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諜戰電視劇《風箏》裡，不論是軍統、中統都很囂張跋扈，穿著統一的軍裝或中山裝，在大街上招搖過市，想抓誰就抓誰，想殺誰就殺誰，無法無天，眼裡只有戴老闆或毛局長，除此天王老子都不怕。
這是演繹了，真實情況不是這樣。軍統、中統都是秘密工作，都是見不得光的；都要低調行事、隱蔽身份；工作內容只有上級、下級和自己知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兒女；象「鬼子六」鄭耀先那樣：世人皆知、殺人如麻、親自動手、囂張跋扈的軍統處長，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一、軍統、中統職責分工
中統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1928年初，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復出後，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副部長為陳果夫、秘書長為陳立夫。
陳果夫、 陳立夫
中統局在國民黨各省、市、縣黨部都有有分支機構，以黨政機關、文化團體和大中學校為活動重點，特務活動遍及全國。他們網絡黨羽、特務的手段和對中國共產黨的破壞活動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捕風捉影，亂抓亂捕，製造了許多冤獄。
在中央組織部成立了一個下屬部門——黨務調查科，它成立於1928年2月。科長徐恩曾，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內辦公，只有兩個房間，在二樓西南角。一個是科長辦公室，另一個就是機要秘書等辦公的地方，機要秘書竟然是中共特科地下黨員錢壯飛。北平、上海的諜報站還各有一名中共特科地下黨員胡底、李克農。由於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造成了中共中央全部撤退蘇區，上海地下黨組織幾乎崩潰。
1930年徐恩曾繼任後，開始了他對中統特務系統長達15年的直接領導，直到1945年2月，蔣介石突然下手令，免去他「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由葉秀峰繼任。調查科最初分設採訪、整理兩個股，各設總幹事一人，下設幹事、助理幹事若干人。1930年夏為了加強對付共產黨的力量，調查科內又增設了一個「特務組」，除一般特務活動仍由採訪股負責外，舉凡對共產黨的調查研究、密謀策劃以及被認為屬於最機密的情報搜集、破壞指導統由該組負責。該組的負責人由調查科採訪股的得力幹事顧建中擔任。1930年夏，該科也增設了一個「言文組」，其任務是負責搜集各省市的報章雜誌、各種進步刊物以及國外的華文刊物，分門別類加以剪貼，逐日送科主任轉部長參閱。該組由整理股幹事劉清源負責。徐恩曾、 錢壯飛
1932年，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成立特工總部，地點設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園路132號瞻園內。
該部迄1938年撤銷之時止，前後共七年時間。特工總部是一個完全秘密的組織。它成立後即在各省、市、縣和國民黨特別黨部內陸續建立了下屬機構「特務室」，在上海、南京等重要地方還設立了秘密「行動區」。1934年，蔣介石為統一特務組織，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內設立調查統計局（這與後來以戴笠為首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兩碼事），以賀耀祖為局長，陳立夫為副局長，下設3個處：一處為黨務處，徐恩曾任處長；二處為軍警處，戴笠任處長；三處為郵電檢查處，丁默任處長。1935年，國民黨中央機關擴編，黨務調查科改為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調查科和黨務調查處均設於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內，在二樓西南角兩間房子內辦公。該部專門負責調查處理打入國民黨內部和社會各個部門、團體的中共地下黨員，也對國民黨內部其他派別和人員的活動進行調查，只效忠蔣介石和二陳（陳果夫、陳立夫）。
