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編輯 | 黃月1
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貢獻了曹七巧、白流蘇、範柳原等諸多經典文學人物。張愛玲接受的教育是西式的，其創作卻是中國式的——人們認為她接續的是《紅樓夢》及《金瓶梅》的章回白話小說傳統。自上世紀40年代踏入上海文壇以來，張愛玲就是一直是傳奇一般的人物，她的代表作《傳奇》《流言》均創作於二十五歲之前，她的天才名聲與她的戀愛故事一樣廣為流傳，時至今日，張愛玲熱仍未散去。在我們談起張愛玲時，又有幾分真實，幾分誤讀？在張愛玲誕辰百年之際，讓我們以「舊小說」「男女之情」和「自傳式解讀」為關鍵詞重溫她的小說，以更深入的理解紀念這位傑出的作家。
一、從一篇著名批評文章談起
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為筆名在《萬象》雜誌上刊載了一篇名為《論張愛玲的小說》的批評文章。此文在對《金鎖記》《傾城之戀》和《連環套》做出分析之後，讚揚了張愛玲在心理觀察、文字技巧和想像力方面都已不成問題，卻也提出張女士的優點會將她引入「危險的歧途」。傅雷所稱的張愛玲寫作中的危險，最重要的幾點包括技巧大過於經驗、文學遺產來源舊小說過於清晰（對舊小說習氣和套話的因襲），以及愛情題材可能導致的單調與閉塞：
「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還遼闊得很。……假如作者的視線改換一下角度的話，也許會擺脫那種淡漠的貧血的感傷情調；或者痛快成為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把人生剝出一個血淋淋的面目來。」
這篇文章對張愛玲寫於同年的《連環套》的批評最為尖銳，傅雷認為這部小說越到後來越注重情節，追求刺激，像是流行劇本，「突兀之外還要突兀，刺激之外還要刺激，」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門、西洋鏡式的小故事雜湊而成的」。傅雷不無擔憂地寫道，「才華最愛出賣人」，暗示張愛玲寫作的光芒大過深度、詞藻大過實質。
正是借著回應這篇批評的契機，同年12月，張愛玲在《苦竹》雜誌上登載了《自己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蒼涼」美學的聲明：
「我發覺許多作品裡的力的成分大於美的成分。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
張愛玲以《傾城之戀》為例解釋了參差對照的寫法——白流蘇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但香港之戰並不能將她徹底感化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了範柳原，讓他轉向平凡的生活，終於結婚，然而卻不能將他改造為聖人，完全放棄過去的習性，他們二人的結局是健康也是庸俗的，但也只能如此。
依張愛玲看來，「參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近事實，近事實的觀念也延續在她對《連環套》和霓喜形象的辯護上。鑑於傅雷在文章中對於《連環套》的抨擊最為猛烈，張愛玲也花費最多的篇幅來捍衛這篇小說。《連環套》寫的是一個廣東女人霓喜輾轉於不同的男人之間的故事，開篇即諷刺地寫道，霓喜在生物學上出嫁多次，而在法律意義上從未出嫁。張愛玲指出，《連環套》的出發點就在於現代社會中的姘居生活。
事實上，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淪陷區，「姘居」確實得到了傳媒的首肯——有學者發現，人們普遍運用戰時比喻「開闢第二個戰場」來指代姘居，而除張愛玲之外，女作家蘇青和潘柳黛也在自傳小說中討論過傳統婚姻制度受到外部生活威脅之後應當如何的問題（蘇青寫，「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應該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來則歸母親撫養，而由國家津貼費用。」），並尤其關注婚姻與意識形態的壓抑性。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對《連環套》的批評還是辯護，都涉及諸多此後分析張愛玲小說的核心要素，比如對舊派小說的傳承、對愛情題材的書寫，以及作者本人的經驗與她作品的關係。
《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區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美]黃心村 著 胡靜 譯上海三聯書店 2020年12月
二、舊小說的習氣
傅雷在批評文章中點出了張愛玲作品對舊小說的因襲，張愛玲並不認可，因為她覺得自己的寫法實際上並不符合真正的舊派的欣賞習慣，但同時也沒有迎合新派的觀感——
「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
