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問題的再思考|向社會生態型國家邁進

今時今日，我們如何思考與反思生態問題？氣候和環境問題的警報已經拉響，法國駐華大使館將攜手法國駐上海領事館，帶讀者翻閱數篇文章，它們均出自法國知識分子之手，主題涉及環境、生態變遷、生物多樣性。文章刊載於微信號「法國文化」，「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也將陸續轉載該組文章。以下是該系列的第一篇，埃盧瓦·洛朗博士的《向社會生態型國家邁進》（Vers l'État social-écologique）。[1]

埃盧瓦·洛朗（Éloi Laurent），宏觀經濟學博士，法國經濟形勢觀察所（OFCE）高級經濟師，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巴黎高科路橋大學教授，史丹福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福利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尤其從社會生態學的視角關注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平之間的關係。他的作品《經濟神話學》已被譯成中文，2019年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987年，布倫特蘭在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這一定義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可持續發展成為經濟、社會和生態領域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從這個視角出發，經濟、社會和生態三環合一，互貫互通。因此，研究可持續發展應該從「經濟—生態」、「經濟—社會」和「社會—生態」三組關係入手。三十多年前，「社會—生態」關係曾是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布倫特蘭委員會）的工作重心，而今天卻不幸淪為可持續性研究中的配角，成為可持續發展中缺失的一環。

十多年來，我致力於用社會生態學的方法展開研究，旨在彌補這一空白，釐清社會問題和生態危機的相互關係：一方面揭示社會邏輯如何影響環境破壞和環境危機；另一方面，也反過來探討環境破壞將引起怎樣的社會後果。在21世紀初的生態危機面前（例如中國2010年發生的特大洪水），所有的人類並非責任相等，也並非風險相當。

將生態挑戰和社會問題融會貫通，我們就更能理解二者的緊密聯繫，並認識到實施社會生態政策（不單單是生態政策）的必要性：基於對環境危機的考量，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減少社會的不平等；同樣地，基於對社會問題的考量，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去緩解生態危機。

例如，我們從「社會—生態」的視角來關注氣候變化的問題。所謂的「減緩」政策，主要致力於減少社會不平等，它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大源頭（比如大幅減少航空旅行的政策：航空旅行是最富有家庭的第一大碳排放來源，而這些家庭被認為是對環境破壞最嚴重的階層）；所謂的「適應」政策，旨在優先保護那些經常暴露在危險環境中，最脆弱的人群（比如法國城市中那些居住在最貧窮的街區，飽受城市汙染之苦的兒童；又或是中國城市裡那些深受高溫之害的空巢老人）。

社會生態學的分析框架帶領我們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當代的諸多環境問題：除了氣候變化的前因後果，還有生物多樣性受損、空氣汙染、水汙染等等。簡而言之，社會生態學的分析框架將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納入一個整體視野，以全新的方式來把握連接二者的交匯點。

全面健康或「社會—生態」環

關鍵在於如何把握人類系統和自然系統之間的關係，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聯結、相互交錯，並非是簡單的並列或平行關係。我在《走出增長：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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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用同心圓（內圈表示人類福利的各種維度，外圈表示生態系統）來表示經濟和社會系統內嵌於生態系統的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或者說我們應該更加凸顯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的一體化關係，比如畫一個「社會—生態」反饋環，它的形狀類似數學裡的無限符號，同時又讓人聯想到「莫比烏斯環」（這個環形是回收標誌的靈感來源，後來又成為循環經濟的標誌）。

「社會—生態」環。來源：埃盧瓦·洛朗（2020）。 

這個別具一格的圖案展現了「社會—生態」之間動態的協同作用（即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長期的、深層次的趨同性）。「社會—生態」環的形狀具有循環性和積累性，它強調最重要的兩個聯結點：一個連接生態系統的健康和人類的健康，一個連接社會不平等和生態危機。

這個環最主要的聯結點連接了生態系統的健康和人類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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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稱之為「全面健康」，即人類全方位的健康（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幸福感、健康不平等、環境健康、環境不平等、生態系統的效用）。

譬如，投資社會關係具有健康效用和生態效用。社會生活的質量和身心健康之間的相關性非常顯著。社會孤立和物質主義的聯繫雖然不那麼明顯，但也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一個重視社會關係質量的社會比一個關注物質消費的社會更有利於人們的健康，而健康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激勵人們在環境事業中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資源，因為環境是人類健康的終極保障。

社會生態學的方法立足於整體，與發展預防醫學而非治療醫學的當代思考有異曲同工之妙。該方法為政治決策者提供了一套可用於指導公共政策的指標體系（全面健康的儀錶盤）：平均預期壽命自不必說、還有環境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等可衡量的指標。因此，社會生態學的方法有助於建立一系列的新型公共政策，我們可以將其納入一個概念——社會生態型國家。

建設社會生態型國家

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理察·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首次對社會政策的概念作出了定義和闡釋，他寫道：「我們沒有應對氣候的社會政策，至少迄今為止，我們還是對氣候問題束手無策。」但是，時代已經改變。由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導致了許多自然災害——暴風雨、乾旱和洪水在全球肆虐，甚至摧毀人類的家園。如今，面對這些災害，我們完全可以找到應對之策。

從地質學和氣象學的意義上來說，「人類世」是由人類開創的新紀元。我們對19世紀工業革命給歐洲帶來的社會後果並非無計可施，當時，倫敦郊區出現了最早的人為大規模排放溫室氣體。自那以後，這些嚴重的後果愈演愈烈，在未來幾十年註定還會進一步加劇。

緊隨工業革命之後，另一場革命也悄然興起——社會保障的革命。二者的同步絕非偶然。用最簡單的表述來說，既然公民面臨風險，福利國家就應當賦予公民抵禦風險的權利。19世紀末的工業革命和「第一次全球化」使經濟更為脆弱，同時也加強了人們對集體保障的需求。

