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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日本的研究已持續數千年時間。在這一段悠長的歷史中，中國對日本研究經歷了哪些階段、呈現哪些特點、有哪些影響因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學術委員初曉波接受《國際政治研究》特約記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李堯星專訪。初曉波教授回顧了中國研究日本的歷史，深入探討當代日本研究發展現狀與前景，鼓勵中國學者繼承前賢的傳統，在時代大潮激蕩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靜地剖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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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曉波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學術委員
01
不同歷史階段中國的日本研究
李堯星（以下簡稱「李」）：在中國現存歷史資料中，最早關於日本的記述始於什麼時候？
初曉波（以下簡稱「初」）：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對中國而言，日本是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他者」存在。《山海經》中第一次出現了關於「倭」的記錄，而《漢書·地理志》中的「樂浪海中有倭人」記錄則標誌著中國官修史書正式開始觀察日本的存在，《魏志·倭人傳》詳細記錄了當時了解到的日本情況，涉及政治、經濟、社會、風俗習慣等等，這成為後來中國歷代官修史書對日本描述的範本，是研究古代日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後，一直到民國年間成書的《清史稿》，中國正史中對日本的記錄有1６種17篇，「中國史書對周邊的特定國家，千餘年來持續追蹤記錄，時間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多、觀察對象之詳，在世界歷史上堪稱奇蹟。這是一部綿延不絕的史詩」。當然，不同時代的記錄特點不盡相同，其中很多保留了有價值的獨特史料，但也有部分僅僅是摘錄、重複前人，甚至有的道聽途說加以篡改。
李：您認為，古代中國超越簡單描述而帶有研究性質的日本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如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的日本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又各有什麼特點？
初：古代中國認識日本的歷史的確很悠久，但真正的研究日本則是很晚的事情。我基本同意南開大學武安隆教授、日本山梨學院大學熊達雲教授的研究，中國研究日本的熱潮應該分為四個階段： 最早的熱潮是從明朝嘉靖到萬曆年間（1522-1620），大量涉及日本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研究日本的盛況。之所以能稱為研究日本有三個原因：首先是有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明王朝面臨來自日本的現實威脅，既包括東南沿海地區的倭寇入侵，也包括豐臣秀吉對朝鮮半島發動的「萬曆朝鮮之役」（朝鮮半島稱之為「壬辰倭亂」、日本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這時候那些關於日本子虛烏有的記錄根本不能滿足與日本交往的實際需要。身處抗倭一線的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國考略》被稱為中國第一本研究日本的專著，在言及寫作目的時，他明確說明是「以便御邊將士之忠於謀國者究覽。」 其次，參與認識、觀察日本的社會群體非常廣泛，既包括傳統的體制內的史官、文人，也包括地方官僚、從事作戰任務的軍人，甚至還包括一部分商人和派往日本的偵查員。曾參與抗倭的浙江崑山人鄭若曾在《日本圖纂》中介紹自己探尋日本真相的努力時，提到曾經「訊之長年火掌，不知也；訊之擒獲倭黨，不知也；訊之貢臣，不知也；訊之通事，不知也；訊之被擄去之人，不知也」。
最後，在總督胡宗憲的幫助下，找到了派到日本去的蔣洲、陳可願，並且經由在澳門的宋文復通過商人拿到日本地圖，最終才得以完成。再次，當時的學者已經不滿足對日本情況的口口相傳，而是追求實地調查和一手資料。1566年，鄭舜功奉浙江總督楊宜之命出使日本九州，大約在嘉靖末年、萬曆初年完成了《日本一鑑》，「館彼六月，諮其風俗，詢其地位，得聞其說，得覽其書」。在日本半年的時間裡，他留心觀察和記錄日本情況，親自調查當地風俗與地理，並且查閱了日本資料，廣泛採訪日本學者，與現代地區研究中所強調的田野調查並無二致。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迷信中國正史和前人著述中的說法，通過與日本人之間大量的筆談，批駁了那些「倭夷狙詐狼貪，目為寇盜，憎若禽獸」的成見，雖然日本人的身體狀況和生活習慣與明朝迥異，但「本性慕義」，他客觀地提出，「善與不善，身由地氣之感生教，本自師之好惡」。
由此可見，這一階段很多與日本相關的出版物，完全可以視為中國人對日本最早、也是非常優秀的研究。
當然，如果以一個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來審視的話，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的日本研究也開始起步。有一個很好的比較視角：《日本考略》中有「寄語略」，也就是中日對譯單詞集錦，按照天文、地理、人物、花草等分為15類，合計大約350多個單詞。萬曆年間的李言恭和郝傑編纂的《日本考》，介紹了日語中字母伊呂波（書中稱作「以路法」）草書寫法和讀音， 日語語彙56類，收錄語數達到1186個。《日本一鑑》中「寄語」一欄中僅草木一欄就有360多種，包括「職員」「室宇」「鬼神」等日語詞彙有3400多個，這在當時是相當於非常了不起的漢日詞典。而在慶長８年（1603），日本耶穌會也刊行了日語、葡萄牙語的《日葡辭書》，次年又進行了補遺，收錄項目達到3.279萬個；幾乎在同一時期，傳教士陸若漢(Joao Rodrigues)仿照歐洲拉丁語文典體例編著了《日本大文典》，裡面包含大量當時日本的政治、經濟情況；1620年，他編著了澳門版的《日本小文典》，系統闡述了日語主要的語法規則和句法結構。冷靜地分析一下可以發現，中國認識日本起步很早，但把日本作為一個客觀對象來研究，從一開始與歐洲相比並不佔優勢。