事實上，在張愛玲最初投遞《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之時，《紫羅蘭》主編周瘦鵑已經發現了張小說裡的《紅樓夢》的影子，她當時是心悅誠服的。
張愛玲與中國古典小說的關係也被評論者不斷地揭示出來。夏志清在出版於1961年的《現代小說史》裡肯定了張愛玲所受古典小說的影響大過於西方小說。他指出，有一些影響是在文本層面的，比如張愛玲用「道」代替「說」；書寫中對白的圓熟、人物脾氣和人情風俗都十分「中國」，「《傳奇》裡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國人，有時候簡直道地得可怕。」傅雷也提到了這一點，不過他認為，這種脫胎於古典白話小說的對白，有時已經演變成了俗套濫調，與人物或實際狀況不符。傅雷批評道：「她的人物不是外國人，便是廣東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於上無法積極地標識出來，至少也不該把純粹《金瓶梅》《紅樓夢》的用語，硬嵌入西方人和廣東人嘴裡。」
《現代小說史》夏志清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後浪 2016年12月
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極高，認為張愛玲的小說填補了自從《紅樓夢》以來對閨閣寫實的空白，「中國小說恐怕還沒有一部對閨閣下過這樣一番寫實的工夫。」「寫實」自然指向張愛玲《傳奇》裡詳盡的房屋、家具和服裝描寫，《沉香屑：第一爐香》裡也有這樣的細節，她寫丫鬟睇兒的裝束是「穿著一件雪青緊身襖子，翠藍窄腳褲，兩手抄在白地平金馬甲裡面，還是《紅樓夢》時代的丫環的打扮」。又如《傾城之戀》裡寫白公館屋內擺設——「朦朧中可以看見堂屋裡順著牆高高下下堆著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著綠泥款識。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裡，擱著琺藍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著朱紅對聯，閃著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託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
然而夏志清也提出，張愛玲所處的現實與《紅樓夢》是不同的，《紅樓夢》裡的世界是一個靜止的社會，而張的世界是一個時刻變動的、新舊交替的世界，她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準確描摹出了在新舊交替背景裡的衰退中的文化氛圍。她筆下的中國人雖然從閉關自守的環境中解脫出來，可心靈反應仍然是舊式的——不像經濟工業進步，人的感性進化是緩慢的；並且她也從這變動中找到了不變的東西：
「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
需要留意的是，傅雷指出的張愛玲小說的缺陷，像是詞藻大於實質、缺少taste、滿足於給讀者打哈哈和消閒（尤其是《連環套》），是否是張愛玲繼承的舊小說遺產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否能將傅雷對張愛玲小說的批評，理解為對於她所借鑑的古典資源的弱點的洞察？夏志清在比較中外小說時提到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即中國小說家太過迷醉生命，因此將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納入小說，讓崇高的、獸性的和神聖的同時存在。即使是以詩意的敏感著稱的《紅樓夢》，也並不是純粹的，而是可以自然地在純然的悲劇與低級喜劇中變換的。此處他借用了悲劇（tragedy）與整體真相（whole truth）的區分來闡明這種洞察——悲劇講的是藝術家從人類整體經驗裡孤立出單獨的因素，而整體真相的藝術家必須照顧到經驗的全部。
以迷醉生命的視角來看，張愛玲確實是一位關注整體真相的藝術家。在更能體現個人志趣的散文集《流言》裡，張愛玲表現出了對人生強烈的好奇心以及樂意享受人生樂趣的意願，甚至宣稱自己是個「俗人」。在回應傅雷的自辯詞裡，她也聲稱自己並不想要書寫「紀念碑」，不想受主題的約束，只想把人的現實處境描述清楚，寫戀愛也是因為「戀愛放恣地滲透於人生的全面」。正是這一點「人生的全面」，讓她與古典遺產的關係顯現得尤為明確。
夏志清《現代小說史》對張愛玲的評價，極大地影響並啟發了大陸學者對張愛玲的研究。在1993年出版的《張愛玲傳》一書的後記裡，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餘斌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在《現代小說史》裡第一次認識了張愛玲這個名字。正因如此，之後的學者在評析張愛玲時也常將她與《紅樓夢》與《金瓶梅》相比較。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張愛玲》一文中，餘斌評價張愛玲在《紅樓夢》的層次上恢復發揚了古典小說的「言情」傳統——此處「言情」的意味超過了書寫男女之情，兼帶世俗和人間性，在男女之情中展現出人生真相。由此，他認為張的小說在表現愛情的「人間性」方面通向了《紅樓夢》和《金瓶梅》，更重要的是，這種關照日常和現實的寫法是在現代文學史上斷掉的一脈寫法。
