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國內學術界主要關注中南半島越南青花瓷及泰國青瓷的生產技術與江西景德鎮窯、福建漳州窯及浙江龍泉窯之間的關係，以及東南亞港口遺址和沉船考古所見中國陶瓷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聯繫。而海上貿易興起的唐宋時期，有關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陶瓷生產技術交流，則較少獲得研究者注意。
9至15世紀的中南半島處於吳哥王朝的統治之下，當地自9世紀開始生產瓷器。當中以柬埔寨吳哥（Angkor）荔枝山窯（Phnom Kulen）生產的陶瓷產品質量最好，尤以青釉盒子的造型及紋飾最豐富。以往學者一般認為荔枝山窯的青釉盒子造型及裝飾工藝主要模仿北宋廣州西村窯。通過對比荔枝山窯考古發掘資料、東南亞沉船及中國陶瓷考古新發現，我們調整了自己的認識，認為11－12世紀荔枝山窯青釉盒子主要借鑑浙江越窯青瓷裝飾工藝，並加以改良與創新。荔枝山窯的青釉盒子主要作為金銀質盒子的補充，供吳哥皇室及寺廟用以盛載黃蠟和其他香藥，作祭祀或日常之用，凸顯了統治階層的皇權及使用者尊貴的身份。
柬埔寨吳哥荔枝山窯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荔枝山窯位於今柬埔寨暹粒省（Siem Reap）吳哥地區的荔枝山上，距暹粒市東北35公裡〔圖一〕。荔枝山又名「偉大的因陀羅山」（the Mountain of Great Indra），因陀羅是印度教眾神之首，此命名體現了荔枝山對早期吳哥王朝政治及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荔枝山窯是吳哥王朝最著名的陶瓷窯場，早在1883年時，法國學者愛莫尼爾（Etienne Aymonier）到窯址考察並報導了有關發現，從外觀探討了此窯瓷器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柬埔寨窯工生產陶瓷及施釉技術是否從中國，特別是從廣東或福建窯工那裡習得等問題。其後，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與吳哥保護局在1999年對荔枝山窯進行踏查，根據吳哥地區皇宮及寺廟等建築的砂巖石材主要來自荔枝山，在大吳哥皇城內發現的帶釉瓦片及陶瓷器多是荔枝山窯製品，以及窯場由官府控制等因素，推斷荔枝山窯可能是吳哥地區具備官窯性質的重要窯場。
圖一 柬埔寨吳哥荔枝山窯位置圖
2002年維索（Chhay Visoth）與薩丕拉（Chap Sopheara）在荔枝山窯深入調查後發表論文，成為日後開展窯爐發掘工作的重要基礎。2006年，吳哥保護局與日本上智大學合作發掘荔枝山南部窯區的一號窯爐（TMK01）〔圖二〕。
圖二 荔枝山一號窯及二號窯位置圖
2007年，吳哥保護局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及金邊皇家藝術大學考古系學生一起發掘南部窯區的二號窯爐（TMK02）〔圖三〕。兩窯均為土砌斜坡式窯爐，現存結構所見有火門、火膛和窯室三部分，窯頂可能是用竹篾支架抹泥搭成，由立於燒成室2－4條土柱支撐。以二號窯為例，窯長8.2米，寬2.1－2.7米，斜度約25－27°，燒成溫度可達900－1250℃或以上。