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英國大英博物館入藏一件中國漢代人像空心畫像磚柱（以下簡稱「大英人像柱」），編號為「1942,1010.1」，傳其發現於河南鄭州，由約翰·斯帕克斯公司資助購於英國藝術基金會（The Art Fund）。筆者尚未見到有學者對這件人像柱進行深入探討。
2016－2018年，筆者在參與編撰《海外藏中國古代文物精粹·英國大英博物館卷》時，通過放大人像柱的高清晰圖片，對磚柱細部做了認真觀察。2018年，筆者又在大英博物館中國館展廳對這件人像柱進行了仔細觀摩〔圖一〕。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筆者陸續收集到海內外17件與其相似的人像柱資料［表一］，另有一件獸形柱考古發掘資料。今結合考古發掘品、徵集品及歷史文獻進行排比、分析，從而對大英人像柱的出土時間地點、性質及功能等問題，作出較為明確的詮釋。
圖一 陳列於大英博物館中國館的人像柱該柱為空心畫像磚柱，屬於墓室中的建築構件，分上、下兩個部分。上部為一陶塑人像，下部是一模印陽紋畫像的長方體立柱。人像柱通高114釐米〔圖二〕。
圖二 大英博物館人像柱位於最上部的人像為全身像，但比例失調，形象較為誇張。其頭部碩大，幾乎與身體等大。頭頂平整，中央有一橢圓形洞。人像面部縱長，額頭方正，下頦略圓。前額上部陰刻一條橫線，與貫通鼻梁的縱線垂直相交於前額中央。額頭表面略有殘損。五官塑造豪放，粗眉大眼，眼珠突出，鼻梁高挺。嘴部微張，嘴角兩側各刻劃三條弧線，頦下陰刻較為密集的短直線與斜線，均象徵鬍鬚。這應該是戴著面具的一種表現形式。臉頰兩側各塑出突起的月牙形，並加以陰線刻，代表耳部。人像整體面目猙獰，相貌兇惡。局部可見白灰殘跡，推測原本敷彩，惜大多不存。
巨大的頭顱下接短小的身軀，使人像形成強烈的反差。雕刻者以塑造加陰線刻的形式來表現四肢，雙手橫置於胸前，臂下刻出數道縱橫線紋，似象徵羽翼；雙腿蜷曲，騎坐於磚柱之上，其間正中模印一圓形飛鳥紋。
若從建築學的角度分析下部磚柱，將其看作仿木質的楹柱，則分為柱頭、柱身及柱礎三部分。柱頭仿櫨鬥，正面為倒梯形，柱身為長方體，柱礎略呈覆鬥形。柱頭正面模印的主體紋飾為雙龍銜尾紋，俗稱「雙龍咬尾紋」或「二龍咬尾紋」，上、下各以四條凸起的弦紋與作為邊飾的菱形乳丁紋相隔。邊飾之外，再飾以兩條弦紋。柱頭側面模印圓形飛鳥紋。
柱身正面以兩列三龍銜尾紋作為主體紋飾，縱向展開。每一列紋飾包括一條回首龍、兩條咬尾龍紋，兩列之間以三條縱向弦紋相隔。正面兩側45度抹角，邊飾為菱形乳丁紋。柱身側面的主要紋飾是兩列模印圓形飛鳥紋，邊飾仍為菱形乳丁紋。下接柱礎，柱礎部分裝飾與柱頭正面紋飾相同，以雙龍銜尾紋作為主體紋飾，以兩行菱形乳丁紋為邊飾，分列於雙龍銜尾紋上、下〔圖三〕。
圖三 大英博物館人像柱局部特寫根據大英博物館出版物的信息，標註人像柱「發現於河南鄭州」。但因其為傳世品，來源不明，究竟何時何地出土？仍是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一）大英人像柱的出土地點與磚柱年代1.人像柱出土地點辨析
目前，在中國境內未查到與大英人像柱上部人像完全相同的漢代磚柱資料，只能將搜尋重點放在與大英人像柱下部模印紋飾相同或近似的資料方面，通過紋飾比對來確定該磚柱的出土區域。綜觀大英磚柱下部裝飾紋樣，主要由雙龍銜尾紋、菱形乳丁紋及圓形飛鳥紋三種紋飾構成。根據大英博物館公布的基本信息，筆者檢索了大量鄭州地區漢代空心畫像磚墓考古發掘資料及畫像磚圖錄，卻未曾見到該地區出土漢代空心畫像磚有上述三類紋飾，隨即將查尋範圍從鄭州地區向南擴展到河南中部的周口、許昌一帶，由此找到了大英人像柱出土地點的突破口。現將三種紋飾的相關資料列出，分別進行詳細比對。
