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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對胡適並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寫的《詩與胡說》一文中曾論及他：「……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用唐朝人的方式來說我們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經給人說完了，用自己的話呢，不知怎麼總說得不像話，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覺裡，她對他更有種特別的親切，雖然她與他還從未見過面。
那親切不僅來自於她早年讀過他的書，而且還有她的長輩與他的交往。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買過《胡適文存》，大概又因讀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了《海上花》。張愛玲大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坐在乃父的書桌前看了《胡適文存》，後來又「破例要了四塊錢」買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緣傳》，與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愛讀胡適或胡適推薦的書。
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借了張廷重的《胡適文存》，看過了也不及時歸還。後來為了張愛玲與乃兄鬧翻斷絕了來往，更不還了。張愛玲則讀《醒世姻緣傳》一遍不夠，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學遇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員，「駐紮在太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傳》，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張茂淵與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早年還曾與胡適一個桌上打過牌。抗戰勝利後報紙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張茂淵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有了這些插曲，張愛玲應少些與胡適聯繫的顧慮。她雖是「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才「充滿了生命的歡悅」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須「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也是可以凜然而出的——當年她就是挾著《沉香屑》與《心經》，分別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鵑與柯靈的門的。當然她對胡適更敬畏些，可畢竟也只是寫封信而已，並不是面對面，不會有當面語塞的尷尬。
1954年10月25日，張愛玲給胡適寫了封簡訊，同時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適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記前：
適之先生：
請原諒我這樣冒昧的寫信來。很久以前我讀到您寫的《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這本書我還寫了一個英文本，由Scribuer零出版，大概還有幾個月，等印出了我再寄來請您指正。
署名後用英文寫著她香港的信址。胡適的美國地址也許是給張愛玲許多照顧的美國新聞處駐港臺處長麥加錫打聽來的，後來張愛玲赴美，想來也少不了麥加錫的幫助。
據她的胞弟張子靜的回憶，張愛玲就讀黃氏小學(插班六年級)後，父親為他請了一位六十多歲的朱姓老師，在家教他念古書。「有一次，姊姊從父親書房裡找到一部《海上花列傳》，書中的妓女講的全是蘇州土話(吳語)，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纏著朱老師用蘇州話朗讀書中妓女的對白。朱老師無奈，只得捏著喉嚨學女聲照讀，姊姊和我聽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對《海上花列傳》的痴迷，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張愛玲則在晚年自言「十三四歲第一次看這書」。
張愛玲在信中所表示的非常渴望得到胡適能給《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評語，讀者望文生義，多以為這個評語是胡適當年給《海上花列傳》下的。而胡適在回信中也屢屢提及這個評語，更易使人誤以為的確是胡適的原話。實際上，給《海上花列傳》下這個評語的是魯迅。胡適在當年的《海上花列傳序》中，兩處三次引用這個評語，並且也指明了是魯迅「稱讚」的。
知道了評語的出處，再回過頭去重閱張、胡二人的信，結果令人驚訝。張愛玲寫的不過是「假使您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看不出對於該評語出處有任何指往胡適的導向;而胡適在信中每提及此評語，也都加了引號的。原以為他加引號是用以「特指」，而非「引用」，不料卻是想當然。張、胡在此並無掠人之美之嫌，的確無可挑剔。
張愛玲寫信寄作品給胡適，無意之中，是給胡適出了兩道考題：一是考他勢利與否，二是考他的文學鑑賞眼光。看來胡適都考及格了——他並沒有因為對方是無名小卒(當時對他來說)就怠慢其作品，並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來。
胡適一向重視保存史料，甚至他記日記的部分目的也即為此。他不僅為最終留下的數百萬字的日記存世而終日孜孜矻矻，每天一筆一畫;一時忙碌無暇或疲憊疏懶不寫，過後不僅常常補寫，還總是把自責也寫進去。胡適日記的形式也與眾不同，在日記中他不僅記事記人，自言自語，還常不著一字，而以事實說話，曲折透露心跡。所以他的日記簿裡除了他的手筆外，還有政府的通緝令、學校的油印傳單、報刊對他的評論、中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以及少許來信等等，真是林林總總，五顏六色，圖文並茂。而張愛玲寫給胡適的這封信，也就在胡適的這個習慣下，奇蹟般地被保存下來了!
胡適將張愛玲的信粘貼在他1955年1月23日日記的前頁。除了這封信，他這天的日記沒有別的內容，全是張愛玲：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張愛玲女士寄來他的小說《秧歌》，並附有一信。(信附上頁)
我讀了這本小說，覺得很好。後來又讀了一遍，更覺得作者確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廿五日(這個日期似有錯——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稱讚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止產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此信沒有留稿)
胡適說「此信沒有留稿」，信稿卻被張愛玲留了下來。原稿雖然在張愛玲搬家中遺失，但幸好她已先請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說明她很看重胡適的人和信)，後來更引進了她的文章，胡適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適如此高的評價，除了作品的藝術魅力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作品的題材巧;二是張愛玲的信寫得妙。
此時的胡適，與共產黨的中國大陸非常對立。事由1948年中共將胡適宣布為「戰犯」開始;1949年5月11日，大陸著名學者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對胡適從治學方法直至政治立場、方向都予以批評，對他「轉向人民，翻然覺悟」。胡適於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應姿態強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大陸又開展了對胡適的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
幾乎與胡適收到張愛玲作品和信的同時，大陸又一次開展了同樣規模的批胡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愛玲把生活在共產黨治下的大陸人民寫得很可憐，自易得到胡適的欣賞。幾年來，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親友學生傳來的大陸人包括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的訊息，他將他們的信也粘貼在他的日記裡。
張愛玲的信，給胡適的感覺對方是他的老讀者;《醒》、《海》二書珍珠蒙塵，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薦二書)，而她卻「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而顯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為知音。
胡適在回信中除了誇獎《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細節，提出了一些疑問，表明他的確讀得相當仔細。
張愛玲接信，大喜過望，便又寫了一封信去，除了表達受寵若驚(「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認同胡適的建議(「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當刪。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解釋他的疑問(「16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士兵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花子總是說『家裡有八十歲老娘』一樣」)，又透露了英譯《海上花列傳》和《醒世姻緣傳》的心願，同時對翻譯這兩部作品也表現出了相當的自信：「裡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
這自信又表現得十分巧妙——她在說了上面的話以後，又用了一個「補釘」：「我本來不想在這裡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
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這樣一來，話就滴水不漏了，胡適哪怕再要說幾句鼓勵、告誡或指點的話都顯得多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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