在二十年代末到抗戰全面爆發前，與中共進行了激烈的搏殺，可以說：不分伯仲，幾乎平手。從結果看，還是中共略勝一籌。
但是，有許多共產黨員被捕殺，甚至有許多被捕後叛變，反過來成了中統的特工。最著名的就是丁默邨、李士群，這兩人最後還跟隨汪精衛投靠了日本人，成了大漢奸，做了汪精衛的76號特工總部的特務頭子，中統特務組織因此也在抗戰期間逐漸衰落。
1937年4月，黨務調查處與力行社特務處合併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原黨務調查處為第一處，負責黨務調查，仍由徐恩曾任處長。原力行社特務處為第二處，負責軍事調查，仍由戴笠任處長。
1938年8月，以第一處為基礎，建立隸屬於中央黨部秘書處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兼任局長，朱家驊、張厲生、陳立夫先後擔任過局長，徐恩曾、葉秀峰、郭紫俊、顧建中、季源溥等先後任副局長，負責日常實際工作。開始設於湖北漢口的黃陂路，後遷到重慶儲奇門藥材公會大樓樓上，再遷到中山二路川東師範舊址。
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中統局遷回南京道署街（即今瞻園路132號）瞻園辦公。
1947年4月，中統局改名為黨員通訊局（簡稱黨通局）。由葉秀峰任局長，郭紫俊、顧建中、季源溥任副局長。在各大行政區辦事處改稱直屬通訊處，各省、市黨部調查統計室（調統室）改稱黨員通訊組，為公開的情報機構。同時，在各省、市設立了秘密的情報組織，以區為單位，如瀋陽區、旅大區等。區下設分區、工作站（交通、聯絡站）、工作組（通訊組）等。在分區、工作站、工作組下面還設有許多據點及調查員。
1949年2月，黨員通訊局又改為國民政府內政部調查局，簡稱內調局，事實上仍屬於國民黨中央掌控。
1954年10月，臺灣「內政部調查局」改組為「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類似現代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現為「法務部」轄下的「調查局」。職權重點是維護臺灣安全和打擊社會重大犯罪活動。除接受「國安局」委託的政治偵防業務外，還要負責查賄、緝毒、防止重大經濟犯罪等。
軍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1938年8月成立，軍統前身是「軍事委員會密查組」（1927年）、復興社特務處（1932年4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1937年）。中將局長賀耀祖（國民政府辦公廳主任兼），少將副局長戴笠，主要負責。
軍統局內勤組織有軍事情報、黨政情報、電訊、警務、懲戒、訓練和策反等八處、六室、一所；外勤組織在各在城市設「區」，在各省設「站」，在一些重要城市「特別班」。其基本組織為「組」及直屬情報人員。當年「軍統局」特務，專門以監視、逮捕、綁架和暗殺等手段，進行反共活動。另一方面，軍統特務在抗日戰爭時期深入淪陷區，製造針對日軍的恐怖活動，對打擊日本侵略和漢奸，起了一定作用。1927年，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下成立密查組，由侍從室少將侍從高參、黃埔軍校第五、六期學生總隊少將政治部主任胡靖安負責，戴笠為外圍情報員。
1932年4月，成立中華民族復興社（又稱藍衣社）的核心組織——力行社，下設特務處，處長戴笠，有鄭介民、唐縱等十人，從事情報暗殺活動，是為軍統前身，在南京明瓦廊雞鵝巷辦公。
1937年，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戴笠。遷南京洪公祠1號辦公，洪公祠只有1號，沒有第二家。原來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調查處和中國日報社。前身是明末兵部尚書，總督山西、陝西、四川、河南軍務，清初總督江南軍務的漢奸洪承疇府宅，死後清政府為紀念他的功績，在此闢建了當時南京最大的祠堂，故街名洪公祠。現在是南京市公安局、國家安全局的辦公場所。
賀耀祖 戴 笠
