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年前的12月8日，就在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的稍後時分，侵滬日軍攻擊了黃浦江上的美、英軍艦，並且闖入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孤島』時期結束了，作為東方第一都市的上海隨同遠東各地一起步入了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現代史研究室主任馬軍近日在上海社科院舉行的「上海所見的亞洲太平洋戰爭」工作坊開幕式上回顧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他表示，隨著日軍開始全面控制城市，上海進入了近代以來政治上最黑暗的時段，但也隱約看到了轉機。
半個多世紀以來，圍繞這場戰爭的研究從未停止。除了在外交、軍事等領域探討民族國家視角下的宏大敘事，一部分當代研究者開始把目光轉向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與內心世界，觀察戰爭給百姓生活造成的切實影響。另一方面，太平洋戰爭以珍珠港偷襲為先導，以日本投降告終，但戰爭造成的問題並沒有隨之消失，戰後的接收與審判以及相關遺留問題影響亞洲社會至今。在12月7日舉行的「上海所見的亞洲太平洋戰爭」工作坊上，與會學者對上海視角下的太平洋戰爭、戰爭陰影下的日常生活、戰後的接收與審判等問題進行了研討。
戰爭陰影下的生活圖景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江文君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業社會統計處的統計資料為中心，探究「抗戰時期上海中產階級社會生活狀況」。他的研究涵蓋了1937-1941年間上海作為中產階級的職員以及工人家庭的情況，數據涉及家庭規模、飲食情況、平均收入、消費支出等等。研究認為，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一般上海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狀況尚能維持，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四年則通貨膨脹、貨幣危機日益加深。他指出，1937-1941年也是民國上海經濟繁榮周期的頂峰。當時上海股票、房地產的相關指數都達到頂峰，呈現一種畸形的繁榮；一般市民生活大致穩定，糧食供應也較為穩定。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西方洋行大部分關閉了在滬業務，使得原來作為上海中產階層重要組成部分的洋員群體土崩瓦解，十幾萬洋行職員一夜之間失業，這加速了上海中產階層的無產化。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博士生郭子健考察了抗戰前後「黔酒入滬」的背景及過程，文章以茅臺為案例討論了戰爭對特定行業、市場、消費格局的影響，選題頗受關注。研究追溯了地方土特產如何崛起成為備受精英階層追捧的名品過程，而中日戰爭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報告認為，在戰爭導致的交通封鎖、貿易壁壘、精英西遷、以及西南軍閥政治秩序下的政商關係、人際網絡等因素綜合影響下，西南土酒隨著國民政府回遷而熱銷上海，其品牌的地位得以確立。
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蔣傑的報告討論了一·二八事變中的「失蹤人口」。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上海公共租界東部的虹口、楊樹浦等地區為日軍全面控制，一部分中國平民未能及時撤出日軍控制區，不幸淪為日軍及武裝日僑的攻擊目標。日方以抓捕「便衣隊」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區內中國平民，其中一部分人慘遭殺害。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人物如五洲大藥房總經理項松茂、美國長老會上海鴻德堂牧師蔣時敘一家在被日軍拘捕後亦下落不明。由於日方拒不承認扣押、殺害平民的事實，這個「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群體成為所謂的「失蹤人口」。蔣傑通過爬梳檔案，綜合倖存者證詞、工部局的會議記錄、上海領事團的調查文件以及日本士兵和親歷者的回憶等資料，追蹤了這一時期「失蹤」事件的來龍去脈，揭示了日方拘捕、扣押、虐待以至殺害眾多無辜平民的事實。
「後世的人們在以各自的方式回憶、敘述和『生產』有關一·二八事變的記憶、信息與文本時，往往被大事件、大問題吸引。戰爭的起源、實力的對比、政治形勢以及國際格局，都是人們津津樂道，反覆消費的話題。」蔣傑在報告的結語中寫道：「而為數眾多的真正見證、體驗和參與過這場戰爭的芸芸眾生，卻常常為史學家所冷落。」這群消失在1931-1932年冬春之交的「失蹤者」們，在時隔八十多年之後通過學術研究回到公眾視野，在蔣傑看來，「以一種更為直觀的方式讓人們認清戰爭的殘酷與暴虐」。
在報告中，蔣傑還展示了一組上海一·二八事變期間的照片，這些珍貴影像記錄了日本武裝人員拘捕中國平民的情形。關於論文中未討論的問題，即日方所謂的中國「便衣隊」——指身著便服的中國狙擊手——是否存在，蔣傑表示，還需進一步資料來證明，與會學者也就相關問題進行了交流和討論。
