
今年是伽達默爾誕辰的一百二十周年，從以上角度看，我們今天翻開《伽達默爾傳》，紀念這位百歲老人，無疑會是富有教益的，無論人們是想從中得到對解釋學思想的更深理解，還是想從哲學家本人那裡獲得啟發。解釋學告訴我們，一切無非是存在論的解釋學經驗，活生生的生命經驗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讓我們去聽聽這位富有智慧的老人的經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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