1938年8月，以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為基礎，擴大為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首任局長陳立夫兼，副局長戴笠。在重慶羅家灣辦公。隸屬於軍委會辦公廳的特檢處也由戴笠負責，主管郵電檢查。
鄭介民 、毛人鳳
1946年，戴笠從青島乘坐飛機去上海，因天降暴雨，在南京江寧板橋鎮岱山失事，後軍統局進行改組，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第二廳中將廳長鄭介民調任中將局長，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任副局長，負責保密防諜工作，確保黨國安全。
1947年12月5日，副局長毛人鳳升任局長。
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遷臺灣，於臺北士林芝山巖設立局本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之重責大任，並主導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等白色恐怖。
1955年，情報機構改制。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搜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接管。
1984年發生江南案，當時之情報局長汪希苓亦被捕入獄，情報局再次大改組。
1985年7月1日，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並編成立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總部在臺北陽明山下的芝山，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
中統與軍統的區別就在於：
中統是國民黨中央的情報機構，負責政治、經濟、教育領域的黨務調查。
軍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部的情報機構，負責涉及軍事的情報調查以及保密防諜工作。
兩者在反共防共這一點是一致的，因此任務有所交叉重疊，經常引起糾紛在所難免。
1947年情報機關中心工作分配案
軍統局最鼎盛時期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與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培養訓練了大批特工，人數最多時，內外勤人員達一萬六千餘人。
1947年2月軍統改組為保密局後經參謀總長核定的編制人數共有：官佐6021人，士兵1526人。薪餉總額：131530000元每月，特別加給及特種工作費（活動費、獎金、無線電器材費、旅運費、印刷費、救濟費等）：法幣6億元。合計：191530000元（每月）。
而同時期中統局局本部人員是170人，薪餉總額加特別加給及特種工作經費是：法幣：43750000元每月，只有軍統的2.27%，外勤特工1900餘人，由各地方政府開支，不在此列。可見中統與軍統相比，人員只有軍統的四分之一。
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統的勢力非常大，因為實際上國民黨的各級基層黨組織，都是中統的特務網延伸。許多基層黨部的負責人，本身就是中統的基層負責人。抗戰以後，由於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對象有所改變，從以對付中國共產黨向對付日本侵略轉變，因此中統的地位開始下降，而軍統的地位不斷提升。同時，由於大片國土淪陷，中統的組織系統嚴重破壞，而其又不能及時的聯絡這些基層組織，逐漸為軍統所取代。加之軍統負責人戴笠對蔣有知遇之恩和師生之情，對蔣言聽計從。而中統主要為國民黨CC系的大老陳立夫、陳果夫哥倆所掌握，在人事上蔣不能直接控制，也逐漸失去了蔣的扶持。到了國民黨退臺後，中統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全部組織系統。而軍統的組織系統倒是得以保存和發展。由於中統與軍統在爭奪秘密工作的主導權上，進行了長期的明爭暗鬥，雙方的合作非常有限。二、情報、反間兩大功能
