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戰爭」:英國君主權威的崩裂與重鑄

摘要：在戰爭中，數萬貴族私家軍隊被戰火吞噬，諸多世代綿延的貴族家族毀於一旦，為強大王權的建構清除了歷史障礙。飽受戰亂摧殘的社會各階層，逐漸醞釀起普遍而強烈的渴求穩定、和平的社會訴求，期盼一個強大的君權來重建穩固的政治秩序。

十五世紀後期，英國再次爆發王位之爭，並由此引爆1455年-1485之間公開而持續的內戰。戰爭主要在以紅玫瑰為族徽的蘭開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為族徽的約克家族之間進行，故名「玫瑰戰爭」（Wars of Roses）。伴隨著這場英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內戰的，則是在議會「憲政」光環的破滅下，英國君主權威的崩裂與重鑄。

亨利·佩恩名畫「在老教堂的花園摘取紅玫瑰與白玫瑰」，重現了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六世》的一幕

在戰爭中，浸潤在血色中的王冠多次易手，蘭開斯特王朝壽終正寢；新興的約克王朝不久也灰飛煙滅。強有力的都鐸王朝則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建構起來。

作為國王之「超級臣屬」的大貴族對王權的武力顛覆，構成了「玫瑰戰爭」的主旋律。15世紀前期，「變態封建主義」在社會上更為盛行，國王之「超級臣屬」的勢力更加迅速膨脹。他們在朝政中拉幫結黨，爭奪權勢，為角逐王位的內戰埋下禍根。

通過不斷的政治分化與組合，逐漸形成兩大對立派別。蘭開斯特家族多以北方貴族為後盾，而約克家族則得到南方貴族、騎士的支持。

約克家族的族徽為白玫瑰，蘭開斯特家族的族徽為紅玫瑰

「超級臣屬」勢力坐大與朝廷黨爭的凸顯，跟蘭開斯特王權的「超弱」（under-mighty）狀態密切關聯[1]。1421年，亨利六世幼年即位，大貴族一直操控朝政。1436年他得以親政，但其秉性軟弱，且患有間歇性精神疾病，未能有效樹立國王的尊威形象，由此多受朝臣和王后支配。有史家認為，此時朝政失控，「根源在於缺乏王室權威」，「缺乏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2]。

此外，由於羊毛出口急劇減少，戰爭經費與朝廷開支日增，王國財政入不敷出。到了1450年，王室債務已積累至373000鎊[3]。朝政混亂與王權孱弱，給約克家族反叛與篡位造成可乘之機。

奧爾良戰役中的聖女貞德，胡爾斯·尤金·勒內普佛繪。此戰是法國人自1415年於阿金庫爾戰役慘敗之後，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勝利

對法「百年戰爭」的失敗，成為政局動蕩的催化劑。1429年英軍在大陸屢敗，導致大貴族對國王大加指責，朝廷黨爭逐漸爆發。在對法政策上，以蘇福克伯爵為首的主和派，得到國王及寵臣的支持，而約克公爵理察等大貴族，則力挺以格羅徹斯特公爵為首的主戰派。

1444年，蘇福克伯爵受命與法國達成協定，停戰兩年，並由亨利六世與法王侄女瑪格麗特締結婚姻。不久，英軍又丟失諾曼第，英國朝野遂怨怒沸騰，政治動蕩接踵顯現。1450年春，肯特郡發生約克派騎士傑克·凱德（Jack Cade）領頭的武裝暴動，要求國王懲處領軍無能的寵臣，啟用被排斥的「血統高貴」的約克公爵，甚至聲稱要讓約克公爵作國王。[4]

1450年的福爾米尼戰役，法軍獲得決定性勝利，英軍在諾曼第最後一支軍隊被殲滅

這次暴動被鎮壓後，反對派貴族操控議會，彈劾蘇福克公爵，指控其私自與敵媾和，侵貪王國的財產等,迫使國王將其流放。

正是在勢若水火的朝廷黨爭中，胸有韜略的約克公爵理察走上了挑戰王權的歷史前臺。他的祖父首任約克公爵，是愛德華三世之第四子，其父因1415年謀反案被亨利五世斬首。為示籠絡，亨利五世讓其繼承約克公爵的爵位與領地，使之成為北部顯赫的「超級臣屬」。