（1）雙龍銜尾紋
雙龍銜尾紋畫像磚徵集品出土時間不甚清楚，卻有著較為明確的地域分布範圍，分別見於周口地區西華、扶溝兩縣，以及許昌市的長葛縣。主要包括以下資料。
其一，1985年5月，周口西華縣文物普查隊在位於該縣城西4公裡的東斧柯村北發現了數以千計、形制多樣的畫像磚，時代跨度較大，自西漢晚期至東漢晚期的畫像磚均見。其中有空心畫像磚柱，亦有飾以雙龍銜尾紋的畫像磚〔圖四〕。
圖四 周口西華縣東斧柯村出土雙龍銜尾紋畫像磚局部拓本將西華縣東斧柯村出土畫像磚上的雙龍銜尾紋拓本與大英博物館人像柱下部主體紋飾進行比較，則完全相同。另外，河南博物院在東斧柯村徵集到一批東漢畫像磚。其中有一塊長方形仙人戲鳳畫像磚，在主體紋飾中模印三行雙龍銜尾紋，下部邊飾則為一行變形菱形乳丁紋〔圖五〕。畫像磚上的雙龍銜尾紋與大英人像柱下部紋飾略有不同，前面一條龍的尾巴未銜於後面龍的嘴裡，而是位於龍身內側。同為陽紋模印，畫像磚線條卻印得較淺，立體感不強，反映了同一主題紋飾在不同時間段呈現出一定的細微差異。
圖五 周口西華縣東斧柯村出土仙人戲鳳畫像磚局部拓本其二，1985年5月，周口扶溝縣博物館在該縣白潭鄉西孫家村徵集到漢代畫像磚9塊。據調查，這些磚出自一座畫像磚墓，隨葬鐵劍、陶罐等器物。其中門闕畫像磚兩塊，大小、形制相同。雙重四阿式頂。闕體正面模印陽紋裝飾，畫面為橫向展開，分別為一行騎馬狩獵圖、兩行雙龍銜尾紋〔圖六〕。門楣磚一塊，上為單面簷，下飾樹紋與菱形乳丁紋〔圖七〕。需要說明的是，西孫家村所見畫像磚上的雙龍銜尾紋，後一條龍頸下飾一枚乳丁紋，與法國賽努奇博物館藏兩件人像柱下部紋飾相同。
其三，許昌博物館在該地區所轄長葛縣徵集到兩件空心畫像磚柱，柱上模印的主體紋飾為雙龍銜尾紋，以菱形乳丁紋作為邊飾〔圖八，圖九〕。
（2）菱形乳丁紋
菱形乳丁紋畫像磚的發現區域，主要分布於周口、許昌地區，零星資料見於開封尉氏縣一帶。考古發掘資料僅見一條，其他多為徵集品，現將收集到漢代畫像磚上的菱形乳丁紋資料略作梳理。
1.1984年1月，在周口扶溝縣城西北15公裡的吳橋村清理一座新莽時期畫像磚墓。出土殘陶罐4件，大泉五十銅錢9枚。在一塊帶有「亭長」榜題的畫像磚右側邊緣，模印一列菱形乳丁紋〔圖十〕。
圖十 周口扶溝縣吳橋村新莽墓出土「亭長」銘菱形乳丁紋畫像磚局部拓本2.扶溝縣出土一塊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長方形執盾武士畫像殘磚，上部模印一行菱形乳丁紋〔圖十一〕。
圖十一 扶溝縣出土執盾武士菱形乳丁紋畫像殘磚拓本3.許昌禹縣出土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山林狩獵畫像磚，上、下各有一行菱形乳丁紋作為邊飾，中間四行主體紋飾相同，均為山林狩獵畫像〔圖十二〕。
圖十二 許昌禹縣出土山林狩獵銘菱形乳丁紋畫像磚局部拓本4.許昌博物館收藏一塊長葛縣出土武士執盾空心畫像磚，其左邊框鳳紋下以菱形乳丁紋作為邊飾。
5.開封尉氏縣出土一件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山林狩獵空心畫像磚柱，下半部分殘缺。柱身模印三列作為邊飾的菱形乳丁紋〔圖十三〕。
圖十三 開封尉氏縣出土山林狩獵銘菱形乳丁紋畫像殘柱拓本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一塊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山林狩獵畫像磚，據說出土於鄭州，中間主體紋飾為四行模印山林狩獵紋，上、下兩端各模印一行菱形乳丁紋作為邊飾。通過和許昌禹縣出土山林狩獵畫像磚拓本的認真比對，筆者認為這兩幅畫像磚拓本應是拓自同一塊畫像磚，出土地點仍是許昌禹縣。
