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問題是婦女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題。前賢對清代農婦勞作問題已有考察，而對清代知識女性謀生的研究，有賴近年來女性作品及相關文獻的大量出版，也成為可能。對清代知識女性謀生問題的考察，不僅能解決清代婦女史、經濟史相關問題，而且是解析女性藝術及其心靈史、生命史的重要面向，可以立體呈現清代女性與家庭、家族及社會的多向互動。
清代知識女性人數逾四千名，絕大多數仍需要從事謀生活動，是家庭生存的重要依賴。其謀生手段，一是傳統的紡織、刺繡等手工勞動；二是依靠智識才能，以「閨塾師」或女畫家身份謀生。
女紅一直是古代女性教育的重要構成。歷代女性將紡織、製衣視為閨中必備技能。清代人口爆炸增長、科舉人口過剩，中下層讀書人生活窘迫是常態，大多數知識女性所嫁即這部分文人。她們承擔營生重責，投入任何可以維持家庭生存的勞作形式中，成為家庭經濟支柱。
清代女紅方式多樣，以紡織、刺繡為主，另有手制絨花，製作通草花、剪彩花，貼錫、織箬等更辛苦薄利的活計。勤勉的女性依靠紡織可以養活兩三口人。而奉養翁姑、撫養孩子，還有一家老小的衣物、醫藥、孩子讀書，種種花費巨繁。以女紅維持一家生計，只能是勉強餬口、左支右絀。
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慧女性還有另外的選擇——成為閨塾師。閨塾師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節婦、貞女、孝女，這些獨身女性佔閨塾師的大部分，她們要獨力養活自己和遺孤，甚至奉養父母。二是夫家貧寒，要支撐家庭，女性必須工作，這類女性與丈夫分徒設帳的情形也很常見。三是一些戰爭中的女性，在家國巨變的亂世中艱難謀食。四是其他情況，如遇人不淑、遇姑不慈時自堅其志、自謀其食。可見，充當閨塾師乃是人生陷入極端境況後女性無奈的選擇。
明清鼎革之際，浙江閨媛王端淑和黃媛介開風氣之先。二人在亂世失家，丈夫都治生乏術，只得輾轉江湖為閨塾師。其女師生涯充滿貧窮、漂泊、兇險以及時人非議。尤其是黃媛介，其一雙兒女在隨母奔波中遇險夭亡。但她們「境愈窮」而「詩愈工」，在文士和閨秀圈獲得巨大聲名，成為清代獨立女性標杆。她們近乎職業閨塾師的身份也為此後的女性尋求社會角色提供了行為範式和心理基礎。
清代文獻記載了大量女性閨塾師，社會對此群體也逐漸接受，並對女性自食其力予以謳歌讚美。她們在家開設書院，甚至具有了明星效應，受到閨秀和文士追捧。女性自立的同時收穫社會尊崇，可以看出清中期江南為部分職業女性提供了適合生存的空間。
閨塾師的職業意義還不止於生計自洽。一些著名的閨塾師，如被譽為「豪傑」「女宗」的歸懋儀，還有被翁同龢盛讚為「賢而多能，庶幾漢之班氏、晉之宋氏」的宗婉，她們「作為儒家傳統中最受人尊敬的女學者的精神後裔，獲得了一種不容置疑的尊重」（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與早期閨塾師王端淑和黃媛介飽受世人譏諷不同，後來的文人賦予閨塾師職業正當性，將她們比作為儒子授經的宣文君、伏女和班昭，是儒學經典的傳教者和古代「女師」傳統的承繼者。
與閨塾師相比，女畫家是一種更具藝術氣質的身份。以畫為商品流通於市場，使得多數女畫家可安守家門，少了許多輿論壓力、心理掙扎和江湖風雨。閨閣畫家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兼任閨塾師與畫家，如甘泉張因教授阮元女眷詩畫；第二類是已然成名、重金求畫者絡繹不絕，如武進惲冰、常熟馬荃等，她們高產且潤格豐厚；第三類則聲名未顯仍須積極創作、出售，這類女畫家佔比最大。
清代女性以畫維生，首推明清易代之際的李因、黃媛介。但二人身處亂世，畫資對生活的改善極其有限。康熙年間，秀水陳書以畫資養家、教子成名臣，多幅畫作受帝王褒賞併入藏內府，終成女畫家的典範。陳書夫家嘉興錢氏以明嘉靖年間累舉進士起家，但至康熙時已漸衰落，其夫終身布衣且不善治生。陳書畫作全面，工筆、寫意皆擅，山水、花鳥、人物各種題材都有。起初其潤格也不高，需要每天不停作畫，次日一早遣老僕到離家二十餘裡的繁華大鎮出售，以此來養家教子。
有些畫家還需自己負責銷售。錢塘沈善寶早年喪父，自十六歲就賣畫奉養母弟。其詩集詳述了道光十二年（1832）外出賣畫的情形：她於八月初十自杭州出發，歷常州、江都、高郵至淮安，行程月餘，衝風冒雨，畫作賣掉後才返棹。沈善寶跋涉千裡，只因為淮安是當時漕運重地，達官貴人群聚，畫能賣得更好。前提則是保持高產出，善寶即便在行程舟中也揮毫運腕，沒有半刻閒暇。
從收入來看，沈善寶在兩年半內積蓄超100兩，其中一年冬天售畫數十幅，得金約50兩。而乾隆年間鄭燮的潤格是「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蒯憲、呂俊峰編《鄭板橋書法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版），道光時物價與乾隆中期大略相當，相較而言，年輕的沈善寶的潤酬已算豐厚了。
因此，若天賦不錯又足夠勤勉，一人即可支撐一個家庭，甚至有餘力承擔詩集刊刻和社交花費。
在清代中下層知識之家普遍清貧的狀況下，多數知識女性不得不參與家庭經濟活動。她們普遍受過良好教育，在女紅外，還能以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謀生。生存壓力逼迫她們不斷提升技法和表現力，提高產出的同時精進藝術。對女性教育的重視，既促進她們謀生能力提升，又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隨著經濟地位轉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發生微妙變化，許多時候成為家庭事務的主導者，甚至在家族史書寫上也佔據相當的主動。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傳媒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顧聖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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