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思想會mindtalk ，作者MD
思想會mindtalk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旗下品牌。思想是積極行動的前奏。知識、道理、靈性，閱讀何為？自有盛會，與君赴之。
編者按：1851年世界博覽會的成功舉辦，向全世界展現了英帝國的雄厚實力和繁榮景象，同時也昭示了用「機器生產機器」的時代已經到來，雖然剛剛過去的那個十年似乎仍使人心有餘悸，動蕩、不安、饑荒、騷亂好像尚未走遠，但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已經躊躇滿志，開始在水晶宮接受各國使臣朝拜。英國無疑向世界宣布，這個第一名，捨我其誰呢？
但這個第一名無疑是有代價的，包括工業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所謂「城市病」「體制病」，社會的裂變，階層的分化，接踵而來，不期而至。英國作為頭一個吃螃蟹的人，無經驗可循，無前車可鑑，所能依賴的，唯有機體的自愈能力和更新速度，自愈力越強，更新越快，機體越容易存活，要是等到病入膏肓之時，可就任誰也無可奈何了。所謂「智者見於未萌」，本書所講述的，正是維多利亞時代「英雄們」的「遠見卓識」。在變動不居的時代裡，在充滿缺憾的世界中，政府也好，個人也罷，都要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相信進步，相信完美世界是可以企及的，這或許是維多利亞時代人心中最崇高的道德觀念。
在《憲章運動》出版三年半之後，卡萊爾出版了他最理性、最引人注目、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他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寫出了這本著作，靈感來源於1842年夏末他在克倫威爾的亨廷頓郡騎馬閒逛時目睹的一些事情，當時他正在收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信件和演講。9月7日，當他經過聖艾夫斯的濟貧院時，他看見了「在他們的巴士底獄前，在他們的圍牆和欄杆內，大約有50多個這樣的人坐在木凳上。這些人身材高大魁梧，大多是年輕人，也有中年人；他們面相誠實，其中許多人若有所思，甚至看起來很聰明。他們一個挨一個地坐在那裡；不過有點萎靡不振，特別安靜，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這一切讓我想起但丁筆下的地獄，於是我騎馬飛快地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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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作品充斥著黑色幽默，以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那個嚴肅的命題開篇：生活是認真的。他引用報紙上關於父母因無法養活孩子而被控殺害孩子的報導，並質問在他看來富饒的土地上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他覺得下層階級在質問比他們生活得更好的人：「你拿我們怎麼辦？」可是卻聽不到合理的回答。他們追求的是「公平的工作換來公平的工資」，他將其描述為「人類永恆的權利」，而這種權利被「拜金主義」推到了一邊。自憲章運動以來，他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論調：為了拯救無助的人，需要盡職盡責的貴族。不過，或許這是一個不易察覺的不同類型的貴族：「我們受到的統治必須更加富有智慧，統治我們的必須是最智慧的人，我們擁有的貴族必須具有才幹！」然而，當他發現真實的情況時，他感到很絕望：因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天才，他們做任何事情都是用英鎊、先令和便士來衡量的。正如他所說，「供需、現金支付是人與人之間的紐帶，自由貿易、競爭和後來者遭殃，這是我們最新的福音」。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絕望的福音」。
託馬斯·卡萊爾，蘇格蘭出生的英國作家和歷史學家
如果沒有工作的人感到絕望，那麼有工作的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兒去。卡萊爾認為他們沒有人性，他們的工作是一場「悲劇。人在自主的高速行動時會突然不受控制，不知疲倦，好似觸電，好似著了魔」。他還就自由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比密爾的觀點早了15年。兩者的觀點各不相同。「自由嗎？你會說，一個人真正的自由在於他找到了正確的道路，或者被迫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並且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學習或者懂得真正能夠勝任的工作；然後經過許可、勸說甚至強迫開始做同樣的事情。」民主並不是解決英國問題的答案：「民主，意味著找不到任何能統治你的英雄，滿足並容忍沒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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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萊爾並非曲高和寡。