除了上述畫像磚模印菱形乳丁紋之外，還發現有變形菱形乳丁紋資料。如河南博物院在東斧柯村徵集到仙人戲鳳畫像磚，下部邊飾為一行變形菱形乳丁紋。此外，還有一件山林狩獵畫像磚柱，在柱頭、柱身及柱礎分別模印一至兩行變形菱形乳丁紋〔圖十四〕。另有一對西華縣石羊城出土的畫像灰陶闕，闕身兩側邊緣模印變形菱形乳丁紋。在西華縣徵集到畫像磚、磚柱上的變形菱形乳丁紋，其特點是每個菱形單元線條不是閉合的，位於中間圓圈加點的乳丁紋，已簡化為一個實心小點。從其設計風格來看，應是與菱形乳丁紋一脈相承，年代有可能晚於前者。
圖十四 周口西華縣東斧柯村出土山林狩獵銘畫像磚柱（3）圓形飛鳥紋
大英磚柱人像肚臍部位模印一圓形飛鳥紋〔圖十五〕，柱頭、柱身兩側印有圓形飛鳥紋，此類紋飾亦見於美國芝加哥美術館藏一對漢代畫像磚墓門〔圖十六：1〕。該墓門於1924年購自張靜江開辦的通運公司，在墓門上部均模印一行五枚圓形飛鳥紋。館方推測這對墓門來自河南鄭州，今根據許昌博物館藏漢代畫像磚來看〔圖十六：2〕，二者紋飾有諸多相似之處。流失海外的這一對墓門有可能出自許昌地區。
圖十五 大英博物館藏人像柱上模印的圓形飛鳥紋圖十六 漢代畫像磚據已發表畫像磚資料分析，雙龍銜尾紋畫像磚主要出土於河南周口西華、扶溝兩縣及許昌長葛縣。菱形乳丁紋畫像磚的分布區域，北到開封尉氏縣，南至許昌市，西達禹州市，東至扶溝、西華兩縣，形成三角形區域〔圖十七〕。從整體來看，大英博物館人像柱的出土地點應該是在今河南鄭州以南的周口、許昌一帶，而非鄭州。
圖十七 雙龍銜尾菱形乳丁紋畫像磚地域分布圖2.大英人像柱的年代判斷
大英博物館研究人員認為，這件人像柱屬於東漢時期。關於此柱斷代研究的不利條件，是河南周口、許昌地區主動發掘的漢墓數量較少，缺乏公開發表的漢代空心畫像磚墓考古發掘資料，缺少斷代依據，只能根據數量相對較多的徵集品材料，因此會影響到對大英人像柱年代更為細緻的判斷。通過將這件大英人像柱柱身三種紋飾與上述中國河南境內同類紋飾的比較，並綜合考慮陝西西安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西漢晚期十二字銘文瓦當、河南洛陽澗河西岸東漢早期墓M14獸形磚柱等間接材料（後詳），可以大致判斷該磚柱年代應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
（二）大英博物館人像柱出土時間推測大英人像柱入藏該館時間為1942年，而有關人像柱的發現、流傳經過及出土時間，均缺少直接的文字記載。筆者只能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略作推測。
大英人像柱出土及流失海外情況複雜，至少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是外國工程師在修築鐵路的過程中收集包括人像柱等挖出來的文物，分批寄回國內。許昌、長葛均在京漢鐵路線上，周口扶溝、西華兩縣則位於鐵路線東側附近。1897年下半年，盧漢鐵路開始分段修築，北段由盧溝橋至鄭州黃河北岸，南段從黃河南岸至漢口。1905年9月，南北兩段鐵路相繼完成。1906年4月1日，這條鐵路全線通車，同時改稱「京漢鐵路」。根據京漢鐵路的修築進度來推測大英人像柱的出土時間，約在1897－1905年之間。
在中國近代鐵路線的修建過程中，遇到古墓並挖出器物的情況時有發生，也有墓中出土遺物被外國人收集、寄回國內的現象。1910－1925年，河南洛潼鐵路修築之際，英國工程師報告所得唐代明器，包括人物俑、動物俑及器物等共計57件，現藏大英博物館。1915年4月，羅振玉曾赴河南洛陽考察，隴海鐵路工程局局長徐世章告訴他：「鐵道總醫官歐洲某國人所得古物甚多，得即寄歸，不能知所得為何物也。」柯昌泗亦云：「隴海鐵路興築時，於開封沙鎮得漢畫一石，題字十六榜，有減谷東門等字，減谷即函谷，同音之假借。其石即時為西洋人馬龍攜至法京，聞今在美國。」
