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萬壽寺》中，憑藉汪洋恣肆的想像力，通過反虛偽道德論的唯美筆觸，構建了一個令人神往的詩意世界，抒發了他對自我生命的實現與超越的嚮往和追求。
01 用想像構建起的詩意世界
王小波一直反對「美即是真」的觀點，他認為真實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創造的和想像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
他這一視想像力為文學生命的信條，在小說《萬壽寺》的創作中表現的酣暢淋漓。
《萬壽寺》的敘述者「我」是北京萬壽寺歷史研究所裡的研究員，撰寫有關唐朝時湘西節度使薛嵩與當地苗女紅線的小說。
有一天「我」出車禍喪失記憶，出院後返回萬壽寺閱讀、修訂並續寫小說手稿。
王小波藉助敘述者「我」的「失憶」這一特殊情境，任憑想像力縱橫，實現了對《紅線傳》這個情節簡單的唐傳奇的數次改寫，擺脫了尋常小說所受的時間、地點、人物、環境等諸多因素的限制。
小說完全打破真實性、合理性的原則，發明出眾多新穎奇特、不同凡響的形象，使小說裡的世界妙趣橫生、詩意盎然。
如薛嵩家後院裡那個馬蜂窩，夜幕降臨後，它散發的餿味使螢火蟲全都附著在其表面，並按同一個節拍明滅：
「亮起來時，好像薛嵩的後院裡落進了一顆流星，或者是升起了一個麻扎扎的月亮」。
在老妓女為小妓女設計的眾多死法中，有一種尤富創意，即把小妓女和一棵軟木樹嫁接在一起，待二者長成一體後：
「樹皮逐漸變得光滑，樹幹也逐漸帶上了少女的風姿。
而當他興之所致，撫摸樹幹的時候：
「這棵樹的每一片葉子都會為之戰慄，樹枝也為之騷動。」
在作為能工巧匠的薛嵩所製造出的眾多物件中，最為奇絕的要屬那個具有夜壺功能的「銅人」：
「銅皮下面有滑輪，有腸衣做的弦牽動，還有一顆發條心臟，這樣就可以到處亂跑，還能說幾句簡單的話」，半夜裡，「它每隔一小時就跑到你面前來滴滴嘟嘟地說：請撒尿。」
這分明就是一個現代AI機器人啊！
想像力是一種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純理性的方法覺察事物之間內在的、隱秘的關係，它仿佛深淵一樣悠遠；其音響像音樂，色彩在說話，香氣述說著觀念的世界。
小說中，王小波強化了人物對色彩、音響、氣味等的體驗與感受，通過官能的、暗示的描寫與誇張的隱喻，傳達出了唯美的意蘊。
如薛嵩認為後院中紫色的藤蘿花詭異妖豔，而木瓜的花朵樸實，果實也有股中庸的麻木味道。
在「我」的記憶中，夜有不同的顏色，有些夜是紫色的，有些夜是透明的淡綠色的，而最慘不忍睹的夜是如煙的藍色。
小妓女最討厭的就是藍色，這是因為在湘西的草地上，藍色如煙，往事也如煙，她討厭往事，也就討厭藍色。
而在描寫被從高塔裡解救出來的姑娘的體味時，王小波將其比喻成沒有香味的鮮花，這種清新之氣，這種潛在的芬芳，因為不濃烈反而更持久。
藝術家的特徵不在於他感受自然，表現自然的能力，而在於他的以鮮活的、使人意會的詩意來駕馭所有的理性和情緒的力量。
在《萬壽寺》的創作中，王小波做到了。
02 反道德論的唯美筆觸
在小說中王小波拒斥道德訓誡，向虛偽做作的禮教與平庸鄙俗的世風投去輕蔑的眼神。
他反道德論的唯美筆觸，主要體現在對性的高揚。
中國人千百年來遵奉的是儒家道德至上主義價值觀，「性」曾被視為低級的、醜陋的、不道德的東西而難登文學高雅神聖的殿堂。
然而，「性」在王小波看來從來就不是邪惡之物，它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是人類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而在文學作品中寫性更是無可非議。
王小波的文學創作追求的是格調之外的東西，亦即虛偽陳腐的道德訓誡之外的人情人性。