約克公爵理察

自1436年起，他曾兩次被任命為大陸領地總督（Lieutenant）。1445年任滿回國後得以參政,但國王對其多有猜忌，不久又讓他當愛爾蘭總督（Lieutenant of Ireland），遠離英倫本土，任期十年。政治上的「邊緣化」，讓他憤懣於胸，暫時隱忍而伺機起事。

1450年秋，在大陸屢遭失敗的國王寵臣薩默塞特公爵，不僅未被問責，反而被任命為王室總管。約克公爵旋即以籌備錢糧為由，回國尋釁，次年聯合德汶伯爵等集結兵馬，以「清君側」為名，「兵諫」亨利六世。1452年，他與國王會晤，盡力表白忠誠，聲明起兵旨在讓國王懲治弄臣。

薩默塞特公爵

在貴族斡旋下，雙方達成協議：約克公爵解散軍隊，國王則追究薩默塞特的罪責。但事後國王並未履行承諾，反而將約克公爵拘禁兩星期。接著在1453年春的議會上，蘭開斯特派由下議院提出陳情，要求懲治約克派「兵諫」罪責，同時，同意國王擴充軍隊[5]。數月後，英軍對法戰爭又遭慘敗，朝廷內鬥再掀波瀾。

亨利六世

受形勢刺激，亨利六世的精神病開始惡化，一度精神恍惚，完全失憶，甚至行動困難。這就將誰操持軍政大權的問題凸顯出來。由於國王無男性子嗣，與國王都有血緣關係的薩默塞特公爵和約克公爵，為競爭攝政以及王位繼承人資格而惡鬥。

約克公爵與權勢顯赫的尼維爾家族結成同盟，索爾茲伯裡、沃威克伯爵與諾福克伯爵等，都出自於這一家族，由此勢力迅速膨脹，進而在是年11月的議會上，指控薩默塞特公爵的叛逆等罪行，將其監禁。同時，上議院依循傳統推選攝政大臣。

剛剛產子的王后瑪格麗特提出由她出任攝政，以確保其子愛德華的繼承權。這一舉措致使諸多貴族站在約克公爵一邊，他們對大陸戰爭的失敗深感屈辱，也對這位來自法國的王后深懷戒心。

由此，議會最終推舉約克公爵為護國公（protector）來攝政，不過也確認了愛德華王子為王位繼承人的資格。但王后並不就此甘心，糾集勢力蠢蠢欲動。一年以後，亨利六世病情好轉，將約克公爵的攝政一職撤銷。

1455年5月，國王召集「御前會議」，籌劃清剿約克派。羽翼已豐的約克派，積極調動兵馬，公開反叛，「玫瑰戰爭」一觸即發。是年5月22日，約克派軍隊在聖·阿班斯（St Albans）與王軍對陣，要求懲處薩默塞特公爵。約克公爵揚言：「要讓叛逆者受到應得懲罰，否則將施以武力」[6]。

聖·阿班斯戰役，亨利六世戰敗被俘，薩默塞特公爵戰死

國王對之拒絕，雙方爆發血戰。經過慘烈搏殺，王軍傷亡慘重，薩默塞特公爵等戰死，國王被箭擦傷落入敵手。

兩個月後，在約克派的謀劃下，議會在西敏寺召開，但戰爭恐慌使參會人數大幅減少。世俗「議會貴族」共53人，只有27人到會；下議院議員在1453年為278人，而參加這次議會只有198人。[7]在約克派威逼下，國王被迫在議會上宣布:任何人不得對約克派的軍事行動進行彈劾，戰爭原因在於王之寵臣對約克公爵的污衊和迫害[8]。

不久，亨利六世再次發病，約克公爵利遂逼迫上議院同意他來臨時攝政。1456年2月，隨著國王病情的好轉，約克公爵的攝政統治結束，但雙方都在積極備戰。

1459年春，約克派再做戰爭動員，散布謠言說王后要廢黜國王，讓私生子愛德華繼位。是年9月戰爭再度爆發。10月12日，王軍在伍斯特的盧德福橋(Ludford Bridge)擊敗約克派軍隊，由蘭開斯特派操控的考文垂議會旋即召開。這次議會再次確認愛德華王子的王位繼承人資格，並以叛亂、篡位等罪判決約克公爵及其諸子死罪，剝奪他們及其黨羽的地產與爵位[9]。