上述文獻記載所及現象還得到了出土資料的印證。1989年1月，在河南省鄭州市隴海馬路東段鄭州鐵路管理局招待所，發現空心畫像磚、北魏減地平雕畫像石各一塊。其中空心磚畫像為執戟門吏與鋪首銜環圖〔圖十八〕。這兩塊畫像磚石是該所在院內挖排水溝時發現的，沒有其他遺物伴隨出土。招待所分東、西兩個院落，原為隴海和京漢兩個鐵路管理局所在地。1909年1月1日清政府雖從外國人手中贖回兩條鐵路的所有權，但仍為外國人管理。所以，發現的兩塊畫像磚石應是從別處運來，因故滯留埋入地下的。
圖十八 鄭州鐵路管理局招待所出土漢代空心畫像殘磚拓本大英博物館人像柱發現的另外一種可能是，由於各種原因，致使大量漢墓遭到破壞，發現諸多作為建築構件的畫像磚。國內外的古董商人深入中原內地，收集這些畫像磚，將其賣到海外。如上文提及美國芝加哥美術館藏一對漢畫像磚墓門即是如此。該博物館文物庫房裡的其他一百餘塊墓磚，則是1925年購於日本山中商會。中國古代明器流失海外之始，羅振玉認為源於清末：「光緒丁未冬，予在京師，始得古俑二於廠肆。⋯⋯明年春，復挾諸明器來，則俑以外伎樂、田宅、車馬、井灶、杵臼、雞狗之物，悉備矣。亟予厚值酬之，此為古明器見於人間之始。是時，海內外好古之士尚無知之者。廠估既得厚賞，則大索之芒洛之間。於是，邱墓間物遂充斥都市。顧中朝士夫無留意者，海外人士乃爭購之。」「光緒丁未」，即1907年。1932年，燕京大學教授鄭德坤對於古明器的發現與流失情況亦有記述：「近年來，中國內地鐵道工程振興，古墳的發掘處處遇到。一九〇五年以後幾年，汴洛路開始建築時，洛陽附近古蹟被發掘者甚多，引起外人技師等的注意。西歐人士既多爭搜集，中國市場上商估遂大事搜索以求售。其結果遂引起多方的注意，去專事發掘，而古明器之流出國外者日眾。」基於上述歷史背景資料推測，大英博物館藏人像柱至遲在20世紀40年代初流入英國境內。
大英博物館的研究者之所以認為其館藏人像柱發現於河南鄭州，可能是磚柱出土後被運到了鄭州，再由此中轉，寄往海外，海外人士根據所寄地址來確定發現地點。
大英博物館人像柱的性質與功能作為一件獨立的磚柱，大英人像柱陳列於該館中國館漢代文物展櫃的中央，凸顯出該館對其珍視的程度。遺憾的是，這件藏品已失去原始的出土信息，其所在墓葬中的位置及其性質、功能，均為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試圖通過對河南洛陽澗河西岸東漢早期墓M14獸形磚柱的剖析（以下簡稱「獸形柱」），以此來復原大英人像柱在墓葬中的位置，探究其作為墓室建築構件所具有的性質與功能。
（一）洛陽澗河西岸東漢墓M14獸形磚柱的性質與功能1953年5月，在洛陽修建金礦公路的過程中，於澗河西岸發掘一座東漢早期墓M14〔圖十九〕。後將此墓搬遷、復原至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在其前堂與後室之間，用空心磚砌築了一道隔牆，上部是兩塊略呈三角形的空心磚，磚上鏤空加陰線刻出龍虎形象，施以彩繪。因年深日久，彩繪不存。支撐兩塊空心磚的下部是一件立獸形浮雕磚柱〔圖二十〕。此磚柱上的立獸，左前肢上舉，右前肢按一物〔圖二十一〕。獸形柱通高120釐米(包括櫨鬥，鬥高10釐米)，寬16.5釐米。該磚柱是目前所見唯一一件考古發掘品。
圖十九 洛陽澗河西岸東漢M14平面圖、墓室隔牆立面圖