無論是中統、軍統還是國防部第二廳（情報廳）主要任務都是情報和反間，都是秘密機構，不能對外公開的，人員都不能招搖過市，不能對外公開身份，內勤人員對家人和親屬只能說是在政府或軍事機關工作，外勤人員以各種職業為掩護，暗中收集情報。
情報又叫信息，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消息。對中統來說，主要是收集掌握政府機關、學校、工商業、社會團體中，共產黨和各個地方勢力和國外的動態、靜態信息，並保證所得信息不被洩露。軍統也是同樣，只不過主要針對國共兩黨的軍隊、兵工廠、遊擊隊、根據地和作戰情況，部隊官兵貪腐情況等等。國防部二廳純粹是針對國共兩黨的軍隊進行作戰需要的情報和保密工作。三個單位各有自己的鄰域，但是也有重疊交叉，爭權奪利互相推諉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但是還不至於發生到互相殺戮、你死我活的地步。
這幾個單位雖然都有抓人殺人的權限，但是也不能隨意亂用，國防部二廳基本沒有行動部門，中統雖有，也已經不成氣候。唯有軍統的行動部門比較龐大，分布全國，但是也不能隨便抓人殺人，即使抓人、殺人也只能偷偷摸摸的，不能大張旗鼓、大模大樣，公開的抓人殺人。
中統抓人一般要由警察配合行動，軍統一般由各部隊軍法處、憲兵隊執行，許多軍統人員在部隊擔任軍法官。
1947年，北平地下黨電臺被破獲，抓捕了130多人，都是在警察和憲兵的配合下進行的，軍人由憲兵拘捕，平民由警察拘捕，然後交軍統訊辦。
抓捕後也不是不招供就拉出去槍斃，沒有一定級別的官員批准，未經司法審判，一般都是臨時關押，審判後一般外圍人員也就交保釋放了。比如「北平諜案」就只槍斃了五位軍人，他們是軍事法庭以「叛國罪」處決的，其他共產黨地下人員有的判刑、有的留用（叛變），大部分取保釋放。重慶「11.27」大屠殺只是個案，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國民黨已經垮臺、政府已經失控、人員已經瘋狂，是一種變態的暴行，是垂死的報復。其實在1949年4月的和談前後，各地也還是釋放了一批「政治犯」的，重慶也不例外。
三、強姦婦女執行槍決
鄭耀先在大街上，借給程真兒獻花傳遞信息時，當著程的中統女同事，對程真兒說：「你可以去軍事法庭告我，就說我當街調戲民女，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軍統特務能這樣嗎？
不能，軍統也是國民黨軍的一個正規單位，雖然在抗戰初期吸收了許多幫會成員、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但是也是非常注重業務培訓、素質訓練，也是有嚴格紀律的，甚至比一般國民黨軍隊還要嚴格，懲罰更加嚴厲。
檔案裡看到這樣一個案例《軍統上尉強姦女犯被執行槍決》，下面分享給大家。
1948年6月5日，保密局華北特別站保定組上尉通訊員胡增榮奉令由滿城縣西原村押解男女人犯赴保定。途經劉各莊時，因天黑陰雨，遂留宿該莊嶽老品家，將男犯交付隨行官兵看管，獨自將女犯何金蓉、張蘭女、劉桂三人，綁赴村外。用槍逼奸未果。後牽回住處，令已婚婦女劉桂獨臥地鋪，何、張共臥一炕，隨即登炕，先強姦何金蓉，後強姦張蘭女，被保密局華北特別站保定組發現後扣押解案。
軍統上尉強姦女犯被處決檔案
9月7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向總統蔣介石呈報處理意見：上列事實，業經被害人何金蓉等供明歷歷，復經該組派員調查屬實，擬依法處死刑，並請準予解送北平警備司令部公開執行。當否？請核示。
9月8日，總統府參軍長薛嶽批：擬準照辦。
9月11日，總統蔣介石批：如擬。
9月11日，回覆：已辦。應該是執行了吧！
四、監守自盜處分處長
1948年1月30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向總統蔣介石呈報：查本局總務處保管科上校科長鄧毅夫、中校科員易壽珊盜賣公物，將前軍統局南京辦事處移交之五金材料（金屬門拉手、洋鎖、彈簧鉸鏈）等四箱，原存馬臺街倉庫，去年三月移存雙井巷倉庫。鄧毅夫趁保管員請假之際，私派庫兵送到易壽珊家中私藏，後由易持樣品轉託科員謝寶城向南京天平路興泰五金號看貨。出價：貳仟肆佰萬元，並開具估價單。案發後，在易壽珊家中搜出金屬門拉手、洋鎖、彈簧鉸鏈等及中美醫院家具銅牌等物品二十一種，共三千五百四十四件，又螺絲釘十五市斤，計裝四木箱，賊證確鑿。
處理意見：
一、鄧毅夫擬依法判處死刑，剝奪公全終身。
二、易壽珊擬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三、謝寶城事先不知來源，發現是公物後立即舉報，實無罪責，擬宣告無罪。
