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終於走紅，這是它走向毀滅的開始嗎？
吳萬偉 譯
哲學園鳴謝
如涉版權請聯繫編輯
微信iwish89
文末有投票：哲學該走向哪裡？
Richard David Precht
新一代搖滾歌星似的哲學家正在把德國哲學介紹給大眾。但是，他們的特德演講（TED Talks）、電視節目和暢銷書可能徹底將其毀滅。
5月，明星選手出現在德國版本的「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節目。哲學家理察·大衛·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身著整齊利落的暗藍色夾克和黑色脖口敞開的襯衫，有設計師的胡茬子和流線型頭髮，沒有任何磕絆地回答了一個又一個問題，接著，主持人問了下面的問題，
「下面哪個是英國報紙二月份的標題？」
四個選擇答案：
A) 達爾文成為外務大臣，
B)狄更斯接管英國廣播公司，
C)莎士比亞訓練冠軍，
D)託爾金（Tolkien）贏得獎「全英音樂獎」？
普雷希特領先，但他決定放棄，不願意冒險把已經積累起來的64000歐元全部丟掉。這是可以理解的。正確答案是C (克雷格·莎士比亞Craig Shakespeare)是萊切斯特城（Leicester City）的足球俱樂部經理，該隊在2016年贏得英超冠軍稱號。
雖然他為慈善事業籌到了相當數量的善款，對於某些人來說，普雷希特在電視節目上露面是說明德國哲學存在嚴重問題的另外一個信號。德國其他哲學家自然對普雷希特熱衷媒體嗤之以鼻。馬爾庫斯·加布裡爾（Markus Gabriel）稱普雷希特是「哲學表演者」，而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稱普雷希特是「職業普及者。」
但是，普雷希特並不後悔。作為在新一波德國哲學中最著名的人物---最被推崇的人，他已經指出，為了維持哲學這門學科的相關性，哲學必須從象牙塔上走下來進入大眾之中。在1990年代初期畢業於科隆大學的普雷希特設想了這樣一個世界，哲學家將被看作令人著迷的人，他們過著令人振奮的、不妥協的生活。他那一代理想化的同代人有自己的道路，他們的觀點很少與其教授們的「徒勞無益的學院派哲學」沒有多少相似之處，這些教授「是穿著淺棕色或海軍藍制服的令人乏味的中年紳士。」
毫無疑問，普雷希特的這個夢想完成得很好，為該領域培養了更廣泛的受眾。被戲稱為「非虛構書中的英國搖滾歌手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這個說法是一種恭維，因為普雷希特最著名的書《我是誰？果真如此，有多少？》被翻譯成32種語言，銷售高達一百萬冊。他的電視節目只是被簡單地稱為「普雷希特」卻擁有觀眾將近一百萬人。
當今德國哲學不是如馬丁·海德格爾在黑森林小屋中像隱士那樣從事研究的思想學科，而是競爭更多消費者的成功的服務產業。在德國全境發行的漂亮的雙月刊雜誌《哲學雜誌》在2011年投放報攤。總編輯沃爾夫岡·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社論中簡要說明了它的使命：「這是一本將問題帶到市場的雜誌，讓公眾幫助解決它們。」
《哲學雜誌》現在的發行量是10萬份，這證明艾倫伯格的戰略有經濟上的回報。事實上，德國似乎存在對觀點的新需求，有成熟的管道。2017年，德國哲學呈現繁榮的景象。哲學系課程的學生報名在過去3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主要的實踐者被邀請發表特德演講，出版暢銷書，錄製排名靠前的電視節目，舉辦科隆哲學藝術節（phil.cologne），每年6月都能吸引上萬名遊客來到這個德國城市。
這就是德國哲學的變化：在談及康德、黑格爾的時候從來不會用像「快樂的」、「誘人的」和「很容易消費的」等詞彙。從最好處說，這個趨勢說明，德國哲學在空前地吸引廣大觀眾。從最壞處說，這意味著哲學已經變成了顯著的消費項目，旨在恭維用戶熱愛思想的自我形象。
70多年前，德國最著名的兩位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也是批判理論的法蘭克福學派領袖，描述了他們所說的「文化產業」。對他們來說，文化產業---充斥著淺薄愚蠢之極的明星和頭腦爛掉的電視節目---事實上是欺騙大眾和平息大眾憤怒的手段。在《啟蒙辯證法》中，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提出，這種文化產業的產品將不僅扼殺消費者的想像力和自發性，而且「不可否認，要理解它們的確需要快捷、觀察力和體驗；但是，這樣的設計根本就不可能產生能持久的思想。」在2017年，若假設這新一波的德國哲學家已經成為前輩警告不要做的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你有這種想法情有可原。