王軍在伍斯特的盧德福橋擊敗約克派軍隊

但這些決定難以實施，因為約克派敗逃之後，很快以愛爾蘭等地為基地恢復了元氣。1460年春，約克派以誅除朝廷佞臣和收回財產權等為號召，返回爭戰，並於7月10日在北安普頓擊敗王軍，再度控制國王，迫使其承諾在自己死後由約克公爵繼承王位。瑪格麗特王后不甘心失敗，和愛德華王子逃往蘇格蘭尋求庇護，欲圖東山再起。

北安普頓之戰後，約克派假借王命重新改組政府，掌控朝廷。1460年10月，約克派操縱的議會在西敏寺召開，約克公爵在會上譴責蘭開斯特家族在1399年篡奪王位，要求由具有王室血統的他來收回王位繼承權。

在武力要挾下，上議院頒布「讓予」法案：承認約克公爵及其繼承人對英國王位的繼承權，但亨利六世終身為尊嚴與權威的國王，約克公爵不得對王權有所危害，同時臣民也要像對待國王那樣認可與效忠約克公爵，如有違背即為叛逆罪[10]。

這一法案貌似折中，但實際上為約克派改朝換代開列了政治「支票」。然而，在雙方難以消弭的爭奪中，這張「支票」的「變現」，註定要用血與火來實現。

是年 12月31日，雙方軍隊又在維克菲爾德（Wakefield）發生激戰，約克公爵及其次子陣亡，其頭顱被戴上紙糊王冠，懸掛在城牆上示眾。

次年2月，約克公爵的長子愛德華糾集武裝，在莫蒂梅爾克羅斯（Mortimer's Cross）重創敵軍，進入倫敦。但與此同時，瑪格麗特王后率眾從蘇格蘭南下，匯合蘭開斯特軍隊，在第二次聖·阿班斯之戰中，再次打敗約克派軍隊，奪回國王，並準備進軍倫敦。不過鑑於對手強大，蘭開斯特軍隊北撤。

佔據倫敦後，約克公爵的長子愛德華，公開以亨利國王違反議會協定為名，要求繼承王位，獲得新組建的「御前會議」批准。1461年3月4日，愛德華登基加冕，稱愛德華四世（Edward Ⅳ），始建約克王朝。

愛德華四世

3月29日，愛德華四世率領大軍在約克郡的陶頓之戰（Battle of Towton）中，與蘭開斯特派軍隊展開決戰，雙方數萬人傷亡。最後，約克派軍隊以慘重代價獲勝，王后及亨利六世率領殘部逃往蘇格蘭。

新建的約克王朝採取不少措施鞏固統治。1461年11月召開第一次議會，譴責蘭開斯特家族僭越王權，宣布愛德華四世權威的神聖合法。同時，對歸順的蘭開斯特派予以寬容，對約克派中戰功顯赫的大貴族，則注重防範與限制。

此外，約克王朝派軍繼續北徵，俘獲亨利六世，至1468年基本完成了統一。瑪格麗特王后和王子等則逃往法國。

多年的內戰，使君權至尊原則與封建效忠原則倍受踐踏，大貴族羈傲不馴和朝秦暮楚的性格，由此愈加暴露。國王的表兄、尼維爾家族的沃威克伯爵理察，因戰功被大量封賞，成為英國北部最有勢力的領主，對朝政影響重大。

據統計，在1461至1464年國王頒布的46份令狀中，由沃威克伯爵理察署證的就有41份，僅次於國王身邊的一寵臣。[11]這位沃威克伯爵地產廣大，財力雄厚，每年的土地年收入多達7000鎊，僅次於國王[12]。

此外，他的叔父還被封為肯特伯爵，其弟也被封為諾森伯蘭伯爵。因此，他不服從國王統制，深懷異心。

1469年，他在北方反叛，重新開啟內戰，並於7月26日在北安普頓的埃季科特（Edgecote）擊敗王軍，不久又在肯尼沃斯附近沃爾萊（Olney）俘獲愛德華四世。由於諸多貴族的反對，愛德華四世仍得以復位。