四、總務處長沈醉，對於部屬督察不周、管束無方。擬予記大過一次，另調工作。所擬當否，請核示。
2月6日，總統府參軍長薛嶽批：擬準照辦。
2月8日，總統蔣介石批：可。
原來，沈醉的保密局總務少將處長是這樣失去的，因此由南京局本部的肥差，變成雲南昆明站長的苦差，後在雖雲南起義卻被當做戰犯關押。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接觸並拜訪過幾位中統、軍統和地下黨的老前輩，他們是：
軍統軍簡三階經濟科長鄧葆光；
中統徐州通信組電臺臺長胡云程；
川南清剿區少將軍政專員、中共特別黨員薛彥夫；
陸軍第150師少將副師長、中共特別黨員蕭德宣；
軍統北平站代理站長、國防部第二廳少將專員、中共黨員範紀曼；
組織刺殺汪精衛的中共黨員華克之。
當時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看起來和平常人沒什麼兩樣，就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老頭。但是一交談就會發現：他們目光犀利、思路清晰、頭腦敏捷、記憶超群；具有語言天賦、藝術特常；有的會流利的外語，有的擅長書法、繪畫，有的懂經濟理財，還有的會氣功武術，都是身懷絕技、深藏不露、非常低調。比如範紀曼是軍統第一殺手陳恭澍的老同事、老朋友。鄧葆光見證了戴笠的墜機事故。
採訪蕭德宣合影
薛彥夫與家人
薛彥夫
他們一般不和別人談起他們的過去，只有看了很多文史資料和檔案，了解真正歷史的人去採訪，才能引發他們記憶中的源泉。他們都是大隱隱於市的隱士，可惜他們現在都不在了！
應民生文旅讀者要求，再多說一個隱者：
大家要看前排右一這位，您知道是誰嗎？
時間先回到1935年的秋天，一位文質彬彬的青年人手拎一隻藤編旅行箱，風塵僕僕地來到南京國府路上一小巷內的一座米黃色小洋樓下，按響門鈴。
兩位彪壯的便衣男子開了門，冷冷地向他詢問了來意，又查驗了證件，而後領他進入洋樓一樓的客廳內掛有「國民政府交通部電政司」銅方牌。
司長溫毓慶博士和他的秘書王維鈞正在等候來人，那來人是？
咱們先簡單介紹等待者：
溫毓慶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廣東臺山縣人。
早年留學回國後，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後改任宋子文的財政部稅務專門學校校長和財政部參事等職。他精通無線電技術，後改任交通部上海國際電訊局長。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東北三省，氣焰囂張。
溫毓慶與宋子文一樣，親美英而又堅決主張抗日。他痛感急缺懂得日本密電碼的專業人才，而王維鈞也正是因此而成為溫毓慶助手的。
王維鈞於1932年畢業於光華大學化學系，那時就業極為困難，後經光華大學教授顏任光介紹，始得進入上海國際電訊局工作。王維鈞思想進步，學生時代參加過抗日遊行示威和抵制日貨等運動，是個熱血青年。
溫毓慶對他另眼相看，著意培養。
之前，宋子文已找蔣介石談過，要求重視研究日本外交密電。3個月後，蔣介石批示照辦，每月批撥經費1800元，增編人員交給溫毓慶選定。此項專門研究工作於1934年底開展，在電政司內加設了密碼檢譯所，對外則保密，連牌子都不掛。
這實際上就等於，又出現了獨立於後來中統和軍統的，一個全新的情治部門，凱申董事長可謂老謀深算、狡兔三窟！
正是有了新機構，這位年輕人才有大顯身手的機會，其成就實際上已經超過，民生文旅讀者比較熟悉的池步洲。
那這位年輕人是？
時間先快進到1981年秋冬之季的一天中午，中央統戰部幹部局原副局長胡治安經過統戰部門口的信訪室去吃午飯，見到接待的一位處長，對一個老人說：「我們管不了！」
老人滿臉愁容，雙眼冒著悽涼的怒火： 「我找誰呀？組織部不管，公安部不管，你們也不管！」十分可憐而又無可奈何的樣子。
看他高高的前額，稀疏的頭髮，語氣強硬，心想：此人非等閒之輩！於是帶著好奇走過去問：「老人家，您有什麼事！」
老人說：「我叫楊肆……」
當他說出「楊肆」兩字，胡治安激動、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
因為半年多前，在一次清理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羅青長說：「不知道楊肆在哪裡?」凌雲說：「楊肆的問題可能要重新審議。」胡治安當時並不知道楊肆是什麼人，從他們的話中聽出，這是位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受過很多的委屈。