此外，宋慶齡陵園管理處研究室的齊超儒先生圍繞民國時期嘉定人呂舜祥的日記，考察一位鄉村知識分子的戰時生活。呂舜祥的日記記錄了他從南下逃亡到「孤島」任教再到蟄居鄉村的過程，為基層民眾在戰爭中的生活與心態提供了一個可供觀察的案例。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徐嵩的報告圍繞日偽在淪陷區開展的「清鄉」運動中的竹籬笆展開，指出竹籬是日偽清鄉暴政的象徵，與馬軍研究員的鐵門研究共同構成「戰時封鎖」的主題。報告中探討了日偽選用竹籬構築封鎖線的原因和過程，指出其施工快捷、取材便利、成本低廉，然而軍事價值有限，更重要的作用在於心理上的壓制。研究生潘巖的論文圍繞國民黨空軍建軍過程的重要節點和多重面向展開，研究生朱燾則就戰時浙南研究的可能性與展望做報告，提出若干可考察的方向，包括浙南戰事，地方軍事政治，戰時浙江工業內遷對當地社會結構的影響，戰時浙南的民眾生計與商貿活動，被日軍利用、媚日群體的境遇，以及「壺碟會」等戰時鄉村秘密社會。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周武在點評中指出，日本發動亞洲太平洋戰爭，很大程度上原因在於其崛起後對開埠以來歐美列強在上海建立的權力結構、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由歐美列強主導的東亞國際秩序的不滿，而這種心理上的微妙變化，與1860年代以來日僑在上海的被邊緣化經歷有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上海成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索」。他在點評中表示，二戰史的具體實證研究，應放在大的歷史架構中去理解，其意義才會凸顯，鼓勵與會的青年學者在完成實證研究的同時，以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具體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
戰爭之後的審判與接收
1945年日本投降，硝煙散去，另一種意義上的戰爭卻遠沒有結束。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對各大機關機構的接收，對戰爭造成傷害的追索與賠償，其中的歷史細節紛繁複雜，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甚至直到今天仍在影響東亞社會。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蔣欣凱多年來專注於日本戰後對華賠償與歸還研究，在此次會議上做了關於「戰後日本歸還文物的接收」的報告。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劉華的報告則聚焦於戰後中國銀行滬行接收清理偽行與復業的情形。浙江省抗日戰爭研究會會長王選、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現代史研究室主任馬軍以及上海監獄管理局史志辦的徐家俊先生分別圍繞戰後蘇聯對在押日本戰犯的審判、美軍軍事法庭的審判以及國民政府上海軍事法庭的審判做了報告。
王選女士常年為揭露細菌戰真相及相關的跨國訴訟而奔走，此次她的報告圍繞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備案證據材料中的日本關東軍戰俘供詞，以及1949年12月蘇聯在伯力舉行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簡稱「伯力審判」）展開。
1977年開始，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了一批有關日軍731等部隊細菌戰以及相關的檔案，其中有兩名731部隊人員（川島清、柄澤十三夫）的英文供詞翻譯文本，由蘇聯檢方於1946年向國際檢察局提交。內容涉及該部隊的人體試驗、細菌武器的攻擊戰等戰爭犯罪行為。然而從供詞編號上推斷，應該還有兩份文件遺漏或者未公開。直到四十年後，2017年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法學圖書館公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美國檢察官Frank S. Tavenner, Jr.的個人文獻，另外兩份供詞才重見天日。它們分別是在押蘇聯戰俘、關東軍軍醫部長中將梶塚隆二、參謀長中將秦彥三郎證詞的英文翻譯文本，兩份供述均有關日軍關東軍細菌戰。這四位蘇聯在押戰俘的供詞歷時四十年才得以序列歸檔，這一細節也反映了二戰日本細菌戰研究的複雜和曲折。
上述四名蘇聯在押戰俘中，川島清、柄澤十三夫、梶塚隆二後來都是伯力審判的被告。蘇聯不滿美國獨佔日本細菌戰人體實驗技術資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軍細菌戰戰爭犯罪未加追究，在該法庭結束一年之後，於1949年12月25-30日，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國稱伯力）設立軍事法庭，對12名在押日本關東軍軍人就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進行了審判。
《伯力審判材料》在1950年以後陸續出版，發行各國。材料中，12名被告均對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犯罪予以譴責，懺悔個人參與細菌戰的罪惡，並表示願意承擔責任。然而，由於冷戰的原因，《伯力審判材料》在西方國家一度被視為蘇聯的宣傳材料，不予置信，在日本也是如此。2017年，日本NHK播放了有關伯力審判的紀錄片《七三一部隊的真相——精英醫學者與人體實驗》，利用了新發現的伯力審判法庭錄音材料，有力地證實了《伯力審判材料》作為史料的可靠性。
