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為何首次升級新一線,來說說我們的觀察理由

2016年，陳欣到Zoom位於合肥的研發中心面試時，周圍除了語音智能公司科大訊飛，以及高新區管委會的大樓，其餘一片荒地。

應聘之前，她也搞不清楚這家公司是究竟做什麼的。百度出來的結果主要有兩種，其中一條點進去是一個國外網頁，剩下的全是耐克的一款防震跑鞋。

4年後，這家公司的市值達到將近500億美元，比通用汽車還要貴。與此同時，它當初選擇的合肥成了眾多技術公司的新寵。國產電動汽車的代表——蔚來汽車——要將中國總部從上海遷到這裡，晶片製造商長鑫科技也要在這座城市的邊緣修建一座工廠，量產19納米的存儲晶片。

與中國其他經常被稱作「IT工廠」的城市——武漢、南京、成都等——類似，合肥也有著數量和質量都不錯的大學，其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科大」）最為知名。在2020年度的全球高校自然科學指數排名中，科大排名第八，超過牛津大學，在國內僅次於中國科學院。

這座城市也有更「廉價」的程式設計師，「在這裡，比如說1萬塊錢工資的人，同等水平，在北京上海沒有3萬是拿不下來的。」桂萬如對《第一財經》雜誌說，他曾在中興通訊的上海總部做過技術和市場兩方面的工作，2010年回到合肥。商業航天賽道興起後，他於2017年創立了一家衛星通信接收設備公司若森智能，目標客戶是那些需要到地面通信網絡覆蓋不到的野外開展業務的公司。

房租的優勢就更不用說了。5月中旬，桂萬如為籌建一個營銷中心去了趟北京，清華東門的啟迪大廈房租每平方米300元／月，同樣的面積，他在合肥租的辦公室只要21元／月。

從地理位置上講，合肥當然比武漢、南京等長江沿岸城市更「內陸」，但若將它簡單歸類於IT產業從沿海向內地轉移的第二梯隊，就會忽視技術公司們願意如此深入中國腹地的真正動力。

資本窪地

2011年，金融危機剛過兩年後，賽富亞洲的閻焱籌集了一筆資金，準備專門投資合肥。根據他的判斷，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中國沿海城市滲透差不多有3到5年的周期，從沿海城市到中國中部又有3到5年。2011年，他認為網際網路技術在中國沿海城市的布局已經差不多完成，接下來應該進入內陸尋找「資本窪地」。

閻焱對包括武漢、合肥、長沙在內的城市做了一次篩選，最後選擇了合肥。除了身為安徽人的家鄉情結，以及合肥能夠將長三角和中部、西部都銜接起來的「承東啟西」優勢，他還看中的一個要素是科大。

「從之前投的很多項目中，我們發現很多有技術背景的人都跟科大相關，所以我們覺得科大是個資本窪地。」賽智創投創始人戴長晟對《第一財經》雜誌說。戴長晟不是安徽人，但是畢業於安徽大學，閻焱找到他的時候，他很快就答應從北京搬到合肥來接管基金。

其實，早在本土技術公司崛起之前，已經有不少嗅覺靈敏的國內外技術公司在發掘科大的研發資源。

「當時，合肥有一種現象叫『孔雀東南飛』，就是像科大、工大（合肥工業大學）這些好的高校院所的技術，都給江浙、廣東那邊的企業買去了。它們直接來學校買技術，或者和學校合作課題。本地企業提不出這種高水平的課題，也給不起這麼多研發經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資產管理公司總裁王兵對《第一財經》雜誌說。

同戴長晟2011年殺進合肥時看到的一樣，合肥的技術和經濟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兩張皮」：除了科大，合肥的主要產業還是跟矽谷搭不上邊的白色家電。這種現象直到2008年，包括科大訊飛、美亞光電等在內的技術公司壯大並上市之後才改變。

訊飛迄今仍在科大設有兩個聯合實驗室，一個研究語音及語言，一個研究類腦智能。不過據王兵介紹，華為與科大的共同研發歷史不比訊飛短。從2G時代開始，這家南方公司就在科大設有聯合實驗室，它支付給科大的研究經費，一度佔到科大全校校企合作經費的1／10。早期，雙方主要合作產品線上的現役產品，最多涉及「下一代產品」。但近年，這家公司開始尋求解決5到10年、甚至30年之後的科學問題，涉及的學院也從信息學院延伸到數學院和物理學院。