樞紐問題是，德國哲學能夠在大眾的日常生活層次上被消費，同時不被剝奪複雜性不至於過分簡單化嗎？而且，德國哲學被認定為是批判日常生活的，而非為維持這種生活提供思想工具。最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包括黑格爾、叔本華、海德格爾、卡爾·馬克思和法蘭克福學派在內都為我們提供了對日常生活背後的力量所做的入骨三分的分析。在維持德國哲學的相關性的鬥爭中，當今支持者忘記了德國哲學曾經擅長的東西嗎？
如果德國哲學的確在衰落，那說明它已經籤訂了德國文學巨匠歌德欣賞的浮士德式協議，即用深刻性換來流行性。
果真如此，這種新的哲學消費不是其現代重要性的象徵，而是事實上掩蓋哲學領域衰落的幌子。如果德國哲學的確在衰落，那說明它已經籤訂了德國文學巨匠歌德欣賞的浮士德式協議，即用深刻性換來流行性。
1969年4月22日，西奧多·阿多諾剛要在法蘭克福的歌德大學開始他的系列演講「辯證思想介紹」，就遭到了學生抗議者的阻撓。有學生在黑板上寫到「如果讓阿多諾平靜地呆著，資本主義就永遠不會停止。」接著三個女生抗議者圍住了他，裸露胸脯，朝他身上撒玫瑰花瓣和鬱金香花瓣。
阿多諾一把抓住帽子和外套，匆匆逃離大廳，系列演講後來就取消了。幾個月後，他陷入極度抑鬱的狀態，在阿爾卑斯山度假時鬱鬱而終，享年66歲。
這就是後來被彼得·斯洛特戴克在1983年的《犬儒理性批判》描述的所謂「胸脯行動」（Busenaktion ）：「這裡，一邊站著赤裸的肉體，她們在實施批判；另一邊，站著極度失望的男人，如果沒有他，在場者幾乎根本不知道批評為何物。使得哲學家啞口無言的不是赤裸裸的武力而是赤裸的威力。」
若放在另外一個文化中，學生抗議者阻撓哲學家的演講不會是多大的事。但是，德國哲學不同。擁有康德、黑格爾、尼採、海德格爾等哲學家的偉大德國傳統已成為國民驕傲的源頭，但對本來得到廣泛尊重的德國哲學家來說，「胸脯行動」是極具破壞性的攻擊。
這種不受挑戰的尊重文化部分源於德國哲學和德國國民身份認同之間的緊密聯繫，自從黑格爾在被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打敗的陰影下寫作時開始，普魯士的軍事勝利激發起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夢想著統一的德國。黑格爾想像這樣的世界和平意味著出現一個先鋒國家，它將戰勝其他國家，帶領人類歷史走向充分實現潛能的進步。就黑格爾而言，普魯士（祈禱美夢成真，統一的德國）具有獨特的位置，能承擔起這個歷史使命。其他任何國家的哲學家都沒有如此強烈地將國民身份認同概念建立在其思想體系之上，其他任何哲學家都沒有把這樣的命運壓在祖國身上。
在希特勒和大屠殺之後，德國哲學不再能夠擺出昂首闊步向人類歷史終結的大結局架勢。
當然，一個世紀後成名的阿多諾不是像黑格爾那樣在普魯士軍事勝利的陰影下寫作，而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陰影下寫作，單單這一醜陋罪惡就永遠終結了德國民族主義的哲學合理性。而且，阿多諾是不喜歡黑格爾新教進步觀念的猶太人。在希特勒和大屠殺之後，德國哲學不再能夠擺出昂首闊步向人類歷史終結的大結局架勢。
阿多諾當然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他與伴隨自己成長的德國語言和文化畢竟有深刻的聯繫。在從加州流亡地返回德國後，他就提出德語與哲學有一種特別的契合。阿多諾寫到，「從歷史上說，作為仍然要求適當分析過程的德語已經能夠表達超越本身存在、積極性和賜予的某些現象。」換句話說，阿多諾似乎在說，如果要進行適當的哲學探索，那就忘掉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希臘語吧。要進入哲學的核心，你需要用德語研究。而且在大屠殺之後，阿多諾變成了類似民族良心的代表人物（至少在西德；新東德的意識形態宣傳家痛恨他的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新馬克思主義，認為那是異端）。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中寫到「希特勒強加在不自由的人類身上的新的絕對律令：安排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以便奧斯維辛集中營悲劇不再重演，類似的災難再也不要發生。」這是德國哲學家對德國人闡述的道德義務，期待他們能聽進去。
對某些德國人來說，僅僅聽似乎沒有說到點子上。在1969年，那些學生抗議者攻擊阿多諾就是因為他表面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卻蔑視他們的行動呼籲。在他們看來，當革命需要採取行動的時候，他卻退回到理論中。卡爾·馬克思在1845年就寫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從這個角度看，法蘭克福學派知識分子，尤其是阿多諾戲劇性地體現了德國哲學在清算時刻的失敗。
