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第48屆金馬獎最佳影片。該片在今年威尼斯電影節華麗亮相時，伴隨著西方觀眾的嘖嘖驚嘆和掌聲。我就是在威尼斯看完了這部被閹割為國際版以適應電影節放映的史詩大片的，有趣的是，面對這部電影，大陸記者和臺灣記者一度出現了非常兩極化的評價。
即便不喜歡該電影的人，也均理性地認為原本4小時36分的超長電影被殘忍剪輯為2個半小時後，無論如何會存在邏輯理解上的巨大損失，導演魏德聖和他的團隊非常不幸；喜歡該片的人，則衝到臺灣的影院熱情擁抱他們鎩羽而歸的英雄。《賽德克·巴萊》在臺灣本土上映時，4小時36分的足本被分為《太陽旗》、《彩虹橋》上下兩部，並終於讓魏德聖斬獲金馬獎最佳影片。
兩岸觀眾對對方電影的審美差異，早在3年多前敲開院線電影交流之門時就已顯現無遺。魏德聖在寶島創下票房神跡的處女作《海角七號》進入大陸後反響平平；而馮小剛同時期闖入臺灣的《集結號》，也沒有能為他增加多少額外票房。面對這一兩岸文化交流的窘境，製片人李烈曾在北京表示：「這是既存的事實，都說兩岸同胞同族並具有同樣的文化血脈，可通過電影這一媒介，就已經知道彼此相互不理解的溝壑還有多深。」
在我看到的2個半小時的時間裡，《賽德克·巴萊》是填滿了一個以拳頭、刀劍和火炮為武器從頭打到尾的故事，日本殖民者扇向賽德克族勞工的耳光也為隨後自己的頭顱落地埋下了足夠多的伏筆。這番以悲情和仇恨為推動力並讓高潮從始到終貫穿的情緒，在電影呈現上也實在過癮透了。精雕細琢的鏡頭、酣暢淋漓的動作、絕望廝殺的大場面，均定義了《賽德克·巴萊》波瀾壯闊的史詩性質。
從1895年馬關條約籤訂到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的日據時期實在太長，半個世紀足以真正讓「大東亞共榮」的理想徹底改變一代人的文化認同感。吳念真的電影《多桑》就有這麼一個場景，老爸和孩子一起看排球賽，父親用日語為精神祖國加油，被兒子斥責為「汪精衛、漢奸賣國賊」。可即便這麼長的殖民教育和文化融合時間，也沒能滅絕原住民對獨立的追求欲望。同《與狼共舞》一樣，單元文明化始終難以馴服一個個叫做「人」的個體，以及他們數十代沉澱下的歷史和先祖榮耀。《賽德克·巴萊》給觀眾帶來的，就是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在被日本殖民30年後，在「文明人」認為已經成功改造「野蠻人」後，中部的土著部落竟然發起了大規模英勇起義。但氏族化的部落模式，又因經年累月的矛盾累積，難以形成共抗外敵的強大力量。這也直接導致了「霧社事件」。（臺灣受日本統治時期發生在臺灣臺中州能高郡霧社的抗日行動。由當地賽德克族不滿臺灣總督府與地方政府的壓迫而發起，犧牲人數近千人。）
《賽德克·巴萊》描述的正是這樣的故事。但2個半小時的國際版，不得不以犧牲大量非戰鬥卻又可能集聚矛盾的情節作為代價，這導致電影的悲情和仇恨來得不可理喻，更糟糕的是，它讓影片的高潮—提著一個個殖民者腦袋的「霧社事件」大場景，成為一場不折不扣毫無憐憫的屠殺，就連急切渴望成為勇士的孩子，也果斷地用長矛戳穿日籍老師和日本同學。「獵頭」習俗本來就已經是現代文明難以理喻的歷史習俗，本族婦女和兒童集體自殺的場景就更讓觀眾瞠目結舌—即便這樣的場景可以拿不願苟活作為解釋。
鮮血、殘肢、斷頭，伴隨著美到讓人難以呼吸的山川河流，這樣的鏡頭下，再加入先祖訓誡的畫外音作為伴奏，這讓《賽德克·巴萊》具備了一點點泰倫斯·馬利克在《細細的紅線》中的詩性氣質。可這些畫外音實在有點不加節制，連帶被剪去的情節，一道讓復仇的由來缺乏動機、讓結尾頗具象徵詩意的彩虹橋，倒顯得像只續貂的狗尾。聽聞國際版的種種問題，有臺灣網友表達遺憾：「看來國際版是Cult片無疑了。」
日據時代，臺灣原住民被分為9族，沒有賽德克族；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又加入3族，依然沒有賽德克族—不知是否與「霧社事件」導致該族人口急劇減少有關。2008年，賽德克族重又成為被官方承認的第14個臺灣原住民族，仁愛鄉的「霧社事件」遺址在電影完成後成為旅遊新地，遊客可以在貼著文面貼紙的當地導遊的帶領下，逐一前往部落建築、莫那·魯道衣冠冢、戰時鐵索橋—甚至連歷史上曾被襲擊的日本人的小學校都將恢復原樣。賽德克族用血肉之軀替日本人開鑿出來的險峻的合歡戰備道，後來在蔣經國的推動下，擴寬成為中橫公路。《賽德克·巴萊》中有句臺詞說「攤開他的手掌，受傷揉搓的都是血痕」。歷史原諒了恩怨但無法選擇遺忘，當我們開著汽車縱貫寶島時，仍在趟過這個「滿是血痕」的手掌。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Seamouse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