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上映的電影《我不是藥神》揭露了重症患者和家屬在面臨巨額醫藥費的艱難處境，到綜藝《忘不了餐廳》—— 國內首部關注認知障礙的紀錄觀察類公益節目，再到近期的韓劇《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講述精神病患者和患者家屬的故事；越來越多的電影、綜藝和電視劇開始融入了很多對真實事件的改編和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考量，講出了許多正身處於同樣困境中的人的心聲，展示了社會的多面性，也讓媒體傳播不僅止步於 「娛樂」。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2019年推出的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自從在2019年3月份開播以來就受到一眾好評。全劇以一起隨機殺人案件展開，從加害者、加害者家屬、被害人、被害人家屬、媒體、律師的角度引起了很多具有爭議性的社會話題。這部電視劇更是第54屆電視金鐘獎獲獎最多的作品。
「為什麼是我」 承擔不幸
「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 是很多觀眾看《與惡》時最有感觸的一句話。
因為這不只是劇中一位精神病患者應思聰的問題， 它更是代表了所有在經受苦難時的人的心理：在醫生告訴你(或身邊所愛的人)得重病的那一刻，你會在腦子裡回想自己過去的一切，為什麼是自己(或身邊的人)患上了這種病？在發生意外交通事故、美國無數的槍擊事件瞬間失去無辜生命的那一刻，留下的親人會問為什麼是我要來經歷這一切，會試想無數個「如果」，「如果我., 會不會就不會有現在的結局」。
如果問這個問題的不是當下的你，那你很幸運。但即使幸運的你無法理解這些不幸，也至少不要責備、歧視那些當事人，因為他們也並不想經歷這些，他們可能只是沒有你那麼幸運罷了！
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劇中患有思覺失調證 (精神病患者)的主人公之一，應思聰。應思聰媽媽的家人有精神病史，所以應思聰和姐姐應思悅都有潛在患病的風險，這是他們從出生時就無法選擇的。當然，有遺傳基因並不能代表他們兩個長大後一定患病，還有很多其它的不可控因素，比如周圍的環境，和他人的關係、個人經歷等。但偏偏應思聰的經歷或多或少都對他的精神發展雪上加霜。從小爸媽分開，被媽媽遺棄，被說成是媽媽的「拖油瓶」，拍電影早年成名後被監製嫌棄，被罵作是一個」loser」（失敗者), 經歷了心愛女孩的離開，搬到爸爸家後又和爸爸新認識的阿姨不合等，所有的這一切讓他不知什麼時候行為開始變得暴力。他把自己關在一個屋子裡一心要拍自己的電影，急切地渴望在眾人的責罵、背叛中去證明自己並不是一個廢物。
《與惡》的鏡頭裡呈現思聰的腦子裡不斷回憶的女朋友的片段和監製責罵他的片段讓我們間接感受到了精神患者所經受的折磨，但如果不是作為觀眾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觀看了解思聰的經歷，在大多數人眼裡，他就是一個行為暴力、讓人害怕的精神病，沒有人會了解他生活中不幸的遭遇和精神上的折磨。幸運的是，他的姐姐應思悅和家人在認識到他患有精神疾病時及時地把他送到醫院治療，儘管接受治療後他已經變得完全不像原來那個帥氣的年輕導演的樣子了，變得語速緩慢、眼神呆滯、講話時嘴角抽動、行動緩慢，但在藥物的控制下至少在釀成大錯、對他人造成生命危害前得到了控制，在醫院治療後還可以回家吃藥調養，在家人的照顧下可以正常的生活。