圖二十 復原於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的M14墓室隔壁圖二十一 M14墓室隔壁下的獸形柱這件獸形磚柱與其上部空心磚陰刻鏤空的龍虎圖像組合在一起，想要表達什麼寓意呢？洛陽地區出土漢墓壁畫、空心磚及銅鏡等也有相似圖像組合。
1993年，洛陽市澗西區麗春西路202廠漢墓M92出土一面尚方四神博局鏡，鏡背外區裝飾一周銘文帶，其中有云：「左龍右虎闢不羊（祥），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結合其他圖像實例，可以看出龍虎圖像組合，不僅能闢邪除兇，而且還能福蔭後代子孫，其趨吉闢邪、保墓安寧的含義是明顯的。從洛陽澗河西岸M14獸形柱所處墓室內的空間位置來看，它具有兩方面功能：一是作為承託磚柱上部兩塊空心磚的重要支撐；另一個是與上部的龍虎形象構成新的組合，形成鎮墓闢邪的寓意。
可與其相互印證的例子，見1973年山東省蒼山縣城前村北發掘的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畫像石墓。其前堂與後室相接的北中立柱刻雙結龍，畫面高86釐米、寬21釐米。墓內題記云：「中直柱，只（雙）結龍，主守中霤闢邪央（殃）。」柱上所刻雙龍具有闢邪除殃的作用，前堂與後室相接處的中柱應是文獻所記「中霤」。
「中霤」之「霤」，意為屋簷水，引申為屋簷，借指屋宇、房屋。《說文·雨部》:「霤，屋水流也，從雨，留聲。」「中霤」，亦寫作「中廇」、「中溜」，指室中央，見於先秦文獻及後代學者的註疏中。《楚辭·劉向〈九嘆·愍命〉》：「刜讒賊於中廇兮，選呂管於榛薄。」王逸註：「中廇，室中央也。廇，一作霤。」《禮記·月令》所載「其祀中霤，祭先心」，源於《呂氏春秋·季夏紀》。鄭玄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雲。」孔穎達疏：「古者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愚謂季夏祀中霤者，以其居室之中而配乎土也。」《釋名·釋宮室》：「中央曰中霤，古者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
「中霤」一詞不僅指室中央，而且還代指土神。《呂氏春秋·季夏紀》「其祀中霤」，高誘註：「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禮記·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孔穎達云：「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愚謂中霤者，宮內之土神也，一家之中以為主；社者，境內之土神也，一國之中以為主。主，謂家、國之所依以為主也。」
從上述文獻來看，「中霤」在古代居室空間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表示室內的中央位置，而且還代指土神。「中霤」這一空間概念，與劉慶柱先生提出我國古代都城遺址的「中和」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分別從微觀、宏觀的角度，反映了古代先民對「中」的重視程度。深藏幽冥的地下墓葬建築模仿陽間的建築布局，陰宅仿陽宅，陵墓若都邑，這是探尋墓葬建築特點及規律的一條有效途徑，亦即《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所載：「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