第二個階段是從明治維新到戊戌變法前後。
明清鼎革與江戶幕府建立，鎖國政策背景下兩國之間只剩下長崎一個相互交流的港口，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國人值得提及的日本研究成果不多，嘉慶道光年間江蘇吳江人、姚鼐弟子翁廣平在無意中看到鎌倉幕府官員編著的《吾妻鏡》之後，根據中國編年史體例，為日本作通鑑，名之為《吾妻鏡補》，並另起了一名為《日本國志》。書中分為世系表、地理志、風土誌、食貨志等部分，搜集了大量資料進行對勘校補，除中國古書裡的國史、全唐詩等資料外，還包括搜集到的日本和朝鮮刻書，共計180多種，稱得上是旁徵博引。但必須承認，作者沒有實地考察和訪談的機會，僅僅靠既有文獻的梳理，很難談得上做出了有創造性的成果。
明治維新之後的1871年，隨著《中日修好條規》的籤訂，中國與日本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877年，中國在日本開始常駐外交使團，最早駐日的外交官們利用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成為這一時期向國內介紹日本的主力軍。包括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使東述略》《使東雜詠》，張斯桂的《使東詩錄》以及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等等。有趣的是，這時候正式出版的資料中，以日記、遊記和詩歌的形式為主，反映日本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的內容比較多，這些人對日本政治、經濟的很多真知灼見並不一定直接記錄在書中。如曾國藩門下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兩度出任駐日公使，他曾廣泛搜羅典籍刊刻《古逸叢書》26種共200卷，6卷本的《拙尊園叢稿》中與日本有關的內容的確不少，但是，他的很多對日本的思考則體現在他與李鴻章等國內大員往來的電報和書信之中，以及在他對後學的教育與交流之中。兵部員外郎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和刑部主事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都是當時研究日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黎庶昌為二人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諸多幫助，傅雲龍在《遊歷日本圖經》裡保留下來的黎庶昌在日本教育會的演說彌足珍貴，顧厚焜則在自己的著作裡明確提到黎庶昌的幫助，「曾駐日三年，深知日政得失。暇時，時加指示」。
當然，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代表作還應該是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用黃遵憲本人的說法，作為外交官，本「不暇於文字」，但不研究日本，不去採風問俗，「何以副朝廷諮諏詢謀之意？」黃遵憲在日本的經歷，尤其是看到日本知識階層，對中國非常熟悉，「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對於日本這個「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的鄰邦，國人仍然沉醉在海外三神山，鄒衍談九州這樣荒誕不經的認識，「可不謂狹隘歟？」用著名外交家、洋務大員薛福成的評價來看，黃遵憲的著作「採書至二百餘種，費力至八九年」，加上在日本長期的考察和廣泛訪談，黃遵憲的著作達到了中國古代日本研究的一個巔峰。黃遵憲不是簡單地做資料上的編排和事實羅列，而是寓論於史、史論結合，尤其體現在關於明治維新的研究之上。他高度概括了明治維新發生的原因，認為德川幕府的腐敗統治導致「民心積厭，外侮紛乘，內訌交作」，其本質是「卒以成王政復古之功，國家維新之治，蒙泉剝果，勃然復興」。
他敏銳意識到，「尊王攘夷」僅僅是推翻幕府策略上的需要，成功之後便「決然變計，大開外交」。而黃遵憲思考日本明治維新的目的，還是試圖勸說國人，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如不變法自強，必遭亡國滅種之禍。這些思想極大影響了康有為、梁啓超等一大批仁人志士，為甲午戰爭之後百日維新的出現，以及隨後學習日本高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三階段是民國肇始到抗戰勝利這一時期。清末中國掀起了學習日本的熱潮，張之洞在《勸學篇》裡就曾經列舉了四條理由強調，「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於是，大批仁人志士踏足東瀛，如饑似渴地學習和研究日本，他們中的很多人直接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孫中山先生自不必說，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如國民黨中的蔣介石、汪精衛等；共產黨中的李大釗、周恩來等都與日本有不解之緣。這一時期，中國人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書籍，根據南京大學出版社田雁的研究，從1912年民國肇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一共翻譯出版了4050種日文圖書，其中尤其以1928-1937年為高潮期。按照學科板塊的排序，前五位依次為文學語言、政治法律、經濟、自然科學總論和史地。