如果哲學在阿多諾死後的德國要意味著什麼，就必須變成不同的東西。
為了理解阿多諾死後德國哲學發生了什麼，以及是什麼導致它變成對媒體友好的令大人難堪的孩子（enfants terribles ），我們需要考慮德國思想界的老者，88歲的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正是哈貝馬斯改變了德國哲學的走向，這位希特勒青年軍的悔改者在1970年代初期成為阿多諾的助手和指定的法蘭克福學派領袖繼承者。
他這樣做是以俄狄浦斯的方式反抗思想上的父親。在1979年接受採訪時，哈貝馬斯說過「我並不贊同批判理論的基本前提，即工具理性已經贏得如此高的支配地位以至於根本沒有辦法走出整個幻覺體系，深刻的見解只能在孤立的個人的廢墟上獲得。」在他看來，那種見解過於狹隘，不僅有精英主義色彩而且過於悲觀。
相反，哈貝馬斯用他畢生的職業生涯創建了一個跨越哲學、政治理論、社會學、法學理論的思想體系，洋溢著樂觀主義希望，即人類能夠在擁有某種自主性和自我支配的市場資本主義下繁榮發展，這恰恰是阿多諾和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人物否定的可能性。在1981出版的代表性著作《交際行為理論》中，哈貝馬斯設想了「不受限制的交際共同體」，其中人們通過話語和論證從自身學習和相互學習，並同時質疑想當然接受的觀念。
從本質上說，哈貝馬斯的著作成為阿多諾的悲觀主義和精英主義風格的哲學與新消費主義者哲學復興之間的橋梁。不是對人類的命運感到絕望，現在的話語做的是如何將途徑改變理論化。雖然哈貝馬斯沒有試圖抹去阿多諾的領袖禁令---永遠避免另一個希特勒---他更為樂觀的哲學的前提是試圖把防止奧斯維辛再次發生的方式理論化。為此，哈貝馬斯相信像他本人這樣的哲學家必須努力改善生活條件，而不是像阿多諾可能做的那樣發表有關人類命運的令人絕望的悲嘆。也就是說，他比阿多諾更嚴肅地接受了導師的領袖使命。
但是，令哈貝馬斯具有革命性的還有他敢於超越那些看到更遠的地方，到英美哲學家迄今為止遭詛咒的思考。在阿多諾看來，英美哲學不過是技術專家資本主義的婢女，他和法蘭克福學派其他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哲學應該是批判權力而不是為其提供思想合理性。相反，哈貝馬斯在美國實用主義者喬治·米德（George Mead）、哈佛正義理論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和牛津的奧斯汀（J.L. Austin）的著作中發現了像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一樣的靈感。雖然阿多諾在牛津呆了幾年，在美國呆了十多年，但他從來沒有認真對待英美哲學家，除了蔑視還是蔑視。伴隨這種激烈的轉變，哈貝馬斯開闢了德國哲學的思想通道，年輕的槍手至今仍迫切跟隨。
事實上，在談及在媒體荒原的操作時，當今的明星如普雷希特和加布裡爾也接過哈貝馬斯的領袖角色。在1980年代被稱為歷史衝突（Historikerstreit）的論戰中，哈貝馬斯是不知疲倦的鬥士。他一次又一次拿來德國報紙上的段落攻擊試圖為納粹在大屠殺的罪惡開脫辯護的修正主義者德國歷史學家。1999年，彼得·斯洛特戴克打破自第三帝國結束以來德國思想界一直存在的禁忌，激發丟人的爭議，被稱為一個人的哲學挑釁。在演講中，彼得·斯洛特戴克使用了「選擇」Selektion這個詞而不是當今更常見的詞「選擇」（Auswahl ）來暗示，通過基因再生產的人類生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合理性的。怒火萬丈的哈貝馬斯很快寫了社論，他指控斯洛特戴克是法西斯分子。哈貝馬斯在這次爭論中的角色仍然引起迴響。這是逼迫國人參與國家羞恥的過去因而革命化其情感的德國哲學家。對這個轉型的反思能在當今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道德領導力中看到，就是她在幾年前讓德國成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歡迎難民的國家。
但是，雖然哈貝馬斯使用公共平臺審視德國的戰爭罪惡，以及讚揚新版本的德國憲法愛國主義和他稱為「交際理性」的烏託邦理想，在他之後出現的新一波哲學家的批評家則認為，他們在電視上拋頭露面和撰寫新世紀暢銷書很難說是有道德的。
從2002年到2012年，斯洛特戴克雖然有引起爭議的觀點，在德國一直是受歡迎的人物，也是德國電視二臺頻道（ZDF）的脫口秀節目《哲學四重奏》（Das Philosophische Quartett）的主持人之一。該節目構成了在英美電視上很難想像的討論節目；斯洛特戴克和德國哲學史家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與另外兩個應邀嘉賓辯論當天的議題。十年之後，德國電視二臺擔憂節目的收視率，將主持人換成了上文提到的普雷希特。
