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與惡其實沒有距離

昨晚一口氣刷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豆瓣評分9.5分。我查了下，放眼整個中國電視史，目前超過這個評分的大概只有三部電視劇：《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87版《紅樓夢》。

這是 HBO 和臺灣公視聯合推出的一部劇集，賈靜雯、金鐘視帝吳慷仁主演，講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隨機殺人事件之後，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辯護律師及其家屬、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公共媒體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對傷痕、重建生活的故事。

《與惡》把人性中的善與惡，痛苦與矛盾撕開，由此觀測了「惡」的形成機制及其複雜性。足夠真實，也足夠殘忍。

為什麼這樣一部劇能夠刷新記錄，獲得如此之高的口碑？

最重要的原因是直面現實社會問題，而且是同時包含多個議題：從一起無差別殺人案，輻射到死刑存廢、媒體操守、網絡暴力、法治程序正義、精神健康救助……我覺得最難得的是，沒有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沒有明確地告訴觀眾結論，而是讓大家自己去思考判斷。

這些複雜的問題包括：

一個濫殺無辜的罪犯，是否就應該從重從快地處於死刑？到底要不要繼續保留死刑？極端暴力事件能夠得到有效預防嗎？

如何理解為殺人犯辯護律師所做的工作？殺人犯也有人權嗎？假如有，應該到哪兒？殺人犯的心理需不需要被大眾理解？殺人犯的家庭，要對他的罪行負責嗎？

一個人患有精神疾病，是否一定就要被管制？如何做到既避免危害社會，又不損害病人自身權利？精神病院能不能開在鬧市區？如何幫助精神病人回歸社會？在和精神病人相處的時候，是提高警惕另眼相看，還是平等對待？

媒體如何平衡收視和社會影響？公眾愛看什麼，媒體就要去報導什麼嗎？公眾知情權和被報導人隱私權之間的邊界如何劃定？媒體本身到底需不需要被監督管制？被誰管？怎麼管？新聞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有多遠？

公眾在網上發表言論的邊界在哪兒？言論自由就意味著可以隨意發言而不需負責嗎？怎麼看待鍵盤俠以正義之名行暴力之實？為什麼網絡輿論總是充滿戾氣？網絡民意是真正的民意嗎？

以上每一個問題，都在短短十集的劇情裡有充分的展現和討論，可見這部劇的能量密度有多大。

編劇創作這部劇的靈感，其實也來自於一個真實的事件。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親帶著年僅三歲的女兒「小燈泡「逛街。突然，一名男子衝上來，對著小燈泡連砍23刀致其死亡。

經調查，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這起惡性殺人案引發了極大關注，網友群情激憤，要求將兇手立即處死。

但讓人意外的是，小燈泡母親的態度卻是，堅決不處死兇手。

她向媒體表示：與其立即處死一個罪犯，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們在想什麼？為什麼家庭、學校、親人、朋友、社會，沒能接住他？我們要如何改善、預防？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速速執行死刑？

所以這部劇，並不是要「聖母」原諒兇手，或者兇手的家屬。

完全不是。

試圖理解加害者是不是偽善？

《與惡》最為人稱道的，是它呈現了一個近乎來自上帝視角的「事件全景」，展現了隨機殺人事件發生以後各方的真實處境，尤其深度聚焦於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屬的痛苦，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法律與道德、人權的關係問題，以及善和惡的邊界。

但在批評者看來，善惡可以去標籤化，但不能模糊起碼的道德底線。加害者及其家屬可以被理解，但所謂的「理解」如何與「脫罪」、「免死」、「聖母心」劃清界限？更何況，這樣的「理解」對受害者公平嗎，誰又能跟受害者家屬感同身受？

更有批評者尖銳地指出，如果事情發生到你的頭上，你還會如此理性客觀嗎？

對此，劇中的辯護律師王赦的原型——臺灣人權律師黃致豪反問道：「為了對抗怪物，我們必須變成怪物嗎？」嘗試去了解加害者，是為了從中尋找「惡」的形成機制與發展脈絡，從而最大程度地預防「惡」的發生，教化潛在的「危險之人」，從而在根本上保護我們的共同生活。

劇中飾演人權律師的吳慷仁，劇裡的工作是專門為死刑犯辯護，反對死刑，而吳慷仁自己卻是支持死刑的。這種矛盾讓他有些無所適從，就花了大量精力去和法律界人士溝通交流，去了解廢除死刑的理由，還有什麼叫程序正義。