與此同時，中國出現了專業的日本研究雜誌——— 1915年上海群益書社的《日本潮》，在1930年代《日本評論》中已經出現「日本學」一詞，開始把日本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人們對日本關注的焦點，從清末之後大規模介紹日本的風土人情、社會發展變革，也就是「以日為師」，開始逐漸發生轉變。尤其是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提出之後，中國對日本研究的重點開始轉向認識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與本質。其中影響比較大的著作是戴季陶在1928年出版的《日本論》。因為長期在日本生活，並且與日本各個階層接觸廣泛，戴季陶對日本的認識非常深刻，他比《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更早地指出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之處，並深刻分析了明治維新的原因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尤其重要的是，他和黃遵憲一樣，批評了當時中國對日本研究的不足，與日本人對中國的全面了解相比，「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對，再不肯作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真叫作『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
民國時期另外一部日本研究的重要著作是蔣百裡的《日本人》，作為傑出的軍事家，蔣百裡在書中擲地有聲的名言激勵了無數的中華兒女———「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他講和！」 蔣百裡能夠準確把握中日兩國發展階段和國家特點，才準確預測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結局，要以國民為本，堅持全面抗戰，利用國土優勢形成長期對峙的持久戰。同樣是日本通的胡漢民，在為戴季陶的《日本論》作序的時候說，批評一個國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個民族特性難，探尋一個民族的本真，縱的是歷史，橫的是社會，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還要切實鑽到它社會裡面去，用心體察。研究一個國家，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要還他一個究竟是什麼以及為什麼這樣？用形象的說法是，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又做了審判官，只有這樣才能全面、詳細又不失偏頗地論述日本人。民國時期的這些探索和努力，至今對我們的日本研究還是非常有啟發的。
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經歷了一段曲折複雜的歷史進程。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日本研究有哪些進展？
初：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日本研究，按照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李玉的劃分，以1978年為線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還可以再分為1949-1966年第一階段，以及從1966-1978年的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還可以進一步細分，即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前，和邦交正常化以後兩小段。我們只需要把從1949年到 1978年之間中國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日本研究文章數量的變化曲線找出來（參見圖1），這個階段劃分就一目了然了。
圖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百廢待興，隨後曠日持久的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層出不窮，但國家層面曾經很早就意識到推動日本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意義。陳翰笙曾經提及，1950年代中期廖承志曾經談及籌建亞洲研究所的事情，並且給出了他本人推薦的日本研究人選建議：政治可請謝南光，經濟可請劉明雷，憲法可請劉思敬，另外還希望能尋找日本宗教研究、日本文化教育，尤其要找日本科學進步研究方面的優秀人選。
看得出來，這其中很好地兼顧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平衡。但因為國家面臨的內外形勢制約與變化，很多想法並沒有能夠實現。當時的一些日本研究著作，如劉思慕的《戰後日本問題》、鄭森禹的《日本和平運動》、張香山的《日本》、李純青的《日本問題概論》等等，作者大都是國家不同領域從事具體對日工作負責人中的「日本通」，其主要內容是反映戰後日本的新變化，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以及支持日本人民爭取和平民主鬥爭。當然基礎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孫楷第編寫的《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朱謙之的《日本的朱子學》《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日本哲學史》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從統計數字上看，1964年出現第一個高潮的原因是因為1963年12月25日，中央外事小組和中宣部向中央提出關於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希望新建一批研究機構，30日毛澤東做出同意批示。到 1964年，中央國際研究指導小組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批准在外交部、中聯部、中調部、教育部之下設立若干外國問題研究機構。