在描寫「我」與妻子的雲雨之事時，王小波的文字乾淨優美、詩意橫生：
「夜裡，我們的床上是一片珊瑚海，明亮的波紋在海底遊曳，她就躺在波紋之中，好像一塊雨花石；伸出手來，對我說道：快來。在悶熱的夜裡，能夠潛入水底真是愜意。有一隻鰩魚拖著烏雲般的黑影侵入了這片海底，這就是我。」
小說中將靈肉合一的唯美主義情調表現到極致的是第八章中「我」與白衣女子的長安城奇情。
在這座被散發著茉莉花香氣的大雪所籠罩的城市裡，沒有任何束縛人性的有形無形的枷鎖，「我」和白衣女子就在黑色江邊的竹樓裡雲雨。
在雲雨來臨的時刻，肉身仿佛消失了，靈魂獲得了絕對的自由，飄飄搖搖，乘風而行，漫遊雪中的長安城。
王小波通過這個情境表達的對性的高揚的唯美筆觸，即是對傳統道德的否定與抗爭。
03 詩意世界裡的自我實現與超越
《萬壽寺》中的敘述者「我」在現實生活中是個灰色的小人物，整日枯坐在被糞湯包圍的辦公室中，絞盡腦汁地構思毫無意義的官樣文章，不僅提幹困難重重，還要受到領導的密切監視。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無智、無趣、無詩意的世界，「我」欲逃離而無方。
一次偶然的車禍使「我」暫時喪失了記憶，這就為「我」提供了一個逃離的可能性。
「我」在虛構薛嵩的故事的同時也在為自己尋找一個可以棲身的詩意世界，隨著手稿中故事的展開，「我」漸漸與薛嵩融為一體。
在「我」最初的手稿中，薛嵩是個一心追求功名利祿、虛偽懦弱、道德陳腐的人，這是現實的起點，也是「我」改寫的起點。
失憶後的「我」自言不喜歡這個內心壓抑、心理陰暗的薛嵩，所以就讓他變成一個自由而快樂的能工巧匠，他到湘西做節度使只是為了施展才華，在創造發明的過程中獲得極大的樂趣。
他為了自己心愛的女孩紅線，不惜時間與勞力打造出一輛規模宏大、結構工巧的囚車，就連搶婚用的棒棰、手枷、腳枷等也都經過精心的設計，體現出愛情的赤誠與溫柔。
在這個薛嵩身上已經開始顯現出智慧與人性的光芒，他所在意的是純粹的愛情，這正是他繁重勞動的「無用之用」。
「我」通過這個薛嵩實現了對世俗功利的超越。
在「我」續寫的文稿中，薛嵩又搖身變成了一個修理工，到長安城外的金色寶塔中修理鍋爐，藉機與自己心愛的姑娘相會，隨後上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英雄救美」。
此時的薛嵩為了愛情已經能與整個高塔所代表的制度與文化宣戰，他的勝利也代表了美與愛之信仰的勝利。
王小波寫到這裡還未盡興，整部小說的高潮在最後一章到來：
在冬日的長安城裡，在漫天純美而芬芳的大雪中，「我」與白衣女子展開了一場絕美的曠世之戀。
在靈與肉、愛與美相融為一的本真生命體驗之中，人物的身份徹底模糊：
「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誰都可以。在這座城裡，名字並無意義。」
小說的敘述者「我」通過寫作實現了自我的人性理想，超越了現實人生，但這種實現與超越就如「我」的失憶一樣，只是暫時性的。
「我」畢竟不是薛嵩，生活畢竟不是小說。小說中的人物與現實中的人物終會貫通為：
「長安城裡的一切已經結束。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所以，王小波感慨：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
儘管一切都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儘管夢想在與現實的對峙中落敗，但閱讀王小波的文字，我依然體驗到了生命的真意：
敢於無視現實對生活的單調設置，勇於創造生命的無限可能性，並在對美與優雅的不懈追求中獲得詩意地安居。
#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