另外，據王選了解，原蘇聯克格勃所藏當年對日軍人員的細菌戰審判資料、檔案、證據，數量龐大，保存完整，已公開的《伯力審判材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王選特別強調，在伯力審判的被告中，日軍細菌戰的核心人物之一佐藤俊二並未向法庭供述其曾經擔任部隊長的一六四四部隊用活人進行人體實驗的行為，也未供述其任廣州「波」字八六〇四細菌部隊部隊長期間命令部下用細菌毒害廣州難民收容所香港難民的罪行。在七三一部隊之外，在伯力審判材料之外，還有更多關於細菌戰的真相遠未為人所知。
馬軍研究員的報告圍繞1946年上海美軍軍事法庭的審判展開。他以「澤田茂等在滬虐殺美國杜立德航空隊飛行員案」為例，討論上海美軍軍事法庭的審判，探析美、日軍事司法的差異，及其背後的國家和社會因素。
1946年1月，美軍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設立美軍法庭，審判戰時日本軍隊在中國殺害、虐待美國被俘人員的相關案件。馬軍認為，作為開庭時間早於東京審判的上海審判，無論在戰史層面還是在司法實踐上都有獨特的地位。在「澤田茂等在滬虐殺美國杜立德航空隊飛行員案」中，1942年日軍曾對8名美軍飛行員俘虜判處重刑，最終4人死亡、4人獲救；4年後美國檢方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調查取證，最終確定4名日方被告，於1946年2月開庭。在大大小小十餘次的開庭審理中，雙方為法律問題做了長時間的辯論，但最終以對被告極輕的量刑判決告終。其中一名被告岡田隆平之子岡田舜平寫下研究著作《兩個戰犯審判：杜立德案件是怎樣審判的？》，復盤兩個法庭的審判，通過比較展現美國社會和日本社會在運作制度和思維方式上的差異。馬軍研究員認為，這一案例具有「放大鏡」式的研究意義，能夠讓人從中感受到國際法視野下戰爭問題的複雜性。
來自上海監獄管理局史志辦的歷史學者徐家俊曾先後在提籃橋監獄、上海市監獄管理局機關工作，期間搜集大量史料進行細緻研究，其關於戰後上海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的研究著作《審判從這裡開始》即將出版。他在會上介紹了戰後由國民政府設立的上海軍事法庭。他表示，這是抗戰勝利後全國十個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存在時間最長（1946.03-1949.02）、審判日本戰犯總人數及審判將級人員最多的一個軍事法庭，在中國抗戰史及審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上海還是各地軍事法庭判決後，大量日本戰犯的集中地和移送回國的遣送地。
上海軍事法庭設在上海虹口江灣路1號第三方面軍司令部原址四樓，成立於1946年3月15日。關於上海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總人數，有183人和116人兩種說法，徐家俊根據多年研究及對被審判人員的逐個統計，認為第一個版本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他總結上海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若干關鍵問題，認為其首先符合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其次涉及面較廣，從地域上包括江蘇、安徽、浙江、山東、福建等地的日本戰犯，從職務上講則既有基層的軍曹、曹長，也有中層的少佐、中佐、大佐，還有大將、中將、少將等高級軍官。然而，上海軍事法庭對將級日本戰犯審判工作遲緩，有的步履匆匆、一晃而過，對部分日本戰犯姑息養奸，如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等人無罪釋放。無罪判決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不滿，中國共產黨也對此發表了聲明。
徐家俊認為，日本戰犯中的許多原日軍高級將領曾想方設法同國民黨軍政要員走私情、拉關係、搞幕後交易，對日本戰犯的減刑及回國服刑起了很大作用。如岡村寧次的回憶錄中就記錄了兩條「疏通」渠道：「一條是經聯絡官吳文華-曹士澂少將-國防部長何應欽；另一條是經龍佐良少將-湯恩伯上將-蔣總統。」另外，隨著三大戰役的開戰，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原來設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匆匆南遷，在這種形勢下，他們根本無暇顧及日本戰犯的監禁和管理。1949年2月，上海軍事法庭撤銷，上海的國防部戰犯監獄撤銷，在押日本戰犯移送日本。1950年代，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都被先後釋放。
徐家俊提出，上海有三處與戰犯審判、關押有關的場所，除提籃橋監獄已定為上海抗戰紀念地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外，還有一處是江灣路1號的上海軍事法庭，另一處是位於寶山區殷高路15號的上海戰犯拘留所，後改為國防部戰犯監獄，當時這所監獄關押的日本戰犯比提籃橋監獄還多、級別還高。徐家俊認為，後兩處場所也應申報上海市的抗戰紀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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