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靈胎（清·康熙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693-1771），江蘇吳江人，原名徐大椿，曾名大業，靈胎為字，乾隆二十五年欽召稱字，遂以字靈胎作名，暮居吳山洄溪畫眉泉，故晚號洄溪老人。
徐靈胎幼秉庭訓、治學嚴謹，胸有實學，經驗豐富，長於思辨，勤於筆耕，建樹頗多，在中醫學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臨床家、理論家和評論家。清·袁枚《徐靈胎先生傳》曾評價先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誌、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
「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憆心駭，帖帖折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
先生醫術高超，見病知源，洞悉臟腑，用藥治病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降，攻關奪隘，鬼斧神工，眾醫目瞪心驚，心悅誠服而莫知其由，其原因何在？
先生身材修長，額頭寬闊，聲如洪鐘，卓爾不群，少時厭惡科舉，鄙視八股，曾在歲考試卷上題詩道：「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鱗逐隊遊？」以此抒發自己不隨流俗、胸懷天下的抱負。其少時留意治國濟民的學問，並在其父徐養浩的建議下對東南一帶水利的治理工作進行深入的研究。
「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費省而塘保全。」
「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浚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裡，兩岸室廬墳墓萬計。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浚之河，非當官應辨之河也。』蘇撫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式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
先生確有真才實學，真知灼見，且心繫百姓，興修水利，造福萬民。
先生鑑於「時醫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經方，不明法度」的形勢下，以自己的臨證經驗為基礎，上溯《內》《難》、仲景根源，下沿唐宋支脈，把學思所至的病證和經歷有效或理可推闡的方劑聯綴一起，以期規範各科臨床，而作《蘭臺軌範》。是書也，卷有八，梓刻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與先生的另外三部醫術《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傷寒論類方》《醫學源流論》一併收入《四庫全書·子部》。
《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等人撰寫提要言：「是編所錄病論，惟取《靈樞》《素問》《難經》《金匱要略》《傷寒論》，隋·巢元方《病源》，唐·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臺秘要》而止，所錄諸方亦多取於諸書，而宋以後方則採其義有可推，試多獲效者。其去取最為嚴謹，每方之下多有附註，論配合之旨與施用之宜，與疑似出入之間，辨別尤悉。較諸家方書，但云主治某症，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為精密。」
《蘭臺軌範》序
欲治病者，必先識病之名。能識病名，而後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當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狀所由異，然後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或病名同而病因異，或病因同而病症異，則又各有主方，各有主藥，千變萬化之中，實有一定不移之法。即或有加減出入，而紀律井然。先聖后聖，其揆一也。自南陽夫子以後，此道漸微。六朝以降，傳書絕少。迨唐人《外臺》《千金》，不過褒集古方，未能原本《內經》，精通病變，然病名尚能確指，藥味猶多精切。自宋以還，無非陰陽氣血、寒熱補瀉、諸膚廓籠統之談，其一病之主方、主藥茫然不曉。亦間有分門立類，先述病原，後講治法。其議論則雜亂無統，其方藥則浮泛不經，已如雲中望月，霧裡看花，仿佛想像而已。至於近世，則惟記通治之方數首，藥名數十種，以治萬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藥之各有專能。中無定見，隨心所意，姑且一試，動輒誤認。餘深憫焉。茲書之所由作也，本《內經》以探其源，次《難經》及《金匱》《傷寒論》以求其治。其有未備者，則取六朝唐人之方，以廣其法。自宋以後諸家及單方異決，擇其義有可推，試多獲效者附焉。庶幾古聖治病之法，尚可復睹，使學者有所持循，不至彷徨無措。至於推本求原，仍當取《內經》《金匱》等全書，潛心體認。而後世之書，亦當窮其流派，掇其精華，摘其謬誤，而後此書之精意，自能融會貫通，而心有實獲，則變化在我矣。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洄溪徐靈胎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先生一生，無論是治病救人，還是興修水利，亦或立言著書，皆心繫百姓。作為一個讀書人他真正做到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吾輩學習之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體現著赤子之心，彰顯著仁心仁術。正如他的好友袁枚所言：「紀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橋梁，見義心為，是據於德而後遊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遺鬼神。呼呼！豈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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