1470年春夏之交，沃威克伯爵再次反叛，失敗之後逃亡法國，與流亡的瑪格麗特王后和解並結成姻親，組建起復闢聯盟並著手回國奪權。是年9月，沃威克伯爵率眾渡海回國，以恢復亨利六世的正統王位相號召展開徵伐。

瑪格麗特王后

因部屬叛變，愛德華四世帶兵不敢戀戰，乘船流亡到北荷蘭。沃威克伯爵抵達倫敦後，在10月13日將被囚的亨利六世再度推上王位寶座。然而，由於缺乏廣泛的政治基礎，這一舉措難逃失敗的命運。

在獲得勃艮第公爵、漢薩同盟的支持後，愛德華四世很快組建軍隊，並在1471年春渡海抵達英國諾福克，然後巧妙用兵，於4月12日佔領倫敦，控制了亨利六世及其部屬。

次日，在倫敦北部的巴內特（Barnet）與追擊的蘭開斯特軍隊展開決戰，重創敵軍，沃威克伯爵等陣亡。也正是在這天，期以裡應外合的王后瑪格麗特及愛德華王子也率眾在威茅斯登陸，在得知約克派已經獲勝後，率眾倉皇向北退卻。

巴內特戰役

愛德華四世揮師直追，於5月3日在特維克斯伯雷（Tewkesbury）修道院附近展開決戰，大獲全勝，愛德華王子陣亡，瑪格麗特王后被俘。是役後不久，愛德華四世秘令在倫敦塔將亨利六世處死。至此，蘭開斯特派的復闢活動完全失敗，蘭開斯特家族的直系滅亡，「王國中再也無人能從家族的角度提出對王位的繼承權」[13]。

在穩固權力後的十多年中，愛德華四世積極重塑君主權威。首先是擴大國王「御前會議」權能，吸收中小貴族進入該會議輔佐，使之與舊貴族和議會抗衡。其次是罰沒內戰中敵對貴族的地產，擴大王室領地與收入，同時讓貴族、官員和商人以「自願捐贈」的方式來充實國庫。他還多次列席王座法庭的審判會議，並巡視各地法庭。

然而，約克王朝並未從根本上擺脫統治困境，一些「超級臣屬」依舊強大，對王權構成的嚴重威脅並未消解。在外交上，鑑於法國王權開始趨強，他只好在1475年8月與法王達成協定，將英軍殘部撤離法國，致使國內嚴重不滿。此外，在統治後期，愛德華四世受病魔折磨，難以有效治理國政。所有這些，都預示約克王朝國祚難保。

卡斯蒂永戰役，是英法百年戰爭的最後一場戰役，自此英國失去除加來和海峽群島外的全部法國領土

1483年4月，愛德華四世病歿，其子愛德華衝齡繼位，為愛德華五世（Edward V），由其叔父格洛徹斯特公爵理察輔佐。後者素有篡位之心，乘機大肆清除新王黨羽，並於是年6月陰謀害死新王。不久他代侄而立，稱理察三世，並在1484年初迫使議會承認其王位合法[14]。

理察三世

這一僭位行徑，立即引發政治動蕩。白金漢公爵聯合都鐸（Tudor）家族起兵反叛，遭到鎮壓後，流亡在大陸布列塔尼的亨利·都鐸（Henry Tudor）也被宣布為叛國者。

亨利·都鐸後成為亨利七世，都鐸王朝第一任國王

然而，亨利·都鐸在當時卻被社會看作最具備繼承王位之資格的貴族。他的母親為亨利六世之妹，具有蘭開斯特王室血統。因父親早亡，其幼年一直由其叔父彭布洛克伯爵傑斯珀監護。由於對王位有潛在威脅，愛德華四世掌權後設法對其剪滅，迫使亨利·都鐸1471年隨其叔父流亡法國，在不列塔尼公爵宮廷中客居十餘年。[15]

英王理察三世執政後，許多愛德華四世的臣僚與部屬，為逃避迫害紛紛逃往布列塔尼，其中有擅長軍事的牛津伯爵約翰·德·維熱（John de Vere）。他們聚集在亨利·都鐸的周圍謀求反攻。

為消除國內對派系衝突的憂慮，亨利·都鐸在1483年的聖誕節向眾人承諾，如果一旦享有英國王位，就與愛德華四世的長女伊莉莎白結婚。此舉很快傳回國內，贏得越來越多的同情與支持。此外，亨利·都鐸還爭取到了法國、蘇格蘭和威爾斯的資金和武裝的援助。