荔枝山窯陶瓷器均以「瓦器共燒」方式生產，即同一窯爐共燒瓦作及陶瓷器，使用條狀泥塊、圓形泥餅及墊座等窯具支燒，沒有使用匣缽。除了陶器，主要品種有青釉器、黃釉器、醬釉器和無釉器等；器形包括盒子、蓋罐、水罐、瓶、碗、盆及建築陶瓷瓦片、脊飾等。根據C14加速器質譜儀年代測定及誤差校正，一號窯年代約為896－1020年、二號窯年代約為1016－1263年。從已發掘的窯爐及遺物所見，荔枝山窯生產的青釉盒子釉色、造型及裝飾手法豐富多樣，是眾多吳哥窯場產品中質量最好的。以二號窯為例，出土瓷片總數為10009片，當中以盒子數量最多（5639片），佔比57%；次為瓦片（2599片），佔比26%。現就筆者曾參與陶瓷考古發掘的二號窯出土的青釉盒子的原始資料，來分析其裝飾工藝與中國陶瓷的關係。
圖三 荔枝山二號窯平剖側圖
荔枝山窯青釉盒子特點與裝飾工藝荔枝山窯青釉盒子釉色可細分為淺青灰、青綠及青黃色，釉層一般較薄，多有開片；胎色為灰、灰白、黃灰及黃白色。荔枝山窯青釉器普遍使用草木灰配釉。
青釉盒子可分兩部分，即盒蓋及盒身。盒蓋的裝飾工藝有貼塑、刻劃花、剔刻花、戳印及錐刺，當中以刻劃花最常見，紋飾豐富多變。貼塑主要見於盒蓋，如鴛鴦，蓋鈕有石榴、蓮蓬、蓮花和塔式頂。盒蓋造型全為母口，可分為鴛鴦貼塑雙聯盒、球形盒、圓頂盒及平頂盒，多施釉至底，盒蓋內亦有釉。盒身裝飾工藝以刻劃及剔刻紋飾為主，以花卉紋最常見，尤以不同造型的蓮瓣紋最具代表性，次為幾何紋組合，如漩渦弧線紋、三重豎線紋、重圈紋、旋紋和三角錐刺紋等。全為子口，可分曲腹或直腹兩種，餅足微內凹，內外施釉，施釉及足，底足有泥塊粘連痕跡及窯工刻劃紋記號。
現按不同造型青釉盒及對比考古資料分述如下：
（1）鴛鴦貼塑雙聯盒。標本TMK02CE6，分盒蓋及盒身兩部分，青黃釉，釉面光亮，有小開片，蓋內部及盒身內部施釉，盒身底部無釉，胎黃白。盒蓋為鴛鴦貼塑，鳥尾部連結另一鳥，盒身外腹連結另一盒子，失另一鳥盒蓋及盒身。鳥頸部兩側刻劃三道斜線紋。盒蓋殘高4釐米，盒身口徑4.9釐米，底徑3.2釐米，高3.3釐米〔圖四〕。鴛鴦貼塑雙聯盒，是吳哥窯場產品中最獨特的造型，目前見於荔枝山窯及紹色窯（Sarsey），出土數量很少，每窯只發現1－2件可復原器物。與之相類，浙江上虞市下管鎮出土北宋越窯鴛鴦硯滴及寧波博物館藏三聯瓜形盒，上貼有瓜鈕及荷葉造型。另外，北宋中期廣州西村窯青釉鳥形盒（西村1730，口徑8.2釐米，高2釐米）及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鎮湖田窯的青白瓷點褐彩雙鳥盒的造型，也與該盒子造型相似。
圖四 鴛鴦貼塑雙聯盒
（2）球形盒。標本TMK02.L5.19.2426，盒蓋，淺青灰釉，釉面剝落嚴重，蓋內部施釉，胎黃灰。素麵，拱頂，蓋頂有一凹圈。口徑4.6釐米、高2.3釐米〔圖五〕。球形盒的造型較常見，吳哥窯場如荔枝山窯、巴高窯（Bangkong）及單尼窯（Tani）皆有生產，出土數量較多，其模仿的原型為金銀器盒子。與之相類，浙江上林湖後司岙窯晚唐地層標本TN01W01⑤:-2-8：41，口徑8.8釐米，高4.6釐米，天青色釉，淺灰白胎，口沿有多處泥點墊燒痕跡。另外，唐宋時期多個中國窯場都有生產此類盒子，例如湖南長沙窯、河北定窯、安徽繁昌窯、廣東潮州窯及江西湖田窯等。
圖五 球形盒蓋