同樣年輕的李曉明和他的家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劇裡一開始便是年輕的精神病患者李曉明在電影院裡隨機殺人，造成九死二十一傷的慘案。李曉明事件是《與惡》的核心故事線，貫穿了整個劇集發展，連接了劇中的不同角色。作為觀眾，我們從他的父母口中了解到李曉明從小很乖，聽父母的話，是一位關心妹妹的好哥哥，當然，在劇中的人是不會知道這些的，因為出事後通過媒體的報導，人們只會知道他是一個傷害了九個人給眾多家庭帶去慘痛的一個罪該萬死的精神病患者，不只他，甚至他的家人就算不和李曉明一起被判死刑，也應該一輩子活在自責當中，沒有教好李曉明、阻止李曉明這慘絕人寰的行為就是他們一家人最大的罪過。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劇中的主角之一宋喬安 （賈靜雯飾），劇中臺灣品味新聞編輯臺主管。在這件案件之前，宋喬安一家四口，一兒一女，宋喬安夫妻二人都是媒體工作者，生活幸福，喬安對兒子天彥尤其偏愛。然而就在喬安帶天彥去看電影時，在她出去接電話買杯咖啡的那個瞬間，李曉明闖進了電影院開槍掃射，殺死了九個人，而天彥就是遇難者之一。這對喬安一家的打擊是巨大的。從此之後。在公司裡，喬安變成了一個對同事冷淡、不近人情、大聲責罵員工的冷酷老闆；在家裡，不願意和老公、女兒談起天彥的事情，不去觸碰天彥的東西，不進天彥的房間，對老公和女兒冷淡，最終導致婚姻出現問題，女兒對媽媽喬安喊出「為什麼你當時不和天彥一起死掉」令人寒心的話；而喬安本身更是在經受精神和身體上巨大的折磨，每天用加班自己讓自己不停的運作，可能這樣才不會有時間去想天彥的事情，回到家睡不著的時候用酒精麻痺自己的焦慮，對丈夫和女兒對自己的指責，她也認了，自己已經完全被打垮，深以為再也無法回到過去了，甚至發出「希望自己當時沒有出去接電話買咖啡而是和天彥一起死了，這樣還會在丈夫和女兒心中留下一位好妻子好媽媽的印象」這樣的感慨。
「善」 與 「惡」 的邊界
從喬安一家作為觀眾我們可以想像所有在此事件中的家庭都經受著至少同樣程度的生活劇變和折磨，像劇中的大眾一樣，在面對這樣慘痛的經歷時，情感上我們總得找到一個對象去指責，去發憤，而這個對象理所當然的就是李曉明和他的家人。李曉明被抓起來了，被判死刑，這還不夠，九條人命他李曉明一個人的命怎麼夠？因此媒體、大眾會去找到李曉明一家人的住處，砸他們的店、媒體舉著無數個話筒向他們發問、向他們扔東西.這也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最近的時刻了。在所有的信息都一邊倒且指責一方時，我們很難理性地、帶著批判性思維去看待問題。所有人一起去職責李曉明一家人就是善嗎？李曉明一家人就是惡人嗎？儘管李曉明的行為罪不可赦，但李曉明的父母和妹妹李曉文又做錯了什麼讓他們除了在深深的自責外還要經受所有人的指責、打罵？網民在網上的留言、責罵、恐嚇、在現實中對李曉明父母和妹妹的指責又想達到怎樣的目的。李曉明父母和妹妹沒有選擇輕生可能是他們的心理夠強大，但若是像劇中另一位精神患者的母親一樣，帶著患有精神問題的兒子一起跳海自殺，人們看了這位母親生前錄製的視頻才了解到她的兒子在學校一直受到校園霸凌，只有這樣人們可能才會為自己之前毫無遮攔的言行而愧疚，若是李曉明一家也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回應大眾的指責，這樣大眾不也是把這對母子、李曉明一家推向死亡邊緣的劊子手嗎？可惜的是，到故事的最後，因為李曉明提前被執行死刑，我們也沒能得知他為什麼要這樣殺害九個無辜的人，他沒有機會向應思聰那樣告訴大家他的委屈，而大眾也因為無法得知他的動機而去避免未來同樣的慘劇發生。同樣對這個問題疑惑地是李曉明的家人，像他媽媽說的一樣沒有人想花二十多年去養一個殺人犯，他們又何嘗不是和大眾一樣，不僅是對受害者愧疚，更是對孩子教育失敗深深自責，劇中的大眾不是李曉明，很幸運不會經歷精神患者的遭遇；不是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們遭遇的全貌時，除了通過媒體片面的報導又做了怎樣的努力有資格去指責李曉明和他的父母？
「一個人」 的力量
劇中唯一一個排除萬難去了解事情全貌的角色就是王赦律師了。本來以自己出色的業務水平能力，可以過上讓人羨慕的律師生活一樣，但他卻非要開自己的扶貧律師事務所來接賺不了多少錢卻又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經歷的案子。他從一開始就堅持要通過和李曉明和他家人了解到李曉明案件的動機，身為李曉明的律師，他被人當面潑糞，但他卻不以為然；後來又堅持為殺死兩名兒童的陳昌辯護而遭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責，包括自己的嶽父和妻子的不理解，因為他們都不理解王赫為什麼要去為這樣一個罪該萬死的殺人犯去辯護，但即使如此，王赫依然為精神患者陳昌辯護；最後，儘管王赫自己的女兒也被應思聰以拍電影為由而把一群幼兒園小朋友關到一個房間造成無數家人的恐慌，王赫依然為應思聰一家提供了法律諮詢上的幫助。