這才有了全片最有震撼力量的那場戲：得知當事人繞過法律程序被處以死刑後，律師王赦大醉一場，然後向家人哭訴自己捍衛人權的初衷：他殺人他當然應該死，但不代表民主法治一起陪葬。這段戲值得拎出來單獨細品：

這大概是兩種對於「惡」的不同態度的衝突，即樸素正義觀與現代犯罪學的對撞。

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精神病患殺人犯，大多是因為長久的「疏離感」和「不安感」導致了極端行為的產生。如果在必要的時候拉他們一把，情況也許就不會這麼糟糕。尤其在現代社會裡，「不安感」和「疏離感」愈發普遍，如果依然對此處於無意識狀態或堅持拒絕了解，那麼「惡」就將變得愈發不可理喻，我們也將完全被動地面對「惡」的隨機發生。

正如片中News哥所說的，《與惡》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對善惡問題的「去脈絡化「的隨意審判，因為當你能夠從對方的立場出發去感同身受的時候，就會發現故事從來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便會知道善與惡、好與壞、正義與不義等等二元對立都只是對這個世界的過度簡化。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在於是聲討惡人，還是聲討惡。

殺人犯的家庭，要對他的罪行負責嗎？

 

劇情中有個巧合：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恰好是新聞專業畢業生，又恰好來到品味新聞臺成為宋喬安下屬，宋喬安得知情況後公報私仇，安排員工跟蹤拍攝李大芝，導致李大芝家人被曝光，並遭受輿論圍攻。

李大芝來到電視臺憤怒聲討宋喬安這場戲，是賈靜雯的演技高光時刻。先是冷著臉過來應對李大芝叫板。嘴硬說自己就是無良媒體，然後再次安排下屬過來拍李大芝。

李大芝這時說的一段控訴媒體的臺詞也讓人印象深刻：你們拿被你們自己踐踏的媒體權，任意斷定人，觀眾只有七歲智商，你們可以隨便貼別人標籤，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們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我哥是殺了人，但難道我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喬安的反應是怒目而向厲聲反問：「那我兒子呢，我兒子有活下去的權利嗎？」邊說邊掉下一顆淚。

這只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場戲，其他無數場戲也都是這樣，爆發激烈矛盾的雙方都不是壞人，都可以被理解，但傷害就那樣發生了。就像宏都拉斯演的配角News哥說的那樣：「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其實這句話也可以改成「我們其實都不是壞人，可為什麼結果會變成這樣呢？」。

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有一句話回答了這個世界99%的疑問：我知道結果，卻不知道原因。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但是如果世界上還有人在找尋原因，那麼事情就還有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憐之人，還是危險之人？

第四集《病識感》片頭，虐殺兒童的犯人陳昌因為被鑑定患有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處無期徒刑。人氣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來一張」，「禽獸和律師一起裝瘋賣傻，律師自己帶回家教化好了」。

留言的對錯不是關鍵，關鍵在於這些留言呈現了民眾普遍的觀念狀態與內心的道德感。劇集內容的展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與大多數人面對重大事件時的直觀反應進行對話，試圖引導觀眾形成更為全面、理性、辯證的看法。

比如我們要是看到一個有精神疾病（或內向或不善言辭）的人遭到周圍人欺凌，孤立被歧視，十之八九會同情他，覺得他是受害者；又比如，我們看到一個精神崩潰的人衝上街頭無差別傷害他人，那我們也毫不猶豫會義憤填膺，認定這是個人渣。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憐之人，還是危險之人？從不同的立場看過去，會有截然不同的結論。司法審判中的精神鑑定，到底是維護了法律面前人權平等和司法正義，還是淪為了對罪犯的包庇，著實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即使再關注司法精神鑑定的結果，都無法準確知曉其成果的科學性到底有多少。因為精神鑑定的專業性非常強，非專業人士對這一過程的準確性難以判斷，對其結果又高度關注，在兩者的張力之間產生種種擔憂也是無可非議。可見，消除「偽善」，恰切地懲惡揚善，絕不只是一種態度，而要求必須同時兼顧司法、科學與人性。

 