洛陽澗河西岸東漢墓M14的獸形柱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為它所處的位置特殊，既位於整個墓室的中軸線上，又處於前堂、後室之間的中心，亦即文獻提及的「中霤」。獨特的「居中」位置，決定了其在墓室內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有學者認為，柱上塑造的怪獸性質應是「鎮墓獸」。獸形柱的功能恰如山東蒼山畫像石墓題記所云「主守中霤闢邪央（殃）」，起著鎮墓闢邪的作用。
（二）大英人像柱的性質與功能解析通過以上對洛陽澗河西岸東漢墓M14獸形柱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此類磚柱所在的原始出土環境及其性質、功能，再來探討大英人像柱的同類問題。兩者高度近似，前者高120釐米，後者高114釐米。若將大英人像柱還原至墓室空間內的話，其位置也應該處於墓室的中心，即文獻所云「中霤」。
1.大英人像柱的性質
結合大英人像柱的形制特徵及歷史文獻記載，初步推斷磚柱上的人像應是「䫏頭」，亦稱「魌頭」、「倛頭」、「旗頭」。所見最早記述為《說文解字》。《說文·頁部》：「䫏，醜也。從頁，其聲。今逐疫有䫏頭。」段玉裁註：「此舉漢事以為證也。⋯⋯按魌、䫏字同，頭大，故從頁也，亦作。《靈光殿賦》『仡䫏以雕』李註：䫏，大首也。今本作欺，蓋誤。」《廣雅·釋詁》：「䫏，醜也。」王念孫疏證：「娸、欺、䫏、倛、魌，五字並同義。」正字當作䫏。
《說文》所說的「䫏」與「醜」意同，即兇惡、邪惡之意。《說文》雲「逐疫」，是指古人在臘月禳祭、驅逐疫鬼的活動。《續漢書·禮儀志中》：「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劉昭注引《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虐鬼）；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
根據上述文獻記載歸納「䫏頭」特點：一是頭大，二是醜惡，三是指古時打鬼驅疫時扮神者所戴一種相貌醜惡的面具，可以存亡人魂氣。《北堂書鈔》引漢應劭《風俗通》：「俗說人死魂氣飛揚，故作旗頭以存之，言頭體魌盛大也。」《太平御覽》所引《風俗通》與其略有不同：「俗說亡人魂氣浮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為觸壙，殊方語也。」大英磚柱上的人像特點，與這些文獻所載基本吻合。一是頭部碩大，身形矮小；二是面部醜惡，猙獰可憎；三是臉龐方正，頭戴面具，所以將其性質定為具有驅逐疫鬼、存亡人魂氣功能的「䫏頭」。
人像柱在墓室中所處位置，有可能位於前、後室之間的隔牆下，即山東蒼山東漢畫像石墓題記所云「主守中霤闢邪央（殃）」。後室為逝者軀體與靈魂的寄居之所，隔牆下磚柱與後室相鄰，柱上人像所處位置便於存亡人魂氣。美國夏威夷火奴魯魯藝術博物館（亦稱「檀香山藝術博物館」）收藏兩件人像柱，其中一件人像柱上有四字陰刻篆書銘文「天下康寧」〔圖二十二〕，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漢代人在墓室內樹立人像磚柱的真實意圖，是希望普天下民眾甚至包括亡人魂魄，皆能夠康樂、安寧。與其銘文部分相同的瓦當，有陝西西安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的8件西漢晚期十二字銘文瓦當〔圖二十三〕。這些考古發掘品亦為傳世人像柱的年代上限提供了旁證材料。
圖二十二 美國夏威夷火奴魯魯藝術博物館藏人像柱及柱上銘文
圖二十三 陝西西安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十二字銘文瓦當及拓本2.大英人像柱的雙重功能