《張愛玲傳》餘斌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11月
可以說，在繼承古典小說「言情」傳統的方面，張愛玲的小說得到了批評家的肯定，但顯然四十年代的傅雷對張愛玲筆下的愛情題材是持保留意見的，他認為張愛玲的《傳奇》幾篇不過都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體）。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張愛玲筆下的男女之情，這些男女之情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分量又如何呢？
三、男女之情
張愛玲對傅雷關於她寫男女之事批評的回應頗值得玩味，她說，她並不想嘗試「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只想寫「男女間的小事情，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並非因為她沒有意識到戰爭和革命的存在，而是因為她認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為「樸素」、更為「放恣」，與戀愛相比，戰爭和革命不是被驅使的，就是被強迫的。
張愛玲確實向外界解讀了她筆下男女之事在情愛之外的複雜性與現實感。她說，姘居不像夫婦關係那般鄭重，又比嫖妓或調情更具有人性和責任，正好介於太過拘謹與太過放肆之間，而極端的人本來不多，所以姘居竟然變得普遍。至於霓喜這樣一個在不同男人身邊姘居的女人，她的戀愛究竟是為了物質還是為了感情，她的解讀是可以兼而有之，而又同時不能徹底：「霓喜並非沒有感情的，對於這個世界她要愛而愛不進去。但她並非完全沒有得到愛，不過只是摭食人家的殘羹冷炙。」
張愛玲認為她這樣的寫法可能這同時挑釁了舊小說和新小說的欣賞傳統——新小說家覺得不夠愛也不夠健康，主題不明朗，讀起來不夠嚴肅；而舊小說家覺得不夠才子佳人，讀起來不夠舒服。不夠嚴肅也不夠舒服，這也使得她筆下的愛情區分於新文學作家那種理想化的升華寫法，也不同於一般鴛鴦蝴蝶小說家痴男怨女獵奇式的情感故事。此外，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張愛玲討論姘居的現實背景，前文已經提及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蘇青和潘柳黛對姘居作為傳統家庭替代品的討論，從婚姻和家庭意識形態的壓抑性方面出發，向讀者說明應當取消婚姻、同居自由。
再次回到傅雷的批評上，寫男女之事真的不能寫出遼闊的世界或普遍的人性嗎？夏志清的解讀更接近「參差的美學」，他寫道，《傳奇》裡男女私情很多，張愛玲寫的不僅是男女之愛可悲或可笑的一面，也是「人的靈魂通常是給虛榮心和欲望支撐著的，把支撐拿走以後，人變成了什麼樣子——這是張愛玲的題材。」張愛玲的小說的悲劇性與古典悲劇的不同就在於「蒼涼的底色」和「不徹底的人物」，「因為人在獸慾和習俗雙重壓力之下，不可能再像古典悲劇人物那樣的有持續的崇高情感或熱情的儘量發揮。」而對具體人物諸如《傾城之戀》的白流蘇、《連環套》的霓喜的書寫，夏志清認為，透露出了她對「普通人弱點的極大包容」。與中國近代的作家相比，她關注的人總是人，尤其是軟弱的凡人、小人物，「她記錄下來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貴的事情；這些小故事讀來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對於道德問題加以思索。」這使得她在滑稽的表面下有著一層「大悲」：「張愛玲一方面有喬叟式享受人生樂趣的襟懷，可是在觀察人生處境這方面，她的態度又是老練的，帶有悲劇感的」。
《現代小說史》中張愛玲一章，以對《金鎖記》裡女主角曹七巧的分析最為細緻——曹七巧是特殊文化環境中產生的女子（這裡夏志清又強調了張愛玲之所以能將社會環境描摹得好，不僅在於她有自然主義的客觀筆力，更在於她對這種時代有著複雜的情緒，一方面畏懼，另一方面又多少留戀），曹七巧也是「自己各種巴望、考慮和情感的奴隸」，藉由寫出七巧的心理，張愛玲把握住了中國歷史上的那個時代。
需要補充的是，夏志清對張愛玲小說的評價，脫離不開對整個中國古典小說傳統愛情書寫的評估。在夏氏兄弟的信件交流中，曾透露對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書寫愛情遵從俗套、不夠現實主義的不滿，而像馮夢龍「三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這樣寫到一個女子對兩個男子都真心相愛、兩個男子也都真心愛她的情形是少見的，「假如中國小說家肯走《蔣興哥》的路，那麼一定有近似歐洲長篇愛情小說的傳統，可惜一般小說家只講人物繁多，情節熱鬧，所以長篇中沒有《蔣興哥》相仿的東西，實在遺憾。」（夏志清）「假如悲歡離合的主角是小市民，說書人和聽眾更可了解他們的心理。裡面所表現的manners與mortals，亦更接近現實。」（夏濟安）