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這個劇名。看劇之前，我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會覺得，劇名想說的是我們與那些惡性案件之間的距離，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被傷害。

但只要進入劇情，很快就會知道，劇名的實際意思是說，我們有多大可能會成為作惡的那個人，我們會不會傷害別人。

劇中大大小小的角色，不光是殺人犯，其他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物，也都成為過作惡之人。

新聞高管宋喬安，公報私仇，用媒體公器惡意曝光下屬隱私，這是惡。

律師王赦，小時候加入幫派差點殺人，這是惡。

李大芝有個師兄，當然也是新聞系畢業，他知道李大芝喜歡他，就利用這份感情靠近李大芝，用卑劣手段獲取新聞素材。這是惡。

李大芝得知師兄騙她後，精神當場崩潰，揚言要殺了師兄。這也是與惡極度接近的時刻。

還有那無數網友，在網上不問事實真相就一味喊打喊殺，縱容戾氣左奔右突，這也是惡。

我們都不要那麼理所當然地把自己和罪犯劃清界限，覺得他們代表「惡」，而我們自己代表「善」。不不不，善與惡常常只有一線之隔，或者根本就是混淆不清的。極端的善也是一種惡，正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的親子關係。

還是王赦那段臺詞說得透徹：很多人不知道，他們能夠安安穩穩地長大，能夠歲月靜好，那只是幸運而已。

這並不是為罪惡張目，為壞人洗白，而是一種溫柔的同情和理解。罪犯是該得到懲罰，但如果光有懲罰沒有理解，以後還會有更多的罪犯。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間有什麼？有你，我，他還有它，一個人不僅有人性還有獸性。我們不需要寬容任何人，但是我們需要克制自己的獸性，這份克制裡需要我們去明白一個人的難處，去體諒一個人的不幸，去知道一件事發生的推力，從而改變自己的例行軌道，避開下一次的種惡之旅。

世界本就不缺惡意，何苦為難善良。

 為什麼人們不相信愛了？

對犯罪原因的追索，經常會落到個性特點、家庭教養、學校教育、社會暴力與不平等機制上。劇中的精神病患應思聰最終沒有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與姐姐和家人的關愛、同學的幫助以及心理醫師的疏導是分不開的。

《與惡》的導向，主要還是靠愛與理解去「翻新」、「淨化」我們的「社會土壤」。在家庭和社會各方力量（政府部門的作用在劇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尋「躲在雲後的希望」。

對此，有批評者認為這不過是「用愛發電」，是太過一廂情願的理想主義和頭腦懶惰的產物。在他們看來，只有社會制度、現實規則與司法實踐，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為「愛」實在是太虛無縹緲了。

或許可以追問的是，為什麼大家都不相信「愛」了？在我們的時代意識中，與政經結構、國際格局、經濟基礎、制度契約和叢林法則比起來，「愛」顯得太過抽象、幼稚、迷狂，無法解釋這個世界的機構和運轉邏輯，反而容易使人迷失於幻象中。

一方面，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去改變現實，使之成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外部力量的規約。

我們渴望愛，卻又如此不滿足，希望將生活的理想能夠牢牢地站在更為確定的根基之上。然而，誰又能保證，當我們讓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與幻想，就一定能收穫確定的幸福呢？

這也是一個長久的難題，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動性？或者說在一個越來越被技術、政治、資本規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還如何散發自己的光與熱？

《與惡》拋出的問題，遠比它能夠提供的解決方案多得多。但它拋出的問題及其拋出問題的方式其實便是它的意義。它提供了一種討論時代精神狀況的可能途徑。它讓我們作為局內人去思考問題出在哪裡。與「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讓善與惡的思考變得與「我們」息息有關。因為在全景式的圖景中，我們總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員，總會與突發事件發生必然關聯。

阿倫特曾經提醒我們，喪失思維能力之時，惡便會真的降臨。而當我們的思維能力延展一分，惡便會被逼退一寸。在人間行走，必要懷有這份英勇。

最後，說一個細節。

第一集和最後一集都出現了這個群演。從一個觀眾視角，由吃瓜群眾到熱心市民，這個觀眾是劇中人也是局外人，是你是我是每一個人……我們與善的距離，我想這也是這部劇想傳達的最高理想吧。

肉粽哥告訴我們與善的距離其實也很簡單，由他開始，由他結束，這不是很好嗎，由惡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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