從物質層面來說，作為墓室內的建築構件，大英人像柱具有一定的實用功能，它可以承託位於其上部的磚牆，如同洛陽澗河西岸東漢墓M14隔牆下部獸形柱所起的作用。從今天河南地區出土的漢代建築模型明器資料來看，在當時的一些建築上也有採用人像柱的做法。1954年，淮陽縣九女冢村採集到一座人形柱三層綠釉陶榭。上面兩層四角立有兩兩並立的祼體人形柱。1968年，淅川縣李官橋東堂村出土一座東漢中晚期四層綠釉陶百戲樓。在第二層樓體正面臺口兩側各有一扁柱，柱子下部塑出五官誇張、清晰的獸面紋，其上部塑出男童形象，半蹲半跪，雙手上託鬥拱承四阿頂。1977年，項城縣老城郵電所院清理一座東漢中晚期磚室墓。出土三座三層綠釉陶樓。其中，兩座陶樓以裝飾有獸面的扁柱承託鬥拱、抬梁，另有一座百戲樓底層鏤窗上部飾有兩個凸鼻大眼的獸面紋，下部塑出一個同樣面目奇特的獸面紋。西平縣寺後張東南出土一座與淅川陶樓形制、結構類似的百戲樓，也有兩根上為男童、下為獸面紋的扁柱〔圖二十四〕。西平縣屬於漯河地區，距離周口地區的西華、項城兩縣較近，兩漢時期應該有著相同的文化傳統，由此推測無論地面建築，還是地下墓室，皆有使用人像柱的做法。
圖二十四 河南西平縣寺後張東南出土陶樓就精神層面而言，人像柱具有鎮墓降鬼、趨吉闢邪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大英人像柱上模印的雙龍銜尾紋、飛鳥紋可能蘊含著一定含義。該柱下部畫像磚上雙龍銜尾紋，或許有希冀子孫後代繁衍不斷、綿延不息之意。龍尾不僅指龍的尾巴，而且也是星宿名，即作為二十八宿之一的箕宿，因位於東方蒼龍七宿之末，故稱「龍尾」。《史記·天官書》「尾為九子」，司馬貞《索隱》引宋均云：「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為後宮之場也。」張守節正義：「尾，箕。⋯⋯尾九星為後宮，亦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為後，次三星妃，次三星嬪，末二星妾。佔：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敘而多子。」東漢班固《白虎通義·封禪》：「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由此可知，不論是龍尾，還是狐尾，均有後宮繁衍子嗣、後代昌盛的象徵意義。
與上述記載相反的一個例證，是東漢永和六年（141）日蝕於龍尾，被認為是子嗣不興盛的徵兆。《續漢書·五行志六》：永和「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在大英磚柱人像肚臍眼處，基本位於整個人像柱的中心位置上，模印一圓形飛鳥紋，在人像柱兩側印有兩列飛鳥紋。與其相似的紋飾，見於美國芝加哥美術館藏河南出土的漢代畫像磚墓門上。河南新鄭出土漢代畫像磚方形外框內，亦飾以飛鳥紋〔圖二十五〕。此類飛鳥紋應該是傳說中具有降妖伏魅功能的重明鳥，《拾遺記·唐堯》載：
堯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貽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灑掃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於牖上，此之遺象也。圖二十五 河南新鄭出土漢代畫像磚上的飛鳥紋拓本這種神鳥形狀如雞，雙睛突出於外。雖然羽毛脫落，但仍能以肉翼飛翔。其神異之處在於「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所以，人們用不同材質「為此鳥之狀」，以退卻魑魅醜類，驅魔降妖的功能由此可見。大英人像柱上模印的陽紋飛鳥，呈現出的就是一隻鳥展翅飛翔的形象。鳥首略呈桃形，頭部兩側各飾以兩條十字交叉的短直線。身體兩側各用三條直線或弧線代表羽翼，它所刻劃的正是文獻中「肉翮而飛」的狀態。