在華為之後，騰訊在合肥高新區設立了生物識別創新實驗小組，辦公室就設在科大訊飛對面。Zoom的辦公室也沒有多遠，與訊飛僅一條馬路之隔。據Zoom的一名員工說，用戶需求暴增帶來了很多場景噪音問題需要解決時，Zoom跑到對面，將一名語音專家挖了過來。

先研院模式

戴長晟在2011年前後花一年時間把合肥的項目掃了一遍，發現並沒有適合賽富的項目。當時，賽富偏好「兩個半行業」，一個是網際網路，一個是生物醫藥，還有半個是跟新能源相關的新材料，但合肥當時的主要項目就是白色家電、光電製造之類的傳統製造業。

狀況在2012年發生了改變。這一年，科大成立了一個名為「中國科技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的「半科研、半企業」性質的平臺，準許科大教授從學校一次性買斷科研成果，或者以取得授權的方式創立公司，並幫他們完成從註冊公司到商定股權的全過程。與此同時，科大還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代表科大在使用科大智慧財產權創業的公司持有股份。

這套流程參照的是當年孵化科大訊飛的過程。1999年，包括科大語音技術實驗室的劉慶峰在內的18位同學一起創立了這家公司，使用的技術來自劉慶峰的導師王仁華。相較於商業，王仁華更喜歡科研，劉慶峰則喜歡商業冒險。最終，包括劉慶峰在內的18位聯合創始人在一個破舊居民樓裡創立了訊飛，開發了該語音技術的王仁華和擁有其智慧財產權的科大資產管理公司都持有股份。

「聽到這個消息，我就一頭衝到了科大和先研院，尋找一些好的項目。」戴長晟說，那時候，科大訊飛已經上市了，但他可以尋找「下一個科大訊飛」。

江俊就是在先研院成立之後決定創業的科大教授之一。

2013年，在科大講授量子物理的化學物理學院教授江俊決定，把他和學生們研發的「計算材料」變成商業項目。這是一種新的材料研發方法，靈感來自於AlphaGo從窮舉法到機器學習的算法演變。與之類似，江俊和學生們通過將人類已知的所有化學反應方程、已知材料的分子結構及其性能輸入電腦，建成資料庫，輸送給神經網絡，再由機器從中發現不同分子結構與性能之間的關聯性，從而找到新材料。

江俊毫無創業經驗。但是先研院為江俊的創業提供了幾乎「全託」式的服務：先研院為他註冊了公司，公司運作需要的天使投資是戴長晟給的。除了給錢，戴長晟還另外籌備經營團隊，幫江俊管理公司，江俊只需專心解決業務涉及的科研問題和持股。

另外，因為公司註冊在先進技術研究院，江俊可以享受政府的稅收、租金優惠，以研究院的名義招募員工，甚至研究生——一種區別於全日制大學的工程碩士。

「之前也有教授會創業，但是2012年之後，就覺得氣氛變了。」江俊說。他2012年回到科大任教，在先研院成立前，雖然已有科大訊飛這樣的成功案例，但沒有親自走過這條路的人總是有「後顧之憂」。「就是說你覺得產權不明晰，學校可能會拉著你說你用的是科大的產權，你不能拿去做自己的生意。否則就是國有資產流失。」他對《第一財經》雜誌說，這種後顧之憂在先研院成立後迅速從很多躍躍欲試的科大教授頭腦中消失了。

根據王兵提供的數據，科大有五六百名教授，其中約200名都在2012年之後做了和江俊差不多的動作——創業。包括江俊的公司在內，先研院前後孵化的公司數量將近300家。科大資產管理公司直接持股企業接近30家，其中6家公司已經上市。

在訊飛之後，由科大科研成果轉化形成的創業潮，一時間使得合肥的技術公司數量大增。在科大訊飛辦公大樓的周圍，美亞光電、工大高科、陽光電源、國盾量子等公司的大樓相繼建了起來，它們聚集在一起，讓原本只有科大訊飛和高新區管委會大樓的高新區的面積稍微擴大了一點。

「貿易摩擦讓很多公司看到外來技術借鑑不到了，它們也願意做研發了，願意建立自己的技術壁壘。」江俊說，他的公司從來沒有參加過展會，但是2016年之後，通過口碑尋來的訂單越來越多。除了對市場敏感的長三角區域的微電子製造商，也有一些客戶來自江俊之前沒有想過的區域，比如貴州。