擁有得天獨厚外國研究優勢的教育部迅速行動起來，發布了《關於高等院校建立研究外國問題機構有關事項的通知》，決定在全國18所高校建立研究外國問題的機構，其中涉及日本研究的學術機構開始大批出現，第二年河北大學的《日本問題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的《日本問題》新中國最早的兩本日本研究刊物應運而生。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新中國最早開始設置的日本研究機構，當時的確有歷史影響、地理優勢、語言基礎等因素的考慮，一旦確定之後，就形成了學術傳統和學科優勢，其影響非常深遠，一直到今天仍可以看到國家當年布局的影子。從統計中也可以清楚看到，1966年，「wg」爆發以後，關於日本研究的學術文章數量明顯減少，1967年發表日本研究文章的數量僅為 1965年發表數量的一半。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重新開始上升，1973年發表文章的數量，超過1971年發表數量的一倍。這一時期典型特點是，更多關注日本的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數量不多的日本研究著作幾乎全部集中在這兩個領域。
李：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日本研究有什麼特點？影響因素有哪些？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李薇將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日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
20世紀80年代的重新起步、 90年代的全面發展和21世紀以來的成熟時期。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幫助下，中國日本學界曾進行過三次大規模的關於中國的日本研究機構和日本研究學者調查。第一次是198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承擔，並於1985年編印了《中國的日本研究》；第二次調查是在1995年由中華日本學會和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承擔，1997年出版《中國的日本研究》；第三次是在2008年５月至2009年３月，由中華日本學會和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承擔，召開了專題研討會，並於2010年５月出版《中國的日本研究（1007-2009 ）》。學者們也很早就開始系統總結中國日本研究的狀況，如李玉等在1990年代初就編輯出版了《中國日本學論著索引1949-1988 》，比較系統地梳理中國的日本研究著作，近幾年，國內又出版了系統總結中國日本研究的著作，質量都非常高。例如，李薇主編的《當代中國的日本研究1981-2011 》，這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報告》叢書中的一冊，邀請了中國國內日本研究界的權威學者，分別對日本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哲學宗教、歷史研究等領域的成果進行歸納與概括。考慮到這本書中沒有涉及到當前中國日本研究學者中人數最多的日本語言文學等領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志松等繼續完善補充，編著出版了《中國當代日本研究 2000-2016 》，這本書匯總了中國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的中青年學者，按照語言學與教育研究（日語語言學、日語教育、漢日翻譯）、文學藝術研究（古代文學、近現代文學、美術、大眾文化）、社會研究（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研究（包括歷史、思想史、民俗、宗教）等領域，分別介紹了21 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和發展動向。這兩本書結合起來，應該是中國當前日本研究各個領域非常全面的歸納與總結。
在對中國日本研究進行總結的努力中，從中國的日本研究雜誌視角來進行歸納並出版了系列著作，如遼寧大學馬興國、崔新京主編的《中國的日本研究雜誌歷史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林昶主編的《中國的日本研究雜誌史》《雜誌視點：中國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與世界的連結》。在中國日本研究具體領域的總結反思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史研究領域中，如李玉主編《中國的日本史研究》《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等。
很多學者都曾進行過對中國日本研究狀況的總結與分析。例如，1989 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邀請學者舉行了兩場座談會，專門研討中國日本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成績和不足及今後的設想，1990年第１期《日本學刊》刊發了會議紀要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三位學者的文章：駱為龍的《談中國的日本研究》、何倩的《建立「中國的日本學」芻議》、高增傑的《日本學與日本文化研究》三篇總結文章。近幾年來類似總結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南開大學教授楊棟梁的《新世紀以來我國的日本研究狀況與展望》、武漢理工大學研究員趙晉平和王婧的《基於大數據的日本學研究現狀分析》。特別要提及的是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的郭循春通過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本研究進行科學總結，尤其是對40多年來中國日本研究隊伍壯大、研究機構的增加、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與日本相關立項數目變化等方面的分析非常全面。