（3）圓頂盒。標本：TMK02.L2.23.546，盒蓋，青綠釉，釉面剝落嚴重，蓋內部施釉，胎黃白，口沿稍裂。石榴鈕，石榴頂用刻刀切割為四角形，外印有重圈紋，肩刻劃四組三道豎線紋。口徑5.2釐米，高2釐米〔圖六〕。帶石榴鈕圓頂盒僅見於荔枝山窯及單尼窯。與之相類，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基地宮出土的定窯白釉石榴形盒子，採用堆塑技法塑石榴鈕，盒蓋與盒身為芒口，口徑10.3釐米，通高9.8釐米，是施主為禮佛供養舍利而訂製的。10世紀晚期印尼井裡汶（Cirebon）沉船也出水有同類定窯白瓷盒。另外，江西湖田窯及安徽繁昌窯皆有生產同類盒子。北宋乾興元年（1022）江西德安墓出土青白瓷盒子，器表素麵無紋，六角形石榴鈕是用刻刀切割成，口徑5.5釐米，通高5釐米。10世紀中葉印尼印坦（Intan）沉船有同形制安徽繁昌窯盒子出水。
圖六 圓頂盒蓋
（4）平頂盒。根據盒蓋無鈕及有鈕分兩型。
A型，無鈕，標本TMK02.L8-9.26.04，盒蓋，青綠釉，釉色斑駁，蓋內部施釉，胎灰白。頂部印有重圈紋，肩刻劃六組三線蓮瓣紋。口徑11釐米，高3.2釐米〔圖七〕。僅見於荔枝山窯。對比器物為五代浙江鎮海出土越窯覆蓮瓣紋盒，蓋頂印有蓮子蓮蓬，四周刻雙重覆蓮瓣紋。
圖七 A型無鈕平頂盒蓋
B型，有鈕，標本TMK02.L3.18-19.23，盒蓋，淺青灰釉，釉面剝落嚴重，蓋內部施釉，胎黃白。塔頂式鈕，刻劃雙線花瓣紋。口徑7.7釐米，高3.8釐米〔圖八〕。僅見於荔枝山窯。紋飾與9世紀下半至10世紀初浙江越窯上林湖標本Y30:44青釉四瓣荷花蓋子相似。
圖八 B型有鈕平頂盒蓋
標本TMK02.L8.25.07，盒蓋，青綠釉，釉面光亮，有小開片，蓋內部施釉，胎灰白。蓮蓬鈕，外印有重圈紋，肩刻劃疊瓣紋，邊飾旋紋，蓋面粘墊燒泥塊。口徑9.3釐米，高5釐米〔圖九〕。造型較常見，吳哥窯場如荔枝山窯、巴高窯、單尼窯及特羅菩窯（Khnar Por）皆有生產，出土數量較多。與之相類的為浙江寺龍口越窯第三期至第五期地層所出，年代為吳越國晚期至北宋欽宗年間（960－1126）的青瓷瓜蒂紐盒蓋T7（4d）:5；青黃釉刻漩渦弧線紋盒蓋T8（3b）:19，口徑9.2釐米，高3.2釐米。在廣州西村窯、潮州窯及安徽繁昌窯皆有生產此類邊飾旋紋的青瓷或青白釉盒子，全為瓜蒂鈕。
圖九 B型蓮蓬鈕平頂盒蓋
標本TMK02.L3.18-19.46，盒身，青綠釉，有小開片，蓋內部施釉，胎灰白。斜曲腹，腹部有一道旋紋，餅足微內凹，外底無釉。盒內有一墊燒泥塊。口徑6.4釐米，足徑4.2釐米，高4.6釐米〔圖十〕。
圖十 青釉盒身
裝燒方法為把盒子放進大盒或蓋罐內套燒〔圖十一〕，僅見於荔枝山窯，其他吳哥窯場均使用泥塊間隔疊燒工藝。五代吳越國時期（907－978）浙江寺龍口越窯的套燒法是用大盒套小盒，之後置放在匣缽內裝燒，盒與盒子之間用泥點間隔，盒蓋與盒身之間以泥條分隔，以保護釉面並滿足統治階層對精品瓷器的追求。
圖十一 盒罐套燒示意圖
荔枝山窯青釉盒子的生產背景及與中國陶瓷的關係（一）吳哥窯業與中國陶瓷的外銷從歷史文獻及陶瓷考古發現所見，中國陶瓷的外銷模式及裝飾工藝的變遷，對吳哥窯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吳哥陶瓷製品主要供應本地市場，在窯業技術交流上，以吳哥吸收及借鑑中國陶瓷裝飾工藝為主。根據吳哥窯業產品特點及中國陶瓷輸入吳哥模式的變遷，可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9世紀晚期至12世紀中期。吳哥王朝於9世紀晚期開始瓷器生產，主要產品為青釉器，11－12世紀中期以荔枝山窯為代表，產品質量達到高峰，器形以盒子、蓋罐及瓦片等建築材料為主。
