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9月30日，是張愛玲誕辰100周年，而9月也是她逝世25周年。關於祖師奶奶的人生，她在自己的作品裡寫了很多回；她的很多小說，也被翻拍了很多遍。在這個9月，我們要細讀的，則是她晚年的一部特殊作品——《海上花》，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二講。
細讀張愛玲《海上花》2上次我們說到《海上花列傳》這部小說寫於清末，1894年，是一部描寫妓院生活的世情小說，它高明的寫作手法、平淡而近自然的敘事風格，以及對白用吳語寫作的語言特徵，可以說都對張愛玲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我們在張愛玲後期的創作中，其實是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海上花》的影子的。比如，張愛玲自述自己在寫《秧歌》的時候，心中時刻有一本《海上花列傳》，希望寫出那種平淡而近自然的味道。張愛玲《惘然記》收錄了一個中篇叫做《浮花浪蕊》，寫的是主人公在大陸解放之後從上海出走去了香港，然後從香港搭船去往日本，在海上的一段經歷，從書名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一點《海上花列傳》的影子，然後張愛玲在寫法上也有意識地借鑑《海上花列傳》中的一些結構，所謂「穿插、藏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相比於這些張愛玲中晚期的作品，在她早年的創作中，似乎並沒有那麼直接的證據。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傳奇》——也就是張愛玲最早的那批小說，給讀者所描繪的世界，是一個新舊激烈衝突、快速交融的世界，描述的是那些身處於新舊時代夾縫中的人們，他們的傳統理念、價值觀在時代變革中所受到的挑戰和衝擊。對於這一點，張愛玲曾經特意描述過《傳奇》增訂本的封面設計，她說，《傳奇》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那裡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仿佛是晚飯後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杆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裡窺視。如果這個畫面裡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
《傳奇》增訂本封面無疑，這個背對著現代人，幽幽地弄骨牌的晚清女子，是對那些所謂「舊式人物」的一種象徵。在張愛玲寫作的時候，1940年代，屬於他們的顯赫時代已經過去了，但他們卻打定主意背過身去，關起門來繼續做自己豪門望族的舊夢。這些觀念上自我封閉，但又被時代侵擾得不得安寧的舊式人物裡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前朝的遺少們。張愛玲的小說中這樣的遺少型人物幾乎俯拾皆是，每個沒落的家族故事背後都有一個似曾相識的影子：狂嫖濫賭，挪用公款，入不敷出，靠借貸騰挪，最終山窮水盡，潦倒收場。
隨便舉幾個例子，《傾城之戀》裡白四爺就是一位這樣的人物，白流蘇的母親說他「狂嫖濫賭，玩出一身病來不算，還挪用了公帳上的錢，害得四嫂臉上無光」；《花凋》裡寫鄭川嫦的父親，一個遺少型的人物，說不上窮還是闊，但常常一屁股債，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沒錢了在家裡生孩子。還有《金鎖記》裡令人印象深刻的姜家三爺——姜季澤，也是狂嫖濫賭，之後公帳上拖欠過巨，「分家遺產抵消之後還淨欠六萬」。甚至現實生活中張愛玲自己的父親也是如此，既嫖又賭，鴉片還不離手，十幾年裡，敗光了無數地產、房產和古董，到最後蝸居在14個平方的亭子間裡終老。
電視劇《金鎖記》（2002）劇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遺少相似的結局似乎是一個時代衰落最凝練的縮影，又或者說正是他們的行為進一步加速了家族的衰敗。此外，這些遺少們的敗家模式似乎高度相似，大多都逃不過「狂嫖濫賭」四個字。但是對我們現在的讀者而言，從抽象的狂嫖濫賭這幾個字裡似乎很難想像，一個龐大的家業是如何能夠被一個人，不出幾年就敗落散盡的？這些遺少們平時又是一種怎樣的生活狀態？