一方面，王赫是劇中為數不多的沒有被憤怒衝昏頭腦，知道只有通過和精神患者和他們家人的溝通，和醫生的合作中找出這些殺人事件的動機而預防、避免同樣事情再次發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也有著別人所沒有的同理心。他的成長經歷促使他從精神患者和他們家人的角度去了解事情的原貌，了解他們的苦疾。和他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她的妻子，從小生活在家庭優越的環境中，被父母寵愛，是父親嬌慣的小公主，的確，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她又怎會了解到精神病患者和他們家人所遭遇的苦難？
因妻子對自己幫助眾人唾棄的陳昌辯護的不理解，王赫的一段話讓人印象深刻。
「不是每個人生下來都可以選擇。我知道接下來我這麼說你會覺得很不公平，但你真的很幸運.你有愛你的爸爸，愛你的媽媽，你們甚至不用去擔心你們的生活。可是我們跟你們不一樣，我們可能會有個爸爸因為找不到工作，每天酗酒就打媽媽，我們沒有辦法好好讀書，甚至沒有辦法好好睡覺。我們很窮，我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出去外面打工，但有時候做一兩個月就會被炒魷魚，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是在不斷的被否定當中成長的。甚至有時候就會相信，那些在腦袋裡面說出他們沒有出息、沒有用的那些人、那些聲音，是真的。」
成長的印記
王赫面對精神患者作案別於常人的堅持和自身的經歷可能是有原因的。他三歲被母親丟到孤兒院，在幼兒園長大的他最親的兩個哥哥在中學時因去參加黑幫火拼一個當場死亡，一個被判無期徒刑，他自己因遲到錯過火車而逃過了像兩個哥哥一樣的下場，但他也曾經經歷犯罪的邊緣，儘管現在他是社會尊重的律師角色，但一個人的成長經歷總會留下印記。就像他後來聽了妻子的勸告，去接了某個幫一位企業老闆的案子，掙錢更多，不會為精神病罪犯辯護有爭端的案件而受到大眾的指責時，但他卻變得像一個機器一樣，機械地每天去工作，掙錢，回家，只是掙錢，不知道這樣做的意義，沒有使命感，眼神裡失去了對工作的熱情，再也不是原來那個正義有情懷的律師了。她的妻子看出了這種變化，也終於了解了他所有的堅持，最終鼓勵他去接他想接的扶貧案子，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他，在得到這樣的理解後終於泣不成聲！
世上的三種人
這部片子也反應了很多其它的社會問題，比如，媒體怎樣能保持初心儘量給觀眾一個全面的報導而不是為了博得眼球片面地進行報導，精神患者和他們的家人怎樣得到更好的社會支持和關懷而預防減少類似於劇中的慘案發生，什麼是惡、什麼是善，如何避免盲從不自知地間接行惡等，但向思聰的發問「為什麼是我」 仍讓人印象最為深刻。因為透過這部片子，我們看到社會上有三類人：
像王赫的妻子美媚那樣的人，從小父母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長大後順利考入大學找到工作，不知人間疾苦的人，你們很幸運；
像王赫那樣的人，有過苦難的經歷，但憑藉著自己的意志和堅持不僅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用自己的專業和影響力去改善社會的某些問題，這樣的他們是值得尊重的；
另外一種就是那些問 「為什麼是我」 的人，這些人是受苦的人，他們可能生活貧困潦倒，身患重疾，身邊最親愛的人遭遇各種不幸，一直也不理解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要過這樣的生活，不斷地發問「為什麼是我」，那麼劇中宋喬安所說的也許就是問題的答案 ——
「請相信，因為你們比較勇敢」！
編輯/校對: Tina
圖片來源: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