9－10世紀輸入的中國陶瓷只有零星發現，如吳哥王朝第三個國王因陀羅跋摩一世（Indravarman I，877－889）時期羅洛士廟群（Roluos group）中最古老的寺廟普雷寺（Prasat Pre Monti），法國遠東學院2007年對其考古發掘時，出土了9世紀晚期長沙窯醬釉執壺、廣東青瓷罐和盆、10世紀河北定窯白瓷碗及安徽繁昌窯青白瓷粉盒碎片，是至今發現年代最早中國陶瓷的吳哥遺址。吳哥王朝成立初期，即9世紀晚期至10世紀中葉，與中國的交流日漸頻繁，主要體現在官方的朝貢貿易，以沉香等香藥作為貢品，此外還有僧人來華翻譯佛經弘法修道以及商人來華貿易。10世紀後期，宋朝在廣州及兩浙設立市舶司，通過生產大量的瓷器外銷，以換取南海諸國的物產。廣州和明州是當時連結吳哥與北宋汴梁（今河南開封）的主要港口。然而，越窯及定窯貢瓷在吳哥地區仍是零星發現，主要見於10世紀晚期闍耶跋摩五世（Jayavarman V, 968－1001）的大吳哥城木構宮殿遺蹟，出土有數個可復原的10－11世紀浙江越窯青瓷碗及定窯白瓷碎片。研究者推測這與賈耽《皇華四達記》記所提「廣州通海夷道」航道有關。11－12世紀中期是荔枝山窯青釉器質量最好的時期，這與吳哥王朝在蘇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I, 1002－1050）及蘇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 1113－1150）的治理及國力興盛有直接關係。此兩朝是吳哥疆域擴展最廣的時代，幅員包括今泰國湄南河及越南南部等地，蘇耶跋摩二世於12世紀初興建了吳哥窟（Angkor Wat），奉獻給婆羅門教毗溼奴神。中國歷史文獻記載真臘國遣使貢方物的三次朝貢記錄都是在此期間，分別為北宋徽宗的政和六年（1116）、宣和二年（1120）及宣和三年。在借鑑吳哥寺廟的石刻工藝及中國貢瓷造型和裝飾工藝的基礎上，吳哥在荔枝山建立了燒制高溫陶瓷的窯場。從唐五代的仿金銀器裝飾手法，到北宋中期的刻劃花技法及蓮瓣紋裝飾，荔枝山窯青釉盒在製作上吸收了越窯的裝飾技法，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和創新，大量生產青釉盒子及蓋罐，在進口中國陶瓷數量缺乏的情況下，以補充國內特別是皇室及中上階層對金銀器的需求。
第二階段是12世紀中期至15世紀。自12世紀中期開始逐步轉向生產醬釉器，以督特窯（Torp Chey）為代表，器形主要是中大型甕、水罐、陶罐，及小型動物仿生器。青釉盒子仍有生產，但數量相比第一階段明顯減少。
南宋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後，政治中心南移，與其地理位置接近的泉州，在對外貿易中起著重要作用。12世紀末至14世紀初期，吳哥從中國進口貨品數量大增，多是經貿易港泉州轉口獲得。吳哥皇城及生活區的陶瓷考古發現也反映出此趨勢。出土了大量福建德化窯、磁灶窯、南安窯，浙江龍泉窯青瓷及江西景德鎮湖田窯的陶瓷產品，其中尤以福建德化窯的盒子碎片最多。法國東方學家戈岱司（George Coedès）對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1181－1201）在位時興建的聖劍寺（Preah Khan）K.208碑文（1186－1191）進行釋讀，碑文記載了捐獻給該寺廟神祇的衣物帳，當中包括出口吳哥的中國物品：56個絲織帳幔、323頂絲織蚊帳、23個編織品及520個盒子。聖劍寺的考古發掘也出土了德化白瓷菊瓣紋盒及卷草紋盒碎片。據塔普倫寺（Ta Prohm）K.273碑文（1186）記載，君主捐獻寺廟的中國製品中包括500個盒子。雖然碑文沒有註明盒子材質，但推測極有可能為陶瓷器。荔枝山窯生產的青釉盒子逐步被從中國進口的青白瓷及白瓷盒子所替代，在13世紀初期生產趨向尾聲。