政府是最大VC

科大效應對合肥技術產業的發展發揮了類似核心引擎的作用，但僅靠幾百名教授並無法提升整座城市的技術經濟模式、產業效應和商業實力。

桂萬如記得，2010年前後，安徽為了發展經濟，發布過一種叫「承接產業轉移」的政策，內容是把沿海不要的產業、產能——比如玩具和服裝——承接到安徽建廠。為此，安徽在長江兩岸分別設立了江南、江北兩個產業集中開發區，但最終都不太成功。「可能當時物流、交通還是有影響的，畢竟沿海做的產品還是外向型的多。」桂萬如說，後來，安徽就不怎麼玩這種產業轉移了，取而代之的是矽谷模式，以合肥為中心，取名「中國聲谷」。

「科大之於合肥，就像斯坦福之於矽谷。」合肥高新區經濟貿易局發展規劃處處長沈顥對《第一財經》雜誌說。合肥市的政府管理層經常拜訪矽谷，除了學習當地如何建立順暢的產、學、研合作機制，他們也更加清楚了自己的軟肋——有科研成果，有大量的土地、辦公樓，但是缺少風險投資。

1990年代，合肥在老城區西邊的農田上成立高新區時，最先建起了三棟樓，一棟用作高新區管委會辦公，一棟作為訊飛的新大樓，還有一棟專門用於招募各大投資機構。

戴長晟2011年帶著賽富的資金進入合肥時，進駐的就是這座名為「基金大廈」的大樓。不過，這座十多層的大樓始終沒有裝滿過。「實際上，合肥最大的VC是合肥政府。」戴長晟說。

2020年2月，蔚來宣布要把中國區總部設在合肥，宣布消息的李斌是合肥人，但讓他作出這一決定的根本原因不是家鄉情愫，而是當公司陷入錢越燒越多短時間內又盈利無望的困境時，合肥向他發出的邀約中包含了一筆高達100億元的資金。

中國很多城市的政府都身兼FA和VC兩重角色，但合肥比很多地方政府都敢於接納蔚來這樣的新經濟公司。它上一個出手的對象是液晶面板公司京東方。在決定引入京東方的2007年，合肥當年的財政收入只有215億元，刨去民生費用，用於發展的資金不足30億元。最後，合肥通過各種融資渠道，募集到60億元投給了京東方。

這些大手筆的招商大幅提升了合肥的工業產值。根據高新區管委會提供的數據，2005年開始，合肥市的工業產值還只有1000億元，此後每年增長1000億元，到2016年，合肥的工業產值達到1萬億元。

類似歐洲小鎮的生活

產值增長帶來的稅收的確擴大了合肥的城市建設面積，改變了當地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以大蜀山為界，合肥在2012年之後發展成了東邊老城區、西邊新城區（高新區）的二分格局。在桂萬如的公司，除了他本人還住在合肥南站附近的老房子裡，其他員工差不多都在高新區購置了房產，結束了白天到高新區上班、晚上回到老城區睡覺的潮汐生活。

除了住宅，在高新區生活的人也一舉擺脫了去老城區逛百貨商店的舊生活方式，換成在高新區新建的銀泰購物中心裡閒逛，或者到大蜀山腳下的「半邊街」吃晚飯、喝啤酒，這個類似成都寬窄巷子的新式步行街2019年才建成。

陳欣在乎生活與工作的平衡。雖然身在網際網路公司，而且客戶主要在歐洲，陳欣也不需要像一線城市的年輕人那樣996。她每周都可以在5天內緊張地忙碌，到了周末，關上電腦，切換成合肥本地類似於歐洲小鎮的生活，去半邊街會友，或者去大蜀山散步。「在合肥可以這樣，在武漢就做不到。」她說，雖然從總量上看，合肥是一個人口與武漢差不多的城市，達到800多萬，但那是把整個合肥周邊下轄的縣市都包括進去了，如果只算合肥市區人口，數字不到400萬。

選擇回到合肥、加入Zoom前，陳欣也曾面試過上海的一家遊戲公司，兩個offer給的薪水差不多，遊戲公司的年終獎還更多。但參觀過一位朋友在上海租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以及聽說每天上下班有三個多小時在路上之後，她決定還是回合肥生活。

依靠攢了3年的月薪，再賣了點入職時原公司配給每個人的上千股股票，2020年年初，陳欣在每平方米均價2萬元的合肥高新區買了一套自己的房子，面積有100平方米。

更多像陳欣一樣想要在發展機會和生活品質之間取得平衡的年輕人留在了合肥。「以前，科大80%以上的畢業生都是去了一線城市北上廣深，要不就是出國，留在合肥的只有5%左右。我們課題組成立公司後，有好幾個博士都留了下來。」江俊說。

