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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江東四英傑思想理念的差異及形成原因
東吳的立國建國,除了孫氏兄弟自身的雄才大略,就是依靠大量人才,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東吳四英傑,他們在吳國的立國建國中前赴後繼,對孫吳的建立和興盛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三國志中對四人的功績都有有高度的評價,這裡不在贅述。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主張用階級集團的觀念來分析歷史人物,從人物背景來分析歷史人物的政治思想,戰略主張,這樣才能比較科學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本著這個觀點,本文也姑且妄論四英傑思想理念的差異及形成原因。
四傑中周瑜陸遜被稱為儒將,所謂儒將,當然是能識文斷字的,但卻並不是指具體能否作賦詠詩,而是指他身上的儒雅之氣,一種思想的境界,江東四傑中周瑜和陸遜擔得起儒將之名,那是和他們的出生有很大關係,首先把這兩人放在一起比較。
在四英傑中,首先登上歷史舞臺的是周瑜,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孫權也與陸遜說過:「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吾非公瑾,不帝也。」孫吳前後兩位君主都對周瑜有非常高的評價,可見周瑜在孫吳建國中的功績。
作為四英傑之首的周瑜出生世族,祖上好幾代人都有做過漢室高官的,父親為洛陽令,「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周瑜也曾「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孫策下江東資以船糧,可以看出周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很有實力,是屬於典型的世族(或稱士族)。而士族和庶族、豪強的區別,按陳寅恪先生的說法,不在於財富的多寡,在於文化上的區別,田餘慶先生更進一步指出:「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徵本是必要的條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純以武幹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視作士族。」漢末玄學尚未興起,主要是經學致用,因此習經成為士族子弟的必修課,是通向仕途的必要條件,尚儒學,重禮法是是士族的特點。周瑜出生在這樣一個大家庭,按照他們士族名流陳番標榜的是屬於:「不扶自直,不鏤自雕」的天生好胚子,小小年紀就可以「恩信著於廬江」。拋開血統論來說,的確出生於士族家庭的周瑜,不管自願與否,耳濡目染,儒家文化的浸潤都是抹殺不掉的,因此在周瑜思想行為上的確表現出忠仁智勇的儒家風範。
周瑜之後,作為四傑中可以「繼之」的陸遜,則是出身與吳郡四大家族的的陸家,陸家是江東大族,因此陸遜本人深受儒學的影響,恪守禮法。陸遜中晚年,在輔助太子登時,常以儒學禮法要求太子登,當時留在武昌的還有其他皇子,建昌候孫慮不務正業,陸遜正色地說:「君候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在二宮(後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構爭的政治鬥爭中則站在太子孫和一邊,表現出儒家嚴正的正統觀,在孫權後期,法律過嚴,陸遜建議寬法待下,反映出他的反法尊儒思想。
周瑜和陸遜都是品行高潔,志向宏博的儒雅君子,與他們家族儒學薰陶分不開的。但是二人在思想上還是有很大差別,這差別則源於他們所屬的集團,周瑜是屬於孫策南下的淮泗將領的中堅分子,是南下幹部,他和孫策南下的時候只是想在江東建立根據地,然後向北推進,從孫策欲襲許都和周瑜詣京見孫權的二分天下進而進一步以圖北方的計劃中窺見:他們志在中原。
周瑜的志存高遠,應當從他所屬的的階級集團來分析,作為淮泗集團的重要將領,周瑜的根基不在江東,周瑜的後代湮沒不名,從孫權一方來看,江東已經有了本土大族,為了政權的穩定不得不向他們妥協,孫權肯定不願意再扶持新的豪強,縱觀江東淮泗將領和北流士人的後代都沒有成為新一代門閥。從周瑜這方面來看,他的家族在董卓之亂時比他年長的精英凋零殆盡,後來周瑜跟著孫策下江東,周氏家族可能也沒有做到舉族而遷,因為不是本地士族,沒有舉族而遷,後代也就無宗族勢力可依仗,無法通過鄉議得到名聲,從而順利進入仕途,所以他的後人沒有出現陸氏家族那種東邊不亮西邊亮的狀況。正因為周瑜根基不在江東,他也沒有把江東看作政權的歸屬地,他希望的就是早日奪取北方,重新恢復和拓展先前的基業。