在上述大量綜述的基礎上，可以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日本研究的三個特點：
第一，全國日本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呈持續增長的趨勢。對照三次調查結果來看，全國日本研究機構數量增長非常明顯，1996年調查時有98個（73個研究類、25個語言教學類）；2009年的調查顯示，日本研究機構為86個（62個研究類、24個語言教學類）；2018年的調查顯示，日本研究機構為１49個（96個研究類、53個語言教學類）。可以看出，機構數量增長明顯的推動力，更多是語言教學類，20多年時間裡增加了一倍多。根據2019年６月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的最新調查，中華日本學會擁有77個團體會員，1500名個人會員。可見，接近一半的研究機構沒有正式申請中華日本學會的團體會員，包括西藏、新疆自治區在內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屬地大學中全部設有日語教育。這與改革開放之初的情況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中國的日本研究機構、日語教育主要集中在東部一線地區，尤其是長春、瀋陽、天津、北京、上海等幾個主要城市。根據日本國際交流基金2018年的調查，中國涉及日語教育的機構高達2435 個，日語教師人數有 2.022萬人，學習日語的人數超過100萬人。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基礎上，中國的日本研究人員數量不斷提高，而且學歷程度（擁有博士學位人數）不斷提高。1996 年，1260名研究者中擁有博士學位有52人，僅佔4%；2009年， 1040名研究者中擁有博士學位370人；2018年，3450名研究者中博士學位擁有者佔到1044 人，超過30% 。
博士畢業生的數量和比例迅速增加，這當然和改革開放後赴日留學人員數量不斷增長有一定關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很多學者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後紛紛歸國任教。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培養的與日本研究有關的博士、碩士論文數量的變化也很能說明問題（參見圖２ ）。這種變化的意義重大：其一，中國日本研究的基礎面不斷擴大，各個學科中選擇日本作為自己的直接研究對象或者個案比較樣本的論文數量增長很快，這將極大豐富日本研究不同領域內，不同方法、不同視角多樣性的增加，有助於產生更優秀的日本研究成果；其二，碩士、博士階段，尤其是博士論文，往往是一個學者學術道路的重要開端，考慮到學者學術道路發展的一般規律，進入21世紀以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大批年輕學者的出現，預示著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裡，我們將迎來中國日本研究不斷發展的收穫期；其三，應該引起關注的是與日本研究相關畢業論文數量的劇烈變動。2000年之前與日本相關研究的畢業論文數量非常少，其中1986、1988、1999年各為１篇，1997年為３篇，2004年突破100篇，2014年達到頂峰544篇，然後呈現出斷崖式下跌，2018年和2019年又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這不能不讓人擔憂，為什麼數量變化會如此劇烈？這僅僅是博士、碩士畢業論文獨有的變化，還是整個中國日本研究總體狀況的一個縮影？
圖2
第二，中國的日本研究成果數量變化比較劇烈。由於在中國涉外研究圖書出版的周期比較長，不同時期出版社的總體數量、嚴重的地區不均衡及出版經費的差異等因素，出版圖書數量的變化不如以學術雜誌論文的數量變化更迅速、也更能準確地體現出中國日本研究數量的趨勢變化。
按照同樣標準，通過對1979年至今中國日本研究界學術論文變化的統計分析（參見圖３），可以發現，碩士、博士與日本相關論文數量的變化，還是略優於中國日本研究論文總體數量的變化，後者從1979年達到1024篇之後，到2011年，增長近八倍達8172篇，開始斷崖式下跌，到2019年，僅僅有1014篇，甚至少於1979年的論文數量。
圖3
為確保統計結果可靠，在更換檢索方式，將關鍵詞檢索改為主題檢索、內容提要檢索、全文檢索後基本上呈現出類似先揚後抑的狀態，變化趨勢區別比較大的是按照文章題目檢索，沒有按照關鍵詞檢索的結果那樣變化劇烈（參見圖４）。同樣是從1979年開始到2011年，增長至大約八倍達到頂峰，然後迅速下降，到2019年，大約又回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
圖4
導致中國的日本研究在快速增長了30多年後，突然出現論文數量下降的原因非常複雜，至少應該包括幾個方面：首先，中國學科發展的大背景發生變化，此前的區域國別研究開始向學科發展傾斜，導致很多區域國別研究學者發生了學術方向的轉型。一個重要的例證是，如果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對中國的美國研究學術論文進行統計，可以發現近乎同樣情況的發生。從改革開放之後平穩發展，到2010年前後進入平臺，2013年後同樣發生迅速滑坡，2019年的論文數量幾乎跌到2013年前後總數的一半；其次，這與中國日本學研究界的代際轉換也有一定的聯繫。2010年前後，中國建國後培養的第一代日本研究學者大部分已經開始頤養天年，「文革」期間培養的第二代研究學者本來人數就不多，也逐漸開始退休，這些不受專業方向調整的、專心致力於純粹日本研學者的減少，加劇了上述現象；再次，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各個方面都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但伴隨著日本進入「泡沫經濟」和隨後的「平成不振」之後，特別是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日本逐漸減少並最終停止對華政府開發援助（ ODA ），與此前相比，對中國日本研究的支持重點也由學術研究開始向基礎日語教育傾斜。尤其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國內學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研究，就出現了井噴式發展。按照上述統計方法對中國的非洲研究學術論文進行統計，可以發現與中國的日本研究、美國研究趨勢截然不同。改革開放之後一直發展低迷，到2000年開始緩慢上升，2014年之後出現井噴，2019年的論文數量幾乎是2009年論文數量的一倍。