夏志清總結說，中國小說本來沒有courtly love（浪漫愛情）的傳統，由這個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他們對張愛玲書寫愛情推崇的原因所在，這裡既有不徹底的小人物，又有如此精細幽深的情感心理，更具有現實主義的風格（夏志清也由此將張愛玲與簡·奧斯丁相提並論），可以從小人物心理推及整一個時代特徵。因此，比起下結論說張愛玲只寫男女之情，也許更值得思考的，在於她是如何寫出與古典小說愛情不同的現代愛情故事的。
四、自傳性解讀
張愛玲自詡寫的都是「男女之情」，而她在大眾話語中的流行景觀很大程度上由她本人的愛情故事構成。許多讀者好奇的並不是這位女作家的創作，而是她的情感經歷，用她的人生閱歷去對照解讀她的作品，得出「真正的愛情就是低到塵埃裡」「愛就應當奮不顧身」這樣的戀愛心語。為什麼人們執著於對張愛玲進行自傳式解讀？甚至用她的人生經歷為證向她的創作投射憐憫的情緒？
美國斯坦福東亞系教授艾朗諾在《才女之累》中的觀點或許對我們有所啟發。艾朗諾書寫的主角是李清照，他發現，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大眾都習慣將李清照的作品與她本人的經歷對應，比如人們認定書寫少女懷春的《浣溪沙》創作於作者結婚前後，而不是中年或晚年，而書寫離愁別緒的詞一定是寫在與丈夫分別之時或丈夫去世時，而不會是夫婦琴瑟和諧之時。問題在於，既然男性詞人可以細緻地描摹虛構角色——如淑女、侍妾、陪客或者名妓，當然也包括諸多男性形象，你們女性詞人為何一定就是描寫自己，而不能用代言體創作呢？
人們不能將女性詞人與創作對象中的女性形象區分有關——一方面讀者對於女性詞人的作品有「偷窺心理」，「傾向於偷窺隱私般地閱讀，藉以觀察女作家最私密的時刻、情感，甚至是她的身體，並且樂在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女性詞人虛擬杜撰的本領與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從屬、恭敬、忠貞」的形象完全相反，這會讓男性讀者無所適從。正是由於人們無法區分女詞人與創作對象，所以關於李清照的創作傳說也一再流行，即使它們的可信度都值得懷疑。
回到張愛玲的案例中來，人們之所以熱衷於傳播張愛玲作為苦情者的形象，也可理解為「偷窺心理」作祟，借小說來觀察作為小說家的情感和身體的心理，此外也可能出於對女作家虛構本領的不信任。不可否認的是，張愛玲所擅長的愛情題材更為人們提供了浮想聯翩的便利。今人的想像附會並不稀奇，早在1945年，在《雜誌》出版社的納涼晚會上，張愛玲被安排與電影明星李香蘭一同出現，就有人旁敲側擊打探她的感情生活，詢問道：要是請張小姐以你自己一年來大部分的生活經驗，編一個電影劇本，而以李小姐（李香蘭）為主角，那麼這主角該是怎樣一個人物？
1945年張愛玲與李香蘭的合影
更複雜的是，她自己甚至也加入到自傳式書寫中來，讓個人與虛構之間的界線再度模糊。自傳體小說《小團圓》就是她「回到自我」的晚期風格的例證，從張愛玲與宋淇、夏志清的私聊內容可知，這確實是一本自傳。但就像研究者指出的那樣，讀者仍不能忽略這部小說的虛構寫法——張愛玲並不能等同於主角盛九莉本人，其中書中的事件也經過了虛構處理，諸如寫與「伯樂」周瘦鵑、書中化名為湯孤鸞見面的情形與事實就對不上。此外，張愛玲早期的小說風格更近閨閣體，而晚年創作的《小團圓》更加充滿欲望與激情，在性描寫上更缺少禁忌——如果對比《易經》以及《小團圓》重寫《易經》的片段，我們可以發現，張愛玲在不斷回溯中增強了性描寫的直白感。這也說明，張愛玲仍是一位小說家，保留著不斷追憶中重塑自我的創造力。
《小團圓》張愛玲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9年4月
張愛玲作為天才的形象與作為苦情人的形象同樣流行，人們從《我的天才夢》裡讀到她在外語、設計、音樂多個方面的天賦，也順便哀嘆她本來出生於舊式貴族家庭，晚年卻在美國孤苦伶仃，最終浪費了半生才華，仿佛印證了「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的讖言，可事實上，就像止庵在此前紀念張愛玲的活動中提到的：在去世時，張愛玲還有30多萬的美金存款，人們實在不必太過沉浸於感傷主義的張愛玲印象中。
參考書目：
餘斌，《張愛玲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
黃心村著，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區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香港中文大學2016年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後浪 2016年
夏志清、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四，香港中文大學2018年
陳建華，《論張愛玲晚期風格》，《現代中文學刊》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