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的清朝皇室，靠變賣珍稀文物維持生計，堪稱極品敗家子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封建王朝正式成為歷史煙雲。當時人們只關注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王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退位，卻忽視了這個皇室家族背後的巨額財富，導致了巨額國寶級的財富流失殆盡，給後世留下了無限猜測和遺憾。
一、模糊不清的《清室優待條件》
1912年2月9日，南京政府與清朝的皇室在袁世凱這個「中間人」的撮合下，達成並籤署了《清室優待條件》，其中約定：「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何為「皇室私產」？
如果按照愛新覺羅家族及歷史上所有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想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上至統治所有臣民、生殺予奪的權力，下至山川大地及其所附屬的一切草木磚石、飛禽走獸，全該都是帝王家的。
遺憾的是，當時的這份《清室優待條件》並沒有明確約定「公產」與「私產」的界限，這個漏洞給巨額財富的流失留下了巨大的漏洞。
按照清朝皇室的理解，其皇宮內所有的物品，包括銀兩、文物、布匹綢緞、衣物、桌椅等日常用品，都屬於「皇室私產」。既無明文約定，所以當時的民國政府也未對這種「理解」表示不同看法。
1917年因為清朝皇室參與了張勳復闢，《清室優待條件》曾一度差點被廢除。1924年11月，曹錕辭去總統職務，黃郛主持召開攝政內閣會議，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內容，在第五條裡規定「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這次修訂，才首次提出了「公產」這個概念，這意味著當時的文物及其他財富的流失已經到了令人髮指、不得不警醒的地步。對於「公產」和「皇室私產」的界限，國民代表李煜瀛解釋為：「公私產之區別極為明白，絕無混亂之虞，公產者如宮城、建築物，及歷代之至寶，其他各種即屬私產。」
這番解釋看似言之鑿鑿，實則繼續赴《清室優待條件》之後塵，依然模糊不清。隨後發生的事情就立即證實了其「模糊性」。11月5日，溥儀離開紫禁城，帶走銀兩11萬餘元，這些都無異議。但工作人員在溥儀的行李中卻搜出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和仇十洲的《漢宮春曉圖》。靠著工作人員的仔細和一番爭執，才不至於讓這兩件價值無法估量的國寶下落不明。
其實，從《清室優待條件》執行的最早開始，就已經有很多有識之士在探討：「紫禁城裡的文物算不算皇室私產？」這個問題了。
二、紫禁城裡的無價之寶
相當一部分人心目裡的財富可能就是金銀珠寶，但這些都屬於有價之寶，而那些具有歷史、考古、藝術、工藝、科研等價值的書畫、典籍、古玩等，卻是價值無法估量的珍寶。
當時紫禁城裡的物品中，絕大部分是從民間徵集或搜刮而來。清兵入關之後，軍隊一方面攻城略地、統治百姓，另一方面就是想方設法搜集各種包括文物古玩在內的民間財富。這其中的一部分「戰利品」落入了當時的統軍將領的腰包，成為這些人的「私產」，有相當一部分，特別是那些名氣大、關注度高、歷史地位「顯赫」的珍寶，則被進貢到了皇室內府。
論搜刮寶物，清代的皇帝乾隆是最熱心，力度最大、手段最多、「斬獲」最豐的一個。他號稱「十全老人」，自然每件事都想「空前絕後」。歷史學家曾經總結：乾隆皇帝一旦瞄上海內某個收藏家手裡的物件，要麼一道聖旨讓其進貢，要麼用象徵性的金錢進行「收購」。拒絕當然就意味著滅頂之災，故而效率奇高。
也難怪當時的《清室優待條件》模糊不清，因為對於這些聚斂在紫禁城裡的珍寶，的確是有著很大的爭議空間的。當時政局混亂，「城頭變幻大王旗」，各路諸侯忙著爭權奪位，當權者根本無暇組織這方面的法理研究、法條制定，所以在這方面一片空白，毫無可以借鑑的法律條文。