結語本文想要解決以下問題：一是人像柱的年代。以往說法為東漢，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參照考古發掘品、徵集品資料，提出人像柱年代應是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二是人像柱的出土時間地點。對於其出土時間的推測，一種可能為1897至1905年修築京漢鐵路時期；另一種可能是出土時間不可詳考，但被古董商人收集，銷往海外，至遲於20世紀40年代初流失英國。舊說這件人像柱發現於河南鄭州，今經細緻考證，應該是出土於河南中部的周口、許昌一帶。三是大英人像柱的性質、功能。人像部分應該是文獻記述中的「䫏頭」，磚柱則具有物質與精神方面的雙重功能。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山東、江蘇等地發掘的漢畫像石墓中，發現一些仿木石柱，尤其是山東安丘董家莊畫像石墓中軸線上的三件石質人像瑞獸柱雕刻精美，人物、瑞獸形象眾多，頗具代表性。曾有建築史學者提出：「目前已見較完整的漢代楹柱都是石質的，此類仿木構件，大多見於石墓或崖墓。」通過對大英人像柱及其他漢代畫像磚柱資料的梳理，彌補了前人認識的不足，即漢墓中除了石柱之外，還有一些空心磚柱，它們在畫像磚墓室中承擔著重要角色，在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均發揮著一定作用，為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實物資料。
大英博物館中國館內陳列的漢代文物，是向全世界宣傳我國漢代物質文化的一個窗口。作為「明星」展品，這件人像柱在該館展出的漢代文物中處於極其醒目的位置，它不僅是館內展出漢代文物中體量最大的一件，而且也是大英博物館研究人員認為重要的漢代展品之一。對於該磚柱出土時地、性質及功能等基本問題的探討，深入發掘人像柱的歷史價值，將為大英博物館展覽提供必要的學術支撐，也許這正是本文寫作的意義所在。
附記：承蒙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徐嬋菲女士、李波先生，河南博物院牛愛紅、李宏女士，中國國家博物館丁鵬勃、王方、王洪敏博士，洛陽師範學院楊志強先生、浙江農林大學楊絮飛先生、日本東亞大學黃曉芬教授、美國紐約瓦薩學院助理教授徐津博士、夏威夷大學KateLingley博士的幫助，提供海內外的相關圖像及參考資料，謹致謝忱。
2019年8月15日，筆者參加「第六屆古代墓葬美術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在會上宣讀此文。巫鴻、鄭巖、劉冠、陳亮及練春海等先生不吝賜教，或在研究思路方面給予啟發，或補充相關資料信息，深表謝意。
（本文首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2期，原題為《大英博物館藏漢代人像磚柱出土時間地點及功能探微》，作者霍宏偉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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