今年是2020年，距離《傳奇》的初版，已過去76年了。當時的現代人，在我們來看已經是古人，而那些植根於晚清「舊生活」的「舊式人物」似乎需要到更早的資料中去追溯。因此，我們又要說回《海上花》。虧得有作者韓邦慶這樣細緻入微的洞察力，以及非常接近現實的筆觸，才讓我們能夠看到《海上花列傳》這樣一個很精緻很詳細的文本，書中在時間設置、結構推進上的嚴謹，讓我們得以知道那些在妓院中、在賭局中流連的晚清富家子弟們究竟是怎麼一種狀態。
說到嫖和賭，自然就是要花錢。劉半農曾在一篇文中談過這個問題，他說：「相傳花也憐儂（這裡是指作者韓邦慶）本是巨萬家私，完全在堂子裡混去了。這句話大約是確實的，因為要在堂子裡混，非用錢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萬家私不可。」張愛玲後來補充說明過這個問題，她覺得：也許聰明人不一定要有巨萬家私，只要肯揮霍，也就充得過去了。他（韓邦慶）沒活到四十歲，倒已經「家境……寒素」，大概錢不很多，禁不起他花。
那接下來我們就從《海上花》來看看，在清末的上海租界吃花酒究竟要花多少錢？
上一期的內容裡說到過，長三和么二的基本收費，打茶圍、出局陪酒，長三都是3塊錢，么二低一點，打茶圍1塊，出局陪酒2塊，擺一桌酒大概12塊左右。這是19世紀末的上海妓院掛牌的服務價格，而且這個價格一直延續到民國。
那麼當時的物價又是如何呢？我們找出《海上花》中的其他消費項目來進行一下對比。
書中寫到一個長三書寓中用的大姐阿巧，能力不強，類似於應屆生實習，雖然包吃包住，但一個月的工資是1元。書中還寫到，一個么二出身，剛剛轉型為長三的妓女叫張蕙貞，手頭不算富裕，買一對成色普通的翡翠蓮蓬簪子大約要10元。第五回寫王蓮生給張蕙貞在福州路CBD租了一間房間，一個月30元洋錢。第三十回寫一個外地小姑娘趙二寶初來上海灘，虛榮心爆棚，買一件時裝花了16塊錢，約等於現在女孩子花幾個月的工資去買一個名牌包包。
那對於工薪階層來說，1元錢又可以做什麼呢？書中第三十回，寫趙樸齋問妹妹趙二寶要了3角錢，然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消費項目，先是請人去茶樓吃一頓下午茶，花去一角；晚餐在小飯店裡吃了一段黃魚及一湯一飯，再往寶善街大觀園正桌後面看了一本戲，從下午一直消磨到半夜12點回家。
我們大致猜測，當時1元洋錢的購買力大概合現在三四百塊差不多。如果以此類推，叫一次長三的服務，折合現在的物價在1000多元，類似於去米其林三星的人均消費。
所以說，長三和么二的費用說便宜不便宜，說貴呢似乎也還過得去。所以初到上海的趙樸齋還能靠老家帶出來的一點錢，勉強在么二堂子裡混上一混。他的同鄉張小村就提醒趙樸齋少去么二堂子，因為超出了他的消費水平，「輕奢消費」畢竟只能偶爾為之。可惜趙樸齋初到上海灘，識不破堂子裡的誘惑伎倆，頻繁光顧，超前消費，最後只能散盡錢財，流落街頭。
在堂子中家財散盡，幾乎是一個四海皆然的故事模版了。不要說鄉下少年趙樸齋揮霍不起，即便張愛玲小說中的望族之後姜季澤、白四爺也照樣在堂子裡混得入不敷出，千金散盡。所以即便是長三的服務價格並沒有那麼高不可攀，但拋開頻率談價格貴賤，都是耍流氓。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這些富家浪蕩子們是如何在堂子裡散盡家財的。
初讀《海上花》的朋友，一定會為書中人打茶圍、叫局、吃酒席的頻率感到震驚。書中身為江蘇候補知縣的羅子富新做了一個長三叫黃翠鳳，為了討這位倌人的歡心，半個多月時間裡就叫了十幾個局。沈小紅懷疑王蓮生有其他的相好，劈頭就問，三天不見你去了哪裡？可見正常的見面絕不是三天一見。再以小說前十回為例，描述的不過是短短五天的事情，倒記錄了八個酒局，其中酒局最多的一天，參店老闆洪善卿一個人就喝了三臺酒。
《海上花》中的嫖客們不是在吃酒，就是在還席，幾乎每一天都混在妓院中。晚上吃一臺酒是不夠的，還要翻臺去下一家，吃到兩三點鐘方才散去。虧得這些書寓、堂子都集中在英租界四馬路（就是今天的福州路）附近，請客叫局都十分方便，僕人出門拐彎，直接在隔壁小區就可以找到另一家老爺。
電影《海上花》（1998）劇照如果覺得這麼高濃度的吃花酒，是不是有藝術誇張的色彩，那我們就來看看其他作品中是怎麼說的。茅盾文集《霜葉紅似二月花》中的《第十七章大綱》中有這麼一段話：「文卿也是個怪人，他年過半百……三天兩頭總要到長三堂子裡吃花酒，不是人家請他，就是他還席，這中間當然有生意經，但也不無消遣取樂之意。」