就好像要抓住德國哲學落入民粹主義個人崇拜陷阱的關鍵點，該節目將名稱從「哲學四重奏」改為「普雷希特」。雖然新的主持人沒有穿開懷的襯衫，普雷希特有英俊的外表和討媒體喜歡的魅力---在外貌上非常類似於法國同行伯納德·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évy）。斯洛特戴克告訴德國媒體，替換他的「繼任者更像走紅的小提琴家安德列•裡歐（André Rieu），女性尤其是50歲以上的女性在後理想主義情緒下很喜歡聽。」在別人讀起來，這些話不無酸葡萄的味道。
但是，事實上，德國哲學現有困境的真相比普雷希特在屏幕上的表演---或者他的攻擊者---暗示的內容更細膩。請考慮馬爾庫斯·加布裡爾在2015年的國際暢銷書《為什麼世界不存在》，這是又一個證據，說明德國哲學的現代著作仍然可能既思想深刻又取代商業上的成功。
加布裡爾的書的封面是個獨角獸，這非常適合一種提供很容易理解的解釋的文本，即為什麼所有種類的不可能實體---不僅是獨角獸而且還有小精靈、神仙、甚至希拉蕊·柯林頓總統或者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英國工黨領袖）首相---等真的存在。加布裡爾的著作證明是巨大成功，不僅因為它是對科學的傲慢和後現代主義相對黑洞的攻擊，而且因為它是根據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確定的原則寫成，即「能夠說的東西都能說得清楚。」而且，他的新書《我不是大腦：21世紀的心智哲學》成為對早期哲學家的反駁，因為他們想像民眾不可能或不應該閱讀哲學。因為只有37歲，加布裡爾表明，德國哲學家能夠找到更廣泛的讀者，同時無需變得華而不實或流俗淺薄。
像普雷希特和加布裡爾等哲學家不僅滿足了國內讀者的需要。雖然德國哲學很難成為像寶馬、德意志銀行或者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那樣利潤豐厚，但熱衷新媒體的、消費者友好型的特徵仍然給予德國哲學全球性的影響力。這一點意義非凡，雖然德國的產業和金融影響力得到廣泛的承認，但德國很難說是以軟實力聞名。德國的電影或文學在這個千年都很少有國際名望。相反，德國哲學的確擁有出口市場，這恰恰歸功於年輕的哲學販子。或許我們不應該像斯洛特戴克在貶低普雷希特時那樣玩世不恭。如果哲學家在2017年想讓人聽見，他們就需要在思考的同時也要上臺表演。
在有關德國哲學命運的文化戰爭中，在斯洛特戴克等人看來，通俗易懂和相關性掩蓋了它的衰落，但是，對於普雷希特等人，那些品質恰恰對於維持哲學的活力和影響力至關重要。1934年，法裔德國神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曾對哲學家同胞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說，他們的同行必須處理人人都關心的問題，文筆風格應該不僅僅讓受過教育的精英看得懂。他相信，這是最重要的。這至少是德國新媒體友好型哲學家試圖在做的事。
譯自：German Philosophy Has Finally Gone Viral. Will That Be Its Undoing? By Stuart Jeffries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7/24/german-philosophy-has-finally-gone-viral-will-that-be-its-undoing-precht-habermas/
作者簡介：
斯圖爾特·傑弗裡斯（Stuart Jeffries），著有《深淵大酒店：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活》（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譯註：此處書名中的「深淵大酒店」是有典故的。它是「喬治·盧卡奇在其作品《小說理論》（Lukács, Georg. (1971).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MIT Press, p.22）中用以批判西奧多·阿多諾等人而創造出的。盧卡奇認為阿多諾等人的理論規避政治實踐，悖離了卡爾·馬克思對美好未來的許諾。」 轉引自姜殿君的譯者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e04f650102wdro.html。
合作微信 iwish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