今天，楊肆竟找上門來了，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隨即，胡治安請他到統戰部傳達室門外的牆根坐下，兩人聊聊，聽他的申訴。他當時70餘歲，牙齒幾乎掉光了，只有兩顆門牙「站崗」，聽他講話有些費力。
而楊肆就是當年那位年輕人！
他原是廣西大學的數學教授，富有正義感和愛國心，也年輕氣盛。1940成為中共黨員，並打入軍統電訊處，成為魏道明手下得力幹部，他得天獨厚的條件，為黨輸送了重要情報。
後來，戴笠發現軍統內部的失密情況，懷疑圈子越縮越小，就在他危機四伏時，地下黨組織通知他立即撤退，楊肆不辭而別遠走高飛。
從此，也與黨失去了聯繫。
後來，我國著名女作家、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韋君宜在最後一部著作《思痛錄》中提到她丈夫楊述(即楊德基，北平「一二·九」運動領導人之一，曾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等職，1980年辭世)有個堂哥，名叫楊肆，在抗戰時期，奉我黨隱蔽戰線領導人李克農之命，打入軍統，從事情報工作，卓有建樹……
書中對楊肆生平的介紹相當簡略，似乎韋君宜對夫兄的事跡了解也不多。正由於楊肆所從事工作的特殊性，加上種種歷史原因，長時期以來，楊肆其人其事鮮為人知。
韋君宜（1917-2002）當年是「一二·九」運動的骨幹，1953年任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學習》主編，1960年任作家出版社副總編、總編。
再回到30年代：風華正茂的楊肆在國民黨對日密碼破譯工作上進展連連，也成為了眾方眼中的香餑餑，前景一片大好。可為何他要放棄未來的大好仕途，選擇作為一名可能隨時犧牲性命的情報人員呢？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南京淪陷之前，交通部電政司連同下屬的密碼檢譯所已撤至漢口，繼續進行工作。這時野心勃勃的戴笠，到處伸手，擴充其勢力，這次又盯上溫毓慶的密碼所。幾次找溫毓慶提出將密碼所與軍統電訊處合併，可由溫兼職負責，但溫毓慶不肯。楊肆此時已成為密碼所主要的電訊專家，從所破譯的情報中，有時有一些蔣政權下的大員與日寇暗中秘密來往的消息。有一天，楊肆和助手們收到一份外交密電，系蔣介石手下與日本人暗中來往的一些人員的名字，其中有霍實（最初參加密碼所五人之一，後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主持的行政院第六情報組效力，顯然他與日本特務機關有聯繫）。這令楊肆驚出一身冷汗。原來日本的諜報機關無孔不入，許多特工已打入國民黨黨政軍等部門內部！楊肆聯想到一年前自己在南京差點死於日諜策劃的一次謀殺。那次幸虧軍警迅速趕到現場，迫使殺手借夜色掩護逃走。顯然，是打入密碼所的霍實暗中為日諜通風報信的……楊肆將情況告訴了王維鈞。王維鈞十分震驚，立即將霍實通敵之事通報給軍統，請求嚴加處置，但卻不見有什麼動靜。這些事令楊肆、王維鈞對國民黨當局感到悲觀失望。這就是讓楊肆的人生，發生重大轉變的原因！雖然楊肆作為國民黨的密碼破譯專家，但他仍然保存著中國人的愛國之心與良知，因此拒絕了戴笠等人的多次利誘，不願與這些謀殺愛國分子的組織為伍。然而，當楊肆冒著生命危險將漢奸霍實通報給軍統，上級的無視和不作為卻讓這位憂國憂民的青年徹底寒了心！原來，他理想中的黨國不過是夢中的泡影，現實是如此的殘酷，愛國在某些道貌岸然的高官心裡，和利益相比是顯得那麼不值一提。他漸漸對腐敗賣國的政府感到失望，萌生出來尋找光明的念頭，開始了餘則成式的轉變。而這時，恰好的一個機會把楊肆帶到了中共的面前。在漢口時，密碼所對外已改稱軍委會特訓班交通隊，也不再實行嚴格保密的制度，對外半公開了。租賃靠近郊區飛機場附近的兩幢小洋樓，分別辦公兼住宿。
而他的堂弟楊述這時也來到漢口。由於研究組的人員不多，加之都是同學親友，他又是楊肆的堂弟，所以他常寄宿在研究組。在楊述的引見下，楊肆見到了當時的中共長江局書記王明，雙方作過長談。楊肆很感振奮，遂與王維鈞相約準備一起去會晤當時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處長李克農。一天晚上，楊述、楊肆、王維鈞三人一同過江前往漢陽一家茶館，秘密與李克農見面。這茶館面臨江岸，他們登上二樓，見樓上僅有一名帶墨鏡的人正襟獨坐。