對《海上花列傳》大力推薦的胡適，早年也曾是遊歷花叢的迷途小羔羊。「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麻將，我不久也學會了……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根據胡適自述，在上海的這段時間，他每隔兩三天就有一次叫局或逛妓院的經歷。
可見，尋常人在堂子妓院中流連，雖然沒有《海上花》中描述的如此高頻，但似乎也有一種上癮的跡象，每隔兩三天就要去一次，基本上達到了胡天黑地的效果。
那麼如果以這樣的頻率喝花酒，需要花多少錢呢？《海上花》中有這麼一段：張蕙貞向洪善卿抱怨，新租的房間要30塊錢一個月，不便宜，但洪善卿說：「單是王老爺一個人，一節做下來也差不多五六百。」
這裡有個知識點，節指的是端午、中秋和春節，過去傳統上是以節作為結算帳款的節點和周期的。一般嫖客到妓院叫局、打茶圍、吃酒並不需要給現錢，而是記帳，再按三節清理帳款即可，這既是傳統，也是妓院的生意經。張愛玲的一部中篇《怨女》中姚三爺初次向帳房支錢就是新年，之後又向柴銀娣借過兩次錢，一次近中秋，一次是臘月快過新年的時候。
王蓮生在張蕙貞這裡一節的局錢大概五六百元，一年的花費大概在一千五到兩千之間。然而張蕙貞還是一個從么二剛升格為長三的倌人，且不是王蓮生傾心追求的對象。王蓮生的心上人是另一個長三沈小紅。他在沈小紅身上的花銷，也遠遠超過了以上的數字，一節就超過了一千元，還甘心為她還債，而且還得心甘情願。更有意思的是，沈小紅似乎並不領這位金主爸爸的情，而是時常把甲方當孫子。沈小紅與王蓮生的奇葩感情我們放到下期再說。
《海上花》中另一筆明確記載的大開銷，是一位長三周雙玉的贖身錢。周雙玉是長三新秀，和清純公子朱淑人私定終身，但朱淑人又另外定了親事，所以周雙玉以吃鴉片要挾敲詐，最後朱淑人只好出1萬洋元為周雙玉贖身息事寧人。這自然也是妓院裡的慣用手段，周雙玉幾個月前作為討人的身價還是500元，如此一來，身價翻了20倍。
以上說的是嫖資，遺少們的玩樂，除了嫖，還有賭。所謂嫖賭不分家，在長三堂子這樣的妓院場所，賭局也是另外一條生財之道。對於大部分的妓院來說，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固定客戶在妓院中舉辦的各類酒局、宴會和賭局。
《海上花》專門闢出了一組人物，對他們來說抽菸嫖妓都在其次，他們的愛好是在賭錢。洋行打工仔張小村便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趙樸齋問張小村，一次會輸多少錢，張小村說：「要是牌不好，輸起來，就兩三百洋錢也沒什麼稀奇！」而當時在長三妓院裡叫辦一桌酒局，掛牌價格也只是12元。趙樸齋不禁咋舌，如果說到長三消費都已經是高檔消費，一個洋行打工的怎麼能負擔得起這麼大的牌面輸贏？張小村有一套自己的見解，首先他認為在上海要做生意就要會玩，手氣闊綽，才能出名；第二，錢不夠可以去錢莊借錢；第三，如果錢還不出，還可以挪用一下公款，生意裡面借一點。
手上有點本錢的富家子弟賭博起來更是驚人。第五十五回，小說描寫了一場賭局，不過一夜功夫，贏走富家子弟李鶴汀一萬六千洋錢，最後李鶴汀只能靠抵押房產，挪用做生意的貨款，才能勉強還債。
國語本《海上花》第五十五回插圖「李少爺全傾積世資」《海上花》雖是寫妓院，但需要澄清的是，這些所謂嫖客來到長三書寓這樣的高級妓院並非完全為了狎妓，同時也是一種社交應酬的方式，他們在妓院吃酒、還席、叫局、打牌、賭博，對他們來說，早已不是混堂子，而是妓院取代了家，成為了他們最主要的生活空間。書中只有一位要按時回家的姚季蓴，理由是家裡有位厲害的太太，算是社交場中的一個異類。張愛玲在譯後記說，洪善卿、周雙珠還不止四五年，但是王蓮生一到江西去上任，洪善卿就「不大來」了，顯然是因為善卿追隨王蓮生，替他跑腿，應酬場中需要有個長三相好，有時候別處不便密談，也要有個落腳的地方，等於他的副業的辦公室。長三堂子中的這種社交屬性，似乎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的富家子弟、遺少公子會以如此雷同的方式敗光家產，實是因為這裡存在一種群體性的社交行為。這種晚清的長三堂子文化，將獵豔嫖妓營造為一種日常生活，日常到瑣碎，並沒有特殊的大事件可以一提，所以往往只能用「狂嫖濫賭」四個字敷衍過去。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下一講我們會來聊聊長三堂子裡吃花酒的規矩，從這種誘惑遊戲來看張愛玲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戀愛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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