19世紀40年代早期，一群年輕的貴族和政治家身受卡萊爾極度渴望前工業化社會的不切實際的影響，發展成著名的「青年英格蘭」運動。他們還崇尚沃爾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提出的夢幻般的中世紀，追求浪漫主義的封建制度。這個團體由拉特蘭公爵（Duke of Rutland）的小兒子約翰·曼納斯勳爵(Lord John Manners)、斯特拉福德勳爵的兒子喬治·斯邁思(George Smythe)和海軍上將的兒子亞歷山大·貝利·科克倫(Alexander Baillie Cochrane)領導。與卡萊爾不同，他們是基於對過去的感性認識。對於卡萊爾來說，封建主義的浪漫正是因為他相信封建制度確實可以用來創造一個幸福有序的社會，並無感性因素作祟。班傑明·迪斯雷利是花花公子和小說家，後來成為託利黨政治家，他於19世紀40年代早期開始寫作。正如他對年輕的康寧斯比（Coningsby）（以斯邁思為原型）的描寫，1837年他前往波曼諾爾（Beaumanoir），先將行李寄出，途中步行穿過貝爾沃河谷（Vale of Belvoir），那裡實際上是貝爾沃城堡，是曼納斯家族的鄉間宅邸。「這是一片廣闊的森林地帶，諾曼國王曾經在這裡狩獵，撒克遜人曾經在這裡搶劫……有時，綠意盎然的大地上密密麻麻地分布著一叢叢高大挺拔的橡樹林，樹林之間是平整而灑滿陽光的林間空地，看上去仿佛必須裁剪下來給女士們和騎士們漫步。」
在所撰寫的迪斯雷利的生平中，布萊克勳爵推測他支持這項事業純粹是為了與下院中一群魅力四射的年輕人保持一致，並引用曼納斯的話，懷疑迪斯雷利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他不會是最後一位提出這個問題的託利黨人。布萊克自己也不確定。拉特蘭公爵認為迪斯雷利對他的兒子產生了腐化的影響，斯特拉福德勳爵認為迪斯雷利對自己兒子的影響也是如此。拉特蘭指責迪斯雷利「老謀深算」，事實充分證明了拉特蘭的看法——當「青年英格蘭」不再對迪斯雷利有用時，迪斯雷利便立刻不再與之來往。迪斯雷利不是貴族，但他採納了他們的觀點和思想，並在他的作品中為他們發聲。
班傑明·迪斯累利，英國保守黨首相、第一代比肯斯菲爾德伯爵，
卡萊爾口中「最高級的希伯來魔術師」。
雖然迪斯雷利的小說幾乎沒有什麼文學價值，但是傑出的評論家約翰·霍洛韋（John Holloway）稱他的小說「生動有趣卻不負責任」。它們之所以能在政治圈中獲得認可，是因為它們受到了幾代認真的、並非特別善於分析的保守派人士的擁護，他們如同迪斯雷利同時代的人及其年輕的追隨者一樣受到迪斯雷利的蒙蔽。他大量採用隱喻的寫作手法，尤其是在1845年出版的小說《西比爾》中描寫國家分裂時，他力求使用的語言將在未來一代又一代託利黨政客中產生共鳴：「嗯，社會可能還處於嬰兒期，」艾格蒙特（Egremont）微微一笑，說道，「但是，隨你怎麼說，我們的女王統治著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國家。」
「哪個國家？」年輕的陌生人問，「因為她統治著兩個」。
陌生人停了下來，艾格蒙特沉默著，但好奇地看著。
「是的，」過了一會兒，那個年輕的陌生人又說。「兩個國家;他們之間沒有交往，沒有同情;他們對彼此的習慣、思想和感情一無所知，仿佛他們是不同地域的居民，或者是不同星球上的居民;他們來自不同的品種，由不同的食物餵養，按不同的方式排列，不受相同的法律管轄。」
「你指的是——」，艾格蒙特說道，他遲疑了一下。
「富人和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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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皮爾爵士，英國首相（1834-1835,1841-1846）、保守黨創建者，任上廢除《穀物法》。
皮爾試圖在迪斯雷利等浪漫的封建主義者和格雷厄姆等頑固的反動派之間保持平衡，而阿什利勳爵（Lord Ashley）則成為改善下層階級工作和社會條件的主要倡導者。他是沙夫茨伯裡伯爵的繼承人，也是託利黨議員。19世紀30年代，阿什利已成為一名虔誠的福音派教徒，他的崇高思想與這種信仰高度契合。他支持傳教團體和運動，但不是那些把福音帶給殖民地居民的人，而是那些把福音帶給英國貧民窟居民的人。他還致力於猶太人的皈依，認為那些希望將天主教教義和實踐引入英國國教的人是極其陰險的。他把自己虔誠的宗教信仰歸功於他們家的一個女僕，而不是他的父母。他的父親是第六代伯爵，非常卑鄙，阿什利成年以後很少與他來往，也很少回家。阿什利在牛津大學的一個朋友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說，老沙夫茨伯裡勳爵「令人作嘔，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可憐蟲都刻薄」。阿什利的大姐夏洛特比他更慘，他們的父親在孩子們長大會頂嘴之前對她「惡語」相加，令她感到「恐怖」。
阿什利天資聰穎，首先表現在基督教方面，如同皮爾和格萊斯頓一樣。他與輝格黨關係良好，總是站在託利黨中傾向輝格黨的一邊，或者說進步派別的一邊。1826年，他的叔叔馬爾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讓他進入伍德斯託克議會，那時他才25歲。1843年2月，他在下院呼籲為窮人提供教育時，就證明了自己的宗教動機：「我知道只能在福音的教訓和實踐中尋找這些——真正的基督教在本質上有利於教會和國家機構的自由，因為它賦予你自身的判斷力和他人的權利、公共和個人的責任感、擴大慈善事業和自我克制，這些都不為昔日的民主政體所知，而那些民主政體只能稱為優雅的古代國家。」在他的一生中，他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家長式作風，與其他改革者一樣，人們有時會從他的言辭和文字中發現一種焦慮，即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改善窮人的生活，可能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英國自由黨首相，