第三，中國的日本研究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之初，尤其是鄧小平成功訪日時候那句一語雙關的「仿佛在推著我們走」，迎來了中國全面學習日本的高潮。大量日文書籍被翻譯成中文，各個領域的中國代表團紛紛赴日本訪問取經。但這時候，中國的日本研究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國家層面甚至都沒有具體的規劃和統籌。現在國內日本研究的重鎮———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成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按照研究所成立之初代所長何方的回憶，他本來是準備去籌建蘇聯東歐所的，但因為從中聯部成建制地接收了一個完整的研究所而作罷。1980年1月，他陪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副院長宦鄉去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宦鄉在布魯金斯協會開會的時候突然宣布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美國研究所與日本研究所，分別由李慎之和何方擔任所長。此前既沒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的討論批准，更沒有中央組織部的備案，就這樣匆促決定。因為戶口等問題的限制，日本所研究人員的招募非常困難，何方只能從中聯部請來「文革」前北大日語專業畢業的劉映春，甚至不得已找來了四位畢業於偽滿建國大學的老幹部，經過兩年努力才算建立起科研隊伍。
當時國家領導人胡耀邦對日本研究非常關注，甚至親筆致信《中日關係史》作者張聲振，叮囑要引導研究歷史的人們和讀者多關注邦交正常化以後十多年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恢復和發展對兩國帶來的極大利益。這無疑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日本研究發展。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日本研究深受政治影響呢？很多日本和西方學者都詬病中國學術研究缺乏獨立性。我們可以從《人民日報》涉及日本的報導數量的變化（參見圖5），來與此前談及中國日本研究學術論文變化發展的趨勢進行對比，觀察一下是否有相關性。
圖5
顯而易見，二者絕大多數時間幾乎沒有相關性。當然，任何一個國家的涉外研究，不可能和這個國家政策走向和民眾關注毫無關係，關鍵是這種相關性的大小與緊密程度。為此，選擇過去40年間對中日關係造成重要影響的靖國神社問題為例，通過《人民日報》中關于靖國神社問題的報導（其中壓倒性的部分是中國政府對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的表態和批判，但的確也包括對部分日本領導人表態不參拜靖國神社的肯定，以及部分日本政黨和民眾對靖國神社的批評態度）頻率和趨勢，同時統計同一時間段內中國日本研究界與靖國神社有關研究發表的頻率和趨勢，嘗試進行二者之間的對比（參見圖6 ）。
圖6
從上述統計中可以清楚看到，《人民日報》中相關靖國神社的報導變化幅度非常大，在日本出現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年份普遍非常高。中國日本研究學術界對靖國神社的研究同樣存在著波動，但變化幅度與政府表態來比較相對穩定。在40年間，有10年左右的時間學術界沒有發表任何關于靖國神社的專門文章，遠遠低於政府的表態次數；還有10年政府表態比較少的年份裡，學者發表關于靖國神社研究的文章數量超過了政府表態次數。這種統計結果表明，中國學術界關于靖國神社的研究相對比較穩定，嚴格來說一直都不是中國的日本研究領域內的學術熱點，這也表明在這個問題上，很難說政府通過各種手段鼓勵或者要求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對政府政策亦步亦趨。
02
當代中國的日本研究
李：您如何評價中國的日本研究的權威性和影響，中國的日本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是否有話語權？
初：當我們為中國的日本研究機構遍地開花、研究人員隊伍日益壯大、學術研究碩果纍纍而歡欣鼓舞的同時，必須有一些危機感。按照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2019年，中國赴日旅遊總人數達到1677.56萬人次（其中，中國大陸959.43萬人次、臺灣地區489.06萬人次、香港地區229.07萬人次）。日本方面特意提及，目前，中國大陸赴日旅行已經出現「 FIT化」（「散客直銷」即通俗所說的自由行）特點，追求自主、深度和個性成為普遍趨勢。
中國有對日本如此感興趣的龐大群體，他們迫切需要得到更全面、更精細、更準確的關於日本各方面的信息，按理說這時候應該成為中國的日本研究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但恰恰相反，中國的日本研究成果總量出現大幅度下滑。即便在2000-2010年間，中國的日本研究成果大發展的時候，中國學界是否拿出讓世界日本研究學術界公認的成果呢？是否通過研究，幫助民眾更客觀地認識這個「遙遠的鄰國」呢？在《菊與刀》誕生一甲子後的2005 年，該書突然出現在中國大陸暢銷書排行榜上，當時在市場上的翻譯版本達10多個，一年之內各種版本的銷量達到七萬冊。
一部半個世紀前的學術著作引發如此的熱潮，固然與中日關係出現了問題吸引人們去嘗試理解日本有關，但不能否認，這與中國大陸學者沒有提出令民眾信服的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成果也有一定關係，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思考。