此人正是李克農。三人走近後，楊述將楊肆和王維鈞介紹給李克農。寒暄後，楊肆將日本密碼組織的情況向李克農和盤託出，王維鈞則將密碼所偵察電臺呈送給溫毓慶的一本最新偵察情況總結報告交給李克農。這本報告內繪有日本外務省國際無線電臺通訊聯絡網以及在華日軍前線軍用電臺相互聯絡通訊的聯絡網，並有電臺呼號、波長和通報時間及文字說明。這個總結報告，按月呈送一本，溫毓慶閱後即交王維鈞保存，封面注有臺長梁伯侖和溫毓慶兩人的名章。李克農翻閱一會兒，不住點頭對三人說：「這個對我們是太有價值了，我們研究日本密電，必須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還提醒楊肆和王維鈞，務必注意保密隱蔽。因為戴笠的軍統在武漢三鎮很活躍，到處都有軍統的特務和線人。他們打著「抗日鋤奸」的旗號，卻盡幹排除異己、暗中反共的勾當。近日已有幾位剛在武昌加入中共組織的東北流亡青年慘遭特務綁架殺害，棄屍東湖……這次特殊的會面是楊肆和王維鈞正式和共產黨方面建立秘密聯繫的開端。以後他倆又曾數次向李克農遞送有關情報。就在這不斷的你來我往中，楊肆為中共對日的密碼破譯做出了巨大貢獻！1938年10月，在武漢淪陷前一個月，密碼所準備遷至廣西桂林。
此時，電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馬遷到湘南重鎮衡陽，王維鈞也到了衡陽。在衡陽，楊肆與上司溫毓慶發生激烈爭吵。
當晚楊肆約王維鈞到湘江邊一家酒樓喝酒，表示不打算挽回此事，想脫離電政司密碼所，投奔延安，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專長。
王維鈞表示不妨再等等，等和共產黨方面恢復了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再決定去向為妥，楊肆考慮再三，同意了。
1939年年底，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電政司密碼所幾經輾轉遷至陪都重慶，與軍統局做了鄰居。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濟濟、卓有成績的密碼所，對溫毓慶軟硬兼施而未果。
戴笠心有不甘，便要求溫派出兩名熟練的密碼研究幹部到軍統做技術指導，溫便將頂撞過他的楊肆派往軍統局。
起初，楊肆根本不願去，中共黨組織知道後，特派楊述登門拜望，反覆做其思想工作，勸他打入軍統。但楊肆仍想不通。
李克農聽取楊述匯報後，特地在重慶上清寺一茶樓秘密召見了楊肆。楊肆被李克農的一番話說得心服口服，終於同意打入軍統，並接受了秘密任務。
自此後，楊肆去軍統局本部上班。為避免暴露身份，楊肆和同樣搞情報的表弟王維鈞中斷了聯繫。
在這裡，他主要搞日本軍事、外交密電破譯研究工作，還帶了夏隆堅等幾個助手。每隔一個星期，楊肆即將破譯的日本密電交給中共地下黨一份，接頭地點絕對保密，且做不定期變更，以防被軍統特務覺察。
1940年夏，楊肆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周怡的單線領導。
楊肆在軍統的工作認真負責，令戴笠很滿意。1943年，楊肆已由中校銜特研員被破格提升為特種技術研究室少將銜主任。
那幾年裡，楊肆成功地破譯了日本太平洋海軍艦隊的12種密電碼及日本關東軍的17種密電碼，又掌握了日本海軍航空兵、特種兵、陸軍乃至中國派遣軍（1939年9月組建的派遣到中國關內的侵略軍，為日軍5個戰略集團之一）總司令部第十一軍、十三軍等若干種頻加變換的密電碼。這些重要的抗戰情報，他都設法為中共複製一份，及時提供，可謂功不可沒。
1944年10月的一天，楊肆去成都探望生病的嬸母(即楊述之母)，不料，被扮作夫婦的兩名軍統刑偵處特工跟蹤。楊肆察覺後很緊張，曾想就此逃走，不再回重慶。但他考慮再三，還是提心弔膽地返回軍統局，結果竟然無事。原來是有人出於同行間妒忌，唆使親信向戴笠狀告楊肆突去成都有「通共嫌疑」。但戴笠在事後查明並無此事，也就作罷……
新中國成立之初，楊肆為解決自己的身份問題和以後的工作安排問題，曾去北京找當年秘密工作時的上級周怡，但周怡已病故。
楊肆只好又求見中央調查部部長李克農。李克農對楊肆當然了解，便將楊肆安排在調查部技研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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