「那些堅定不屈的自由黨人的希望」。
他思想頑固，很難與其政治同僚相處，這一點像極了格萊斯頓。從早年起，他就被一種社會責任感所驅使，然而他卻是一個有著某些自相矛盾之處的人。他強烈反對1832年的改革法案，後來成為無記名投票的頑固反對者。然而，在他眾多的公益事業中，他幫助推動了保護精神病患者的立法，並於1833年成為倫敦大都會精神失常問題委員會主席。然而，在19世紀40年代，他的政治生涯致力於改善工業化為城市貧民帶來的不利條件。他被迫領導下院改善工廠條件和縮短工廠工作時間的運動。他希望通過法律將工廠每天的工作時間限制在10小時以內，這成了他政治生涯的一個核心事業。1833年，他成功地影響了《工廠法》，但它並沒有達到他和他的追隨者們想要的目標，尤其是在確保每天10小時工作制方面。然而，它將9歲以下的兒童排除在工廠之外，並限制那些13歲以下的兒童每天工作9小時。它引入了一種檢查制度，這是允許國家規範主人與僱工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意識形態步驟。
查爾斯·金斯利，牧師、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達爾文主義者、菸鬼，
《水孩子》的作者。
1840年4月，阿什利支持一項法律來規範兒童掃煙囪。人們普遍認為，「爬煙囪的男孩」是「可憐的小動物，沒有人保護他們」，對他們的剝削「應該受到國家的譴責」。金斯利在1863年出版的《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的開篇段落中描述了這些男孩的生活：他既不會閱讀也不會寫字，也不在乎這些。他從來不洗澡，因為他所住的院子裡沒有水。從來沒有人教過他祈禱。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神，也沒有聽說過基督，除非是用你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話語，或者是他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話語……他不得不爬上黑色的煙道，擦破可憐的膝蓋和胳膊肘時他會哭泣；當煤渣進到他眼睛裡時他會哭泣，一周裡他每天如此；當僱主打他的時候他哭泣，一周裡他天天如此；當吃不飽的時候他哭泣，同樣的一周裡他天天如此。阿什利覺得「工廠裡的孩子比掃煙囪的孩子好十倍」，但議會一直在努力改善前者的境況，對後者卻什麼也沒做。阿什利說利用小男孩來做這件事「導致了比其他基督教國家更大的痛苦和更嚴重的墮落」。他認為2000個煙囪之中或許只有一個不能用機器清掃，其他的都可以。1840年6月他對下院說，他了解到有的地方掃煙囪的男孩才4歲半和6歲；「還有23個掃煙囪的男孩正在紐蓋特（Newgate）因為各種罪名而受到監禁。這足以證明這個制度不良的道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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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利與他所在政黨的領導人皮爾和格雷厄姆的關係，部分可以用階級差異來解釋，同樣可以用他對工業家對待工人及其造成的苦難的強烈不滿態度來解釋。那個階級同樣不理解他，也同樣厭惡他，他們打得難解難分。皮爾和格雷厄姆幾乎是同一豆莢裡的兩顆豌豆，但也不完全是。皮爾的父親是第一代準男爵，是蘭開夏的印花布製造商，購買了土地，成為議員。格雷厄姆比皮爾小四歲，也是來自西北的第一代準男爵的兒子，和皮爾的父親一樣，他也是波特蘭公爵的信徒。在1835年之前，他一直是輝格黨人，幫助起草了改革法案，但他對社會動蕩懷有極大的恐懼。從那時起，他變成了一個相當頑固的反動分子，站在統治階級的一邊，反對有組織的勞工和窮人。
英國政治家和慈善家、第七代沙夫茲伯裡伯爵安東尼·阿什利·庫珀
（攝於1865年）
由此可見，阿什利因為承諾10小時工作制而沒有再擔任過公職就不足為奇了。皮爾希望他在1841年8月加入64他的內閣，在王室擔任初級職務。然而，阿什利卻說除非皮爾承諾支持他所有關於工廠改革的建議，否則他不能參加內閣。1841年6月，他已經給西萊丁（West Riding）的工人們寫信承諾拒絕擔任限制其代表工人利益的公職，皮爾的傳記作者諾曼·加什（Norman Gash）稱此舉「感情用事且不理智」。然而，在皮爾提出任職的前幾天，他參觀了曼徹斯特、博爾頓、阿什頓、哈德斯菲爾德和利茲的工廠，這讓他的觀點更加堅定。一些棉紡廠主當時宣布他們將原則上反對阿什利企圖提出的任何措施，這迫使阿什利著手擔任公職。在他確信皮爾將服從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意願後，他的良心又將驅使他在幾個月之內辭職。
皮爾提出讓阿什利擔任公職時告訴他，自己舉薦他正是因為他的道德立場。阿什利回答說，如果他在《十小時議案》（Ten Hours Bill）上食言，他的道德立場將毀於一旦。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宗教觀點變得更加堅定：到了19世紀40年代，他確信會有來世，這是一種更加狂熱而且偶爾失去理智的信仰，這代表了其政治活動的特點。利茲的工人們得知他拒絕任職（他這樣做的動機或許只能是猜測），此舉提高了他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
原標題：《高遠之見：維多利亞時代與現代英國的誕生 | 思想會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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