第一，中國的日本研究本質上屬於區域國別研究。當前，國內對區域國別研究有巨大而迫切的戰略需求，有非常好的學術積累和發展基礎，但區域國別研究本身面臨著很多問題。雖然研究的區域和國家各異，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區域國別研究有沒有自己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區域國別政治研究、區域國別歷史研究、區域國別經濟研究、區域國別社會研究等分野與現有學科體系中的政治學研究、歷史學研究、經濟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是什麼樣的關係？
以日本研究為例，判斷中國的日本政治研究質量優劣的標準是不是與政治學研究的判斷標準一致？還是說擁有自己獨立的、不同於政治學研究的判斷標準？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去檢驗當下中國的日本研究在不同學科體系中的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成立於 1958年，是新中國最早從事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搜集、整理、編輯、發布的信息資料提供機構，編輯出版的月刊《複印報刊資料》系列，長期定時精選各個學科的優秀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和科研價值，其涵蓋面之廣、信息量之大、分類之科學、篩選之嚴謹、結構之合理完備，在各類文獻信息資料中首屈一指。我們選擇《複印報刊資料》中代表性學科，從一個長時間段來統計其中與日本有關的研究成果，來看一下作為區域國別研究的日本研究，在各個不同學科裡究竟佔有何種地位。為了更好了解這種比例構成，可以選擇區域國別研究中的美國研究作為參照。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文學、哲學等學科內容比較龐雜，數據統計不具備典型性，因此，有針對性地選擇了與區域國別研究更為密切的二級學科，如政治學中選擇了國際政治、歷史學中選擇世界史、經濟學中選擇世界經濟、文學中選擇外國文學、哲學中選擇外國哲學這幾個更為接近的指標。同時，考慮到各相關學科中比較研究的大量存在，因此不使用關鍵詞和題目檢索，而是採取內容摘要檢索，經過結果比對之後證明關聯性更高。具體統計結果如下。（參見下表）
當然，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很難百分之百篩選出所有的優秀成果，而且這種統計方法是否能夠準確發映出日本研究在各個專業研究中的真實影響也值得推敲，但過去24年的大樣本多少還是能說明一些問題。統計結果表明，中國的日本研究更多還停留在日本的獨特性研究上面，停留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之中；與中國的美國研究相比，中國的日本研究對各個學科的影響力差距不小。這提醒我們，中國的日本研究需要更為專業。日本研究不同領域的學術成果，在基本問題意識的提出、基本概念的使用、基本研究方法的展開等各個方面，需要能夠得到同一學科同行的認可，存在對話的可能，吸引更多關注，至少不能出現被專業學科認為是低級的謬誤，通俗地說，就是不能說本學科的外行話。
如果懷疑上述統計不足以說明中國的日本研究在當前學術界的影響力，那還有一種方式也可以進行類似檢驗即文章的引用率。在中國知網中1917年有記錄以來近21萬篇日本研究文章中，以日本為關鍵詞的學術文章，引用率最高的是什麼樣的作品呢？排除掉其中日本學者的翻譯文章，再排除掉理工科類文章，可以發現引用率最高的是林毅夫、蔡昉、李周的文章《比較優勢與發展戰略：對「東亞奇蹟」的再解釋》， 第二名是於可紅、母順碧的《中國、美國、日本體質研究比較》， 第三名是季衛東的《法律職業的定位：日本改造權力結構的實踐》， 第四名是陳勝群的《論日本成本管理的代表模式：成本企畫》， 第五名是李仙娥、王春豔的《國外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模式的比較》。
在這些作者中，只有季衛東被視為日本研究學者，雖然其身份首先是法學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和發表作品集中在法社會學、比較法學、亞洲憲法和審判制度等方面。由此可見，在中國的日本研究成果中，專業學科研究學者的影響力更大。
第二，中國的日本研究經歷過關於強調方法和強調史料的爭論。周一良在談及歷史研究方法的時候曾經指出，「解放以後，為了糾正過去史學界只鑽牛角尖，把史料當作史學，見木而不見林，因而強調理論、觀點，強調大處著眼，強調觀其會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對具體事件、人物、制度的細緻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為大言高論，變成了通病」。周先生當然是希望能將理論與史料的運用相得益彰，但對「文化大革命」後學術研究浮躁之風盛行的狀況，他更強調對一手史料的紮實研究，推崇范文瀾先生那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治學態度。30多年過去了，這種現象在日本研究界是否有根本改觀呢？對中國日本研究方法論問題的思考深度而言，南開大學教授劉嶽兵的《「中國式」日本研究的實像與虛像：重建中國日本研究相關學術傳統的初步考察》一書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他主要從日本思想史、日本史、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領域的所取得的成績（書中稱之為實像）和存在的問題（虛像），進行了系統的評述。揭示了中國日本思想史研究界 「經世意識」「原理意識」「原典意識」不斷增強且由隱而顯，對於「重建中國日本研究相關學術傳統」，夯實中國日本研究的學科基礎具有重要意義。劉嶽兵反覆呼籲中國的日本研究要「回歸原典」。他提出，不在「原典」的解讀與翻譯上下功夫、不在建設系統的中國日本研究史料上下功夫，總而言之，不以原典為基礎來重建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術傳統，相關研究將難以深化。