（二）青釉盒子——金銀器的補充品青釉盒子在吳哥社會有何用途，為何吳哥王朝會在11至12世紀的荔枝山窯大量生產？關於此，中柬歷史文獻及碑銘資料提供了重要依據。吳哥古高棉語的碑文上早有記載中國進口的物品，例如羅洛士廟群中羅雷寺（Lolei）K.947碑文（878－977）載中國供品的衣物帳，包括3個用一種叫hanira（可能是金屬物質）製作的圓形盒子（tanlap）、2個銀容器及2種樹木或花卉。經戈岱司考證tanlap通常指金銀或金屬容器，用以盛放香料。當代柬語的對音danlap，是指一種體積較小的圓形盒子，通常用作存放黃蠟，在宗教儀式或祭祀中使用。在大吳哥巴戎寺（Bayon）（建於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外迴廊浮雕具體展現使用盒子的情景，數位柬人恭敬地手捧盒子跪坐在寺廟前供奉〔圖十二〕。
圖十二 巴戎寺浮雕上柬人手捧盒子的場景
關於宋元時期中柬之間的貿易，文獻中多有記載。如《諸蕃志》「真臘國」條載：「土產象牙、暫速細香、粗熟香、黃蠟、翠毛此國最多，篤耨腦、篤耨瓢、番油、姜皮、金顏香、蘇木、生絲、綿布等物。番商興販，用金銀、瓷器、假錦、涼傘、皮鼓、酒、糖、醯醢之屬博易。」《島夷志略》「真臘」條載：「人凡飲食，必以金茶盤、籩豆、金碗貯物用之⋯⋯地產黃蠟、犀角、孔雀、沉速香、蘇木、大楓子、翠羽，冠於各番。貨用金銀、黃紅燒珠、龍段、建寧錦、絲布之屬。」《真臘風土記》「欲得唐貨」條載：「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為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鑞、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瓷器」。可知中國的金銀是吳哥皇室最希望獲得的貨物。
為了進一步鞏固統治階層的地位，吳哥王朝在器用制度方面有明確的等級限制，「器用」條載：「貧人則用瓦缽子。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主處多用金為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為之，皆舶商所饋也。」金銀器的使用，可凸顯吳哥皇權及國力之強盛。建立具有官窯性質的荔枝山窯生產青釉陶瓷盒子，可作為金銀器的輔助品，隨金銀器在宗教儀式或祭祀場合使用，在器用等級制度上低於金銀器，以區分使用者的身份。因此，則不難理解為何荔枝山窯青釉盒子在釉色、造型和裝飾工藝方面會選擇吸收中國具貢瓷性質且仿金銀器造型和紋樣的盒子特點，並加以改造，以滿足當地消費者的需求。
（本文首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9期，原題為《柬埔寨吳哥荔枝山窯青釉盒子裝飾工藝與中國陶瓷的關係》，作者黃慧怡（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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