經過周密籌劃，1485年8月6日，亨利·都鐸率軍渡海抵達英格蘭的米爾福特港，勢如破竹。理察三世領兵迎擊。8月22日，兩軍在博斯沃斯（Bosworth）的荒原決戰，王軍中的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率部3000人倒戈，理察三世戰死，斯坦利勳爵即將理察三世遺落的象徵王權的王冠，戴在亨利·都鐸的頭上，並呼之為「英格蘭和威爾斯之王」。

博斯沃斯荒原之戰

博斯沃斯之戰，標誌著持續30年的玫瑰戰爭的結束。1485年10月30日，亨利·都鐸在西敏寺正式加冕為王，成為都鐸王朝的開國之君亨利七世。

空前持久與異常驚心動魄的玫瑰戰爭，極其鮮明地凸顯出中世紀後期英國政治史的歷史走向。在戰爭進程中，無論在賦予王權的合法性上，還是對朝臣的彈劾上，議會仍舊顯示其特有的政治功能。

然而，強大的軍事聲威，無疑是議會運作的驅動器，使之必定要淪為強權者的御用工具。王權政治秩序的瓦解與重建，最終是由軍事實力的對比決定的。戰場上的勝敗而非議會議決，不僅導致了王朝的頻頻鼎革，而且也加速了大貴族階層的敗落。

在戰爭中，數萬貴族私家軍隊被戰火吞噬，諸多世代綿延的貴族家族毀於一旦，為強大王權的建構清除了歷史障礙[16]。另一方面，飽受戰亂摧殘的社會各階層，逐漸醞釀起普遍而強烈的渴求穩定、和平的社會訴求，期盼一個強大的君權來重建穩固的政治秩序。

將約克的白玫瑰與蘭開斯特的紅玫瑰結合在一起的都鐸玫瑰徽章

正是在這樣的態勢下，都鐸王朝誕生後，突破中世紀「憲政」傳統的限制，建構起君主前所未有集權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揭開了英國政治史新的一頁。

參考資料：

[1] K.B.McFarlane,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p175-179

[2] A.J.Pollard, The Wars of the Roses,London, Macmillan, 1988,p.78.

[3]麥可·V·C·亞歷山大：《英國早期歷史中的三次危機：諾曼徵服、約翰治下及玫瑰戰爭時期的人物與政治》，林達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頁。

[4]A.R.Myers,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London,Eyre& Spottiswoode,1969,V.4, pp.266-267

[5]C.Given-Wilson,ed.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1275-1504, 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12，V.12, p.307.

[6]M. H. Kee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348-1500 :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Taylor&amp，2003，p.352.

[7]R.Butt, AHistory of Parliament: The Middle Ages, p.550.

[8] C.Given-Wilson,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1275-1504, V.12, pp.342-343.

[9] R. A. 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 the exercise of royal authority 1422—1461 , London， Ernest Benn，1981，p.825.

[10] C.Given-Wilson,ed.,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1275-1504, V.12,p.220-221.

[11]C.Carpenter, The Wars of the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in England 1437-150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57

[12] A.J. Pollard, Warwick the Kingmaker: Politics, Power and Fame during the War of the Roses, London, Hambledon ,2007,p80

[13]C.D.Ross, Edward Ⅳ,London，Methuen，1974，p.175

[14] S.B.Chrimes, Henry VII,London, Macmillan,1984,P.17.

[15] S.B.Chrimes, Henry VII，P.17.

[16] J.R.Tanner, TudorConstitutional Documents,A.D.1485-1603 with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2.

作者簡介

孟廣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複印中心刊物《世界史》學術顧問，兼中國英國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西歐封建政治史、文藝復興史的研究與中西歷史比較。英國杜倫大學高級研究員（2006），美國羅徹斯特大學訪問教授（2007）。撰有《英國封建王權論稿——從諾曼徵服到大憲章》、《英國「憲政王權」論稿——從大憲章到「玫瑰戰爭」》、《歐洲文藝復興史》（哲學卷）等專著與《世界中世紀史》等教材，主編有五卷本的英文《西方歷史文獻選讀》，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世界歷史》《中國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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