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工程主事者沈家本（1840—1913）和伍廷芳（1842—1922），一位是20多歲就入仕刑部，長於考據，洞明中國歷代律例得失的學者型官員，一位是留學英倫，華人中考取英國律師執照的第一人。
獨特的人生閱歷和時代背景，將沈家本和伍廷芳推向修律運動的前臺。
伍廷芳本名敘，字文爵，又名伍才，號秩庸，後改名廷芳。他是廣東新會人，但不是出生在中國，而是出生於新加坡，3歲隨父親回廣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聖保羅書院，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入倫敦大學學院攻讀法學，獲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後回香港任律師，成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華人議員。
洋務運動開始後，伍廷芳進入李鴻章幕府，出任法律顧問，先後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籤訂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
1902年清末新政開始後，伍廷芳應召回國，授四品候補京堂銜，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與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訂法律，在修律過程中，他竭力主張全面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張得到擅長於中國傳統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
然而，沈家本、伍廷芳聯手修律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就以伍廷芳的去職而告終。至今，關於伍廷芳為何在調任刑部右侍郎4個月後就「告假回籍修墓」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香港歷史學者張雲樵推測說：「（伍廷芳）由美返國後，歷任商約會辦大臣、商部、外務部侍郎。若僅從職位名義說，其中任何一個都較公使更為顯要；至於實際權力，恐未必如公使之能自作主張，尤其重要的伍氏不慣衙門陋習，與時流不合，因此任職不到半年，便請假三月回籍修墓。」
《伍廷芳評傳》一書的作者丁賢俊、喻作鳳則認為，伍氏請求開缺跟他在刑部右侍郎任上所受得處分有關。1905年底，刑部率意奏請朝審絞犯李氏一案，包括尚書葛寶華、左侍郎沈家本、右侍郎伍廷芳在內的六堂官都受到了處分。由此說明，修律工程受到的阻力其實比想像的還要強大。
總之，這位以諳悉西律著稱的修律大臣，此後再未與清末的修律工程有任何交集。辛亥革命後，早已轉向擁護共和的伍廷芳作為南方和談代表出現在政壇上，恐怕也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臺灣著名法律學者黃靜嘉如此評價伍廷芳在修律工程中的作用：「與沈氏相對比較，與其同時受命修法的伍廷芳（秩庸）就不免相形遜色。伍氏具有英國大律師資格，而為當時我國極少數而傑出的嫻習外國法制之耆英。他雖然也是『進士』，但只因留學外國而獲授『洋翰林』，不是經過考試經書制藝而來的，他沒有經過沈氏之部曹以迄京堂的歷練。他在改律上之貢獻，較少為人提及，一方面是他在膺任修律的5年中頻應外交上的差遣，不像沈氏在10年修律中，為『全勤』的修律者，另一方面也因與沈氏相較，他只是一個與當時之司法官僚體系初無淵源的outsider。」
有學者考證，沈家本、伍廷芳二人實際合作的時間是1903年底至1906年中，僅有兩年多，他們共同的修律功績主要體現在刪削舊律、翻譯西法、創設法律學堂及派員赴日考察等方面。
自1906年5月伍廷芳去職以後，對於沈家本來說，事情正在變得更為艱難。
至1907年底，由於發生了官制改革、部院爭權和修訂法律館改組等系列事件，刑部左侍郎沈家本的精力顯然受到很大牽扯，清末修律暫處於停滯狀態。
在清朝，改革的難度，往往超乎我們的想像。
參考文獻：
黃靜嘉：《沈家本——我國法制現代化之父》，載張國華主編：《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法學家——1990年沈家本法律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丁賢俊、喻作鳳：《伍廷芳評傳》，人民出版社，2005年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董康：《中國修訂法律之經過》，載《董康法學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