未來之憂

採用矽谷模式發展之後，合肥科研成果和人才雙雙東南飛的狀況有所緩解。不過，來自當地政府的資金很難覆蓋到江俊、桂萬如們創立的小項目，後者仍要跑到一線城市募集資金。而201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體量，也不足以完全解決這座城市裡基礎科學研究與經濟脫鉤的問題。最直接的體現是，在政府自上而下投資的大項目和帶著科研成果下海的創業者們之間，雙方並沒有形成相互依賴的生態。

以科大訊飛為例，「合肥有一些家電企業，我們在工業領域也有一點點探索性的工作，比如根據工業產品上的各種聲音做診斷，通過聲音判斷（產品、車間）是否正常……但我們做的語音是人的聲音，從人的聲音到機器的聲音，這已經是很驚險的一躍了，技術上面有相當大的差異。」科大訊飛智慧城市事業群副總裁譚昶說，在各大人工智慧公司都宣布要進入工業領域解決問題的時候，訊飛在該領域並沒有多少布局。

桂萬如也有同樣感受。安徽號稱製造業大省，有著格力、三洋、江淮等各類製造業大廠，但其團隊開發的衛星信號接收設備中，所有零部件都沒有在安徽找到合適的供應商。公司需要的線纜採購自崑山，天線來自濟南，作為核心部件的信號處理器是在重慶加工的，最後，桂萬如只是在合肥找了一家工廠組裝所有零部件。

在跟科大教授打了幾年交道後，戴長晟發現：「科大教授們做科研是一把好手，但是你讓他做商業，還是挺難的。」而且，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於科大教授的身上，幾乎每個從合肥起家的公司都正面臨這樣的挑戰。

仍然以科大訊飛為例，這家公司成立的1999年，微軟、IBM等全球產業巨頭也推出過語音相關的計算機產品。這個時間點比國內其他人工智慧公司早了整整15年——直到2015年，商湯、寒武紀等同樣採用人工智慧技術的公司才出現，BAT也差不多是在這個時間點才入場。

譚昶將商湯們稱為「新一代」人工智慧公司，科大訊飛是「老牌」。這種說法既是事實，也說明了合肥公司們的典型困境：起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站在科大訊飛公司園區外的十字路口，你除了能看到Zoom這個當下全球最時髦的視頻會議公司，還能看到國盾量子、國家量子實驗室等一系列以「量子」作為關鍵字的招牌懸掛在一些寫字樓上。其中國盾量子於2017年發射了名為「墨子號」的量子通信衛星，為全球首顆。

「我前兩天跟他們彭董事長（指國盾量子董事長彭承志）一起吃飯，發現他更像科學家了。」桂萬如說，和戴長晟的感受相似，他認為這些以技術兌換股票的教授只要還有學校的收入，就不會真正地面對什麼創業風險，因此很難破釜沉舟為公司找到更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

合肥仍在大力投資，準備進一步提升基礎科學方面的實力，以及科研與產業界的融合水平。在距離科大訊飛四五個街口的地方，科大的新校區正在按規劃建設，周邊都是2000年之後成立的技術公司。這個新校區規劃的研發規模是5000人，對標美國國家實驗室。

2019年，合肥還將省人民醫院劃撥給了科大。「有了這個醫院，就可以做更多跟生命科學、腦研究有關的研究，這些都跟人工智慧相關。」譚昶說，這也讓合肥可以跟矽谷眼下正熱門的生物技術公司對比，訊飛將在其中有更多參與。

不過，很多早期進入合肥的資本和創業者已經開始「向外看」了。

戴長晟將目光從科大教授轉向了科大系——尤其是那些在一線城市或海外大公司工作過，有技術基礎又有商業頭腦的科大校友。桂萬如的項目正是他轉變投資模式後的標的之一。

江俊已在蘇州設立了子公司，因為那裡的客戶更多，接下來，他打算在上海再設一個。

桂萬如則把市場團隊放在了北京。

每個進入合肥的技術公司都很清楚可以從合肥獲得什麼，那就是稀缺的科研資源，以及相對便宜的基礎研發能力。不過，「阿里在這邊搞了一個小據點後，好多公司的工資水平都高了一大截，它用不了多少人，但是大家的整個預期就提高了，小公司招人難了很多。」桂萬如說。

合肥對技術大廠的吸引越成功，其現有優勢之一——成本窪地——就會越快被抹平，這是個悖論，除非它在其他方面能形成新的突出優勢。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陳欣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