有一個事實值得關注卻往往被人忽略：生態學成為獨立學科的時間，比社會保障作為公共政策誕生的時間還要早幾年。1883年，德國頒布了《工傷事故保險法》，標誌著福利國家的誕生；然而早在1868年，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就已經提出了生態學的定義——研究生物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有機和無機）關係的科學（他使用希臘語詞根oikos，將自然界比喻為一棟房屋或者一個住所）。社會保障和生態學的同步誕生也絕非偶然：工業革命帶來的動蕩激發了人們對於社會保障和生態保護的雙重需求。

正如前文所述，生態危機也是社會風險，因此改革社保制度勢在必行。我們之所以在21世紀初提出建設社會生態型國家，就是要保護人類福祉，分擔生態風險，正如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福利國家成功地抵禦了各種社會風險：失業、衰老、疾病、殘疾，等等。近些年來，中國也大幅增加了社會保障的支出。

社會保障在21世紀的使命是什麼？我們首先要追溯它的初衷，而後才能展望未來。社會保障的本質在於將不確定性轉化為風險，並通過分擔來降低風險，從而減輕社會的不平等。這一使命蘊含了保險和團結雙重邏輯，帶有明顯的倫理性和政治性，這一點與私人保險有所不同。社會保障區別於個人保險，更確切地說，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集體保障。社會保障的本質是通過集體分擔來降低社會風險，讓社會風險造成的損失在全體公民中更加公平地分攤。

然而，在21世紀初，拋開了生態危機，社會風險就無從談起，更不用說分擔風險，因為生態危機對人類福祉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那麼，社會生態型國家能夠實現哪些基本職能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考美國經濟學家理察·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在60年前提出的公共支出三大職能，正如美國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 

公共支出的第一項職能是「配置」，旨在提供公共產品（或者說，國家應該劃清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界限）；第二項是「分配」職能（不只是再分配），旨在讓公共財政為納稅人服務，因為他們繳納的稅款是公共財政的主要來源；第三項是「穩定」職能，公共財政可以作為穩定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工具，尤其在經濟衰退期，比如2020年開春以來全球正在經歷的經濟衰退。

我們認為，社會生態型國家的第一項職能也是「配置」，國家應該出臺環境政策，減少各類汙染，更好地保障人類福祉。關鍵在於，這些環境法規還有助於節省社會保障支出，特別是醫療支出，因為環境惡化造成的經濟成本相當高昂。近些年來，空氣汙染日益加重，法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治理空氣汙染可以改善兒童的健康，進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只要對最貧困的人群給予補貼，那麼即便開徵新稅種（例如為應對氣候變化而徵收碳稅），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惠及大多數人，既能改善生活質量，又能通過補貼提高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若想衡量環境政策為人類福利帶來的收益，完全不需要用貨幣化的方法來計算人類壽命，或者環境政策所創造/損失的經濟增長點，這種方法不僅經不起推敲，在倫理層面也容易引起質疑。其實，我們有很多可靠的健康—環境指標，例如芝加哥大學最近發布的空氣品質壽命指數（Air Quality Life Index）。

社會生態型國家的第二項職能是「分配」，這項職能的指導原則是社會保險，是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延伸。更確切地說，社會保險旨在將環境危機去自然化（或者稱之為「社會化」），即考量環境危機在社會層面的後果。去自然化就是將生態不確定性轉化為社會風險，藉助公共保障和公共保險制度，最大程度地降低21世紀環境危機所引發的社會後果的不公平性，從而減輕自然危機的劇烈衝擊。正是基於社會化原則，在中國發生地震災害後，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奔赴各個災區積極救助受害者。

面對由人類一手造成的生態危機，我們應該充分調動福利國家促進社會平等的力量，以推進環境的可持續性建設，將不確定性轉化為風險，讓意外得到保障，最大程度地降低生態危機的不公平性。換言之，就是從人類的福祉出發，通過分擔來降低社會風險，就從人類的健康著手吧！

從制度設計的角度，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我們可以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新設一個「社會—生態」分支，也可以在現有分支的基礎上（從醫療保險開始），將環境風險納入考量之中。

馬斯格雷夫認為，公共支出的第三項職能是「穩定」，旨在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尤其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最大化。然而，在21世紀，這一目標早已時過境遷。當今最重要的是保障人類的「基本福利」，使其免受生態危機的衝擊（全球性大流行病、高溫災害等）。那麼，「基本福利」包括哪些呢？2020年春天，全球經濟體系同時遭受巨大衝擊，整個人類社會都進入了緊急狀態。面對這一挑戰，世界各國政府必須立即付諸行動，保護本國人民，尤其是最脆弱的人群。此時，「基本福利」的概念正好可以作為政府工作的指南針，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政府應在不加劇生態危機的前提下，將民生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基本福利」的概念，不是為了「刺激」經濟，而是要對經濟進行改革，重新思考，重新定義。這項創新的黃金法則在於：提升今日的人類福利，但不能損害明日的福利。

[1] 本文改編自筆者即將出版的專著《健康引領世界有何不可？——預期壽命重於經濟增長》。（Eloi Laurent, Et si la santé guidait le monde ? – L』espérance de vie vaut mieux que la croissance,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novembre 2020.）

[2] 參見：Eloi Laurent, Sortir de la croissance – Mode d』emploi,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9.

[3] 由於篇幅有限，「社會—生態」環的其他維度，尤其是社會公平與環境可持續性之間的關係，此處不再展開。讀者可參見：Laurent, Éloi. 2020. The new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sustainability and justice. Cambridge, UK ; Medford, MA: Polity Press.（《新環境經濟學：可持續性與公平》）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法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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