而從傳統倫理的角度說，天然擁有、購買、受贈、繼承等都是合法擁有所有權的途徑，甚至偷盜、搶奪的物品，在經過一定時間之後，也會享有同等權利。按照這個倫理邏輯，溥儀所擁有的珍寶，無論其來源如何，但都是從他的先祖繼承而來的，所以他享受合理合法的所有權。即便是今天的《文物保護法》，也明確規定「祖傳文物」所有權受法律保護。
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當時紫禁城裡的很多具有重大的歷史、科研、考古、藝術等價值的文物，都應該是「取之於民，還之於民」。而當時最大的失誤就在於，沒有將文物從「清室私產」的藏品裡界定、分離出來，導致巨額國寶流失殆盡，無數珍寶下落不明，這其中的損失是無法衡量的。
三、國寶流失的冰山一角
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之後，所謂「樹倒猢猻散」，包括溥儀在內的幾乎所有皇室成員、臣屬等，都在各謀去處、自找出路，伴之而來的就是對紫禁城藏品的盜賣及倒賣。1912年12月，熱河督統熊希齡發現文物倒賣嚴重的問題，請求袁世凱採取政府收購的方式從清室手中買斷文物，交博物館收藏。此議也算有點成效，1913年11月至1914年3月，先後共有11萬餘件文物從熱河行宮、盛京行宮等處運送到北京，收藏到了「古物陳列所」。
但因為當時的民國政府財力匱乏，所以文物收購很快就停止。根據當時所清理的數據，紫禁城裡文華殿、武英殿等各處有文物70餘萬件。雖然已經分門別類、登記在冊，但終於因為「財政支絀，迄未實行」（段祺瑞語）。
隨著後來的形勢緊迫，溥儀開始籌備離開紫禁城，國寶的命運也開始了從零星倒賣向大規模流失的轉變，從此無數國寶飄零「江湖」，生死不明。有史料可靠的、去向明確的文物，則僅僅是浩如煙海的巨量財富中的冰山一角。
1922年6月，以「賞溥傑」的名義，溥儀從紫禁城偷運出文物一千多件，字畫、冊頁二百多種。當年「清室委員會」清理、登記文物的時候，曾經對文物按照其價值定等分級，最貴重的是五個圈，類似於今天的五星級；最次的則劃歸「一圈」級。這批偷運的文物，全是在「五圈」級裡又精挑細選的，例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謝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1924年5月31日，內務府與北京鹽業銀行做了一筆總價60萬銀元的交易，賣出的物品包括：總重達11萬餘兩的16個純金鐘表，總重達1萬餘兩的皇太后、皇后金冊、金寶箱，珍珠1900多顆、寶石180多顆，等等。
1925年2月，溥儀逃到天津居住在日租界，向法國商人羅森賣掉總價值60萬元的文物，具體物品名錄不詳。溥儀在天津居住7年，期間到底賣掉多少文物，這也成了歷史之謎。但據溥儀的貼身侍衛嚴振文後來透露，1932年溥儀從天津潛逃到長春的時候，從紫禁城偷運出來的物品尚剩70餘箱。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溥儀從長春逃亡的時候，只有10多箱文物上了火車。可見在長春這段時間，近60箱文物流失，其中一部分是被賣掉，一部分落入了日本人手裡，還有一部分則是在逃亡的時候因無法攜帶而被丟棄。
丟棄在長春的這批珍寶，被遺留在偽滿洲皇宮的士兵哄搶，大量傳世的名作、絕品、孤品，被士兵們撕扯損毀。其中兩個箱子落到了蘇軍手中，建國之後蘇聯歸還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
逃亡到通化的時候，溥儀用部分文物向當地百姓換了食物。等到搭乘飛機前往瀋陽的時候，溥儀當初從長春帶出來的10個皮箱僅僅剩餘兩個。抵達瀋陽機場，溥儀被蘇軍俘虜並被押往蘇聯。
1950年8月，溥儀被引渡回國，上繳了所有的「私產」。從當初的萬裡江山、驚天財富，到溥儀回國的時候，僅僅只剩下486件物品。而且這僅餘的家底，也只是一些鑽石、珍珠等小物件，因為唯獨這些小物件，才便於在皮箱夾層、肥皂盒、暖水瓶等之內藏著，否則便真真是「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了」。
如此的極品敗家子，也真讓後世的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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