除此之外周瑜的心繫北方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周瑜生於東漢末年,當時北方的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儒家思想的禁錮有所鬆懈,出現了一些新思潮,這主要表現在一些敏感的士人反對嚴酷的教條化、程式化、虛偽化的儒家禮法,以各種怪誕的方式伸展和表現其個性,甚至包括一些經師大儒,如孔融等。周瑜的父親曾為洛陽令,周瑜很可能在京都洛陽度過一些時光,這些新思潮對他也應當有影響,因此他有通脫的一面,比如「曲有誤,周郎顧」,甚至是叛逆的一面,如他私下勸魯肅的一段話。又由於周瑜祖上幾代人都進入了中央核心部門,再加上周家是明經起家,正統觀念較重,周瑜受儒學思想的影響,把正朔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不安於偏安,總是心存中原。在離經叛道和遵從正統的雙重思想的指導下,周瑜表現出獨特的行事風度和戰略眼光,一方面他並不死抱著漢室這塊腐朽的招牌不放,並且認為漢家氣數已盡,但另一方面他骨子裡認為要建立政權就必須是一個正統的政權,這個政權「郊祀當於中土」才算正統,所以他總是念念不忘以圖北方,總是想著「打回北方去,解放全中國」。
陸遜與周瑜不同,他是江東大族陸氏家族的一員,江東大族是具有濃厚的地域性的土著豪族,他們在江東定居已久,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宗族勢力稱雄鄉裡。江東陸氏本與孫氏有毀家之仇,但是在孫氏基本站穩江東之後,作為綱紀門戶的陸遜還是忍辱負重地出來出仕孫氏政權,並且逐漸嶄露頭角,最後成為孫吳政權的重要將領。陸遜作為江東大族代表,他的根基在江東,為了自身集團的利益,他更主張擁眾自保,反對把有限的物力人力消耗在對外擴張的戰爭上,但是對於外來入侵的戰爭卻非常積極地抵抗。而且由於此時漢室已經不存在,三國格局已形成,作為土著的地方大族代表,陸遜對於是否「郊祀中土」並不在乎,並且江東土族大族北遷,未必能和中原門閥抗衡,後來孫吳滅國後陸遜後人陸機陸雲流寓北方後就不得不黨阿賈謐,最後落得毀家滅族就是很好的反證。因為這些因素,陸遜的戰略思想就是偏安江東,力保江東的穩定發展。
四英傑中主張偏安的還有魯肅,但是與陸遜不一樣的是魯肅的臨淮東城人,是屬於北方流寓之士,按說他也應當心繫北方,為何又主張偏安一隅呢?這就應當從他所屬階級來剖析。
魯肅「家富於財」,周瑜帶兵求糧時,他指囷相贈,出手闊綽,家資頗豐,後來他帶著宗族鄉人避難江東時「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看來也是一方不大不小的土豪。不過,魯肅家族祖上卻沒有任何官宦經歷的記載,從文化上來區分,很顯然魯肅是庶族代表。因為出生庶族,沒有嚴格習經,不必拘守先儒章句,因此魯肅思想顯得放任,言行比較粗疏,他一見孫權就獻榻上策,說漢室不可興,讓孫權「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其實這種看法,有識之士都是清楚的,但是當時漢室招牌還立在那裡,這種有悖正統禮教的悖漢言論,會成為眾矢之的,儒學之士不屑為之。此外作為庶族集團,缺少的不是資財,而是政治地位,魯肅作為江北庶族人士,更可望在政治上得到發展,更渴望亂中獲勝,通過新政權的建立來確立其政治地位,因此他極力主張建立偏安政權,對於是否正統他是不在乎的。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魯肅極力主張聯合劉備,因為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證內外環境的安穩,保證東吳的偏安。
四英傑中,只有來自淮泗集團的呂蒙家境貧寒,屬於赤貧階級,他十五六歲就投身軍旅,依附姐夫,對於呂蒙來說「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他只有靠打拼擺脫自身的貧賤,他無路可選,在四人中,他對孫氏集團的依附最緊密。因為少時家貧,他失去讀書的機會,完全不受那些正統觀念的約束,所以對於孫氏建立的政權郊祀中土也好,郊祀南土也好他都無所謂,他沒有抽象的理念,只有具體的戰術,因為來自淮泗,所以他也像大多數淮泗將領一樣希望通過擴張戰爭獲取一些實際利益。而且呂蒙出身貧賤必須通過軍功來提升自己的地位,他非常熱衷於孫吳的對外擴張,熱心於一城一池的爭奪,由於呂蒙出生行伍,從最基層幹起的,既有經驗,人也非常聰明,具體的戰術運用很得心應手,在荊州爭奪站中兵不血刃就並非難事。當然呂蒙也是有志向有抱負的傑出青年,在地位不斷提升的同時,他成年後始就學,做到「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在奪取荊州後「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憮慰,約令軍中不得幹歷人家,有所求取」,頗有國士之風,這與他積極提高自身修養分不開的。呂蒙所處的階級,決定了他要牢牢地依附孫氏政權,和孫氏統治者更加同聲共氣,更加以孫權馬首是瞻,所以在孫吳的擴張戰爭中他充當著急先鋒,外在表現形式上表現得和周瑜一樣激進,實際上還是有很大區別,周瑜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用自己理念去影響孫權,呂蒙是實現孫權的願望,把孫權的意願轉化為現實。
江東四傑都是孫吳國之棟梁,但由於來自不同的階級和集團,在思想上卻各有差別,進而表現出不同的戰略眼光或戰術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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