隨著精通日語甚至精通包括日語在內多門外語的中青年研究學者大量的湧現，隨著檔案的開放和往來日本越來越便利，中國日本研究學術界越來越重視紮實的一手資料研究，也出現了一批建立在長期學術積累基礎上嚴謹、紮實的研究著作和論文。這幾年，學術界尤其重視基礎資料的收集、翻譯和整理，推出了很多大型資料集。例如，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解學詩主編的 15卷本《滿鐵檔案資料彙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沈強主編的 60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藏日本強擄中國赴日勞工檔案彙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研究員湯重南主編的59冊《日本侵華密電 九一八事變》和 51卷《日本侵華密電 七七事變》、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臧運祜主編46冊的《日本侵華決策史料叢編》等等，很多都是相關領域學者集眾人之力兀兀窮年完成的心血之作。再加上目前國家重視學術研究基礎資料的引入，設置專門項目或基金從國外購買成套的大型原始資料，為紮實的學術研究提供必要條件。按道理來說，相關領域關鍵的「原典」資料集出版與購入，應該能推動這個領域相關研究的發展，體現為一系列的論文或者專著的出版等成果不斷湧現。史料方面的問題是否有根本改觀呢？研究中日關係史的學者都知道原高崎藩主大河內輝聲與中國駐日使館人員之間的筆談記錄《大河內文書》，筆談參與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資料內容之豐富，深受研究者推崇。但由於其分散藏於日本多地，而且數量龐大，很少有人能一窺全貌。浙江工商大學教授王寶平在幾代中日學者跨國跨代接力下，終於將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大東文化大學等處的《大河內文書》收集彙編成八冊彩色影印出版，名之為《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
這對學術界來說應該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完成了最擅長整理資料的日本學者也沒有完成的壯舉。但遺憾的是，從2016年出版以來，僅有一篇碩士論文和兩篇文章引用了這套書，其中的一篇文章還是王寶平本人的作品。相反，這套書出版以後，在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和中日關係史的學者中成為話題，掀起了研究熱潮。這種現象並不是特殊個案，解學詩主編的《滿鐵檔案資料彙編》，如果從1958年國家規劃項目滿鐵史料編纂任務下達開始計算，耗時50多年才完成了1200多萬字的偉大工程。但在中國知網裡檢索引用這套資料的學術研究論文只有45篇。令人略感寬慰的是，碩士博士畢業論文引用這套珍貴一手資料達到了109篇，衷心希望年輕一代日本研究學者能始終堅持這種更加重視原典的勢頭。
第三，當代中國的日本研究質量尚待提高。中國每年有大量與日本有關的著作和論文出現，在這些作品裡有多少是真正在研究日本，找到新的資料，提出新的問題，總結出新的規律？還是僅僅在描述日本、想像日本？有多少是跟風急就、拾人牙慧？研究中國的老一輩日本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安藤彥太郎曾經提及，中國很多人具有豐富的日本知識，甚至讓日本人都很吃驚，同時他也非常坦率地指出：「這些從經驗中積累起來的知識並沒有體系化，並沒有在日本研究中加以運用。我真實的感想是，在認識日本與研究日本之間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還沒有徹底克服。」
在21世紀以前，由於中國綜合國力、中日兩國發展階段的差異、中國總體的開放程度等因素的制約，中國學術界能夠熟練使用日語、有機會長期去日本搜集資料的人數還是比較少，那些觀風問俗的遊記、日本很多領域新知識新現象的翻譯介紹、中日學者之間交流記錄整理等等，對當時中國人開闊視野、為培養年輕一代學者、為此後的學術研究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這應該得到承認和讚賞。但是，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全球化的大發展和資料電子化及知識傳播、檢索手段等的日新月異，此前那種知識獲取上的不對稱現象已經發生根本改變。面對著方興未艾的跨學科、跨領域、多語言學術研究的蓬勃發展，仍然堅持著涇渭分明的「聖域」存在，很難拿出讓世界日本學界和中國民眾滿意的作品。
2002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呼籲各界重新審視中日關係，避免兩國敵對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加深而陷入惡性循環，提出要把歷史認識問題放在次要位置的「對日新思維」。
隨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也發表文章，針對馬立誠的「新思維」進行系統化地闡述。這種研究結論打破了中國日本研究學界的一些長期共識，引發軒然大波，很多日本研究界的學者紛紛撰文進行論戰，筆墨官司甚至一度打到日本。在對馬立誠與時殷弘批評中，一些很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二人不是日本問題研究專家，立論過於幼稚，缺乏常識。學術爭鳴本來是學術發展的動力與常態，具體觀點的差異應該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一爭高下，而不應該根據觀點的提出者是哪一個領域的專家來判定。另外一個例子，按照中國知網的數據統計，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發表了大約1035篇有關釣魚島的文章，其中，究竟有多少提供了新知識和新觀點，不好輕易下結論，拋開那些東拼西湊甚至漏洞百出的作品，絕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日兩國的資料，包括從古代的海圖一直到當代的檔案。但釣魚島問題的研究是不是僅僅通過中日兩國的資料就可以說清楚？2005年，吉林大學教授郭永虎使用美國國家檔案，發表了《關於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美國因素」的歷史考察》，在中國學界關於釣魚島研究中，該文至今仍是引用率最高的論文。
2015年，南京大學教授張生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釣魚島問題文獻集及釣魚島問題研究」，到2017年4月，該項目陸續結集出版了10卷本的《釣魚島問題文獻集》，字數達433萬字，其中，包括中文之部、日文之部，同時還有西文之部，具體有《美國外交關係文件》《英國外交檔案與日藏美國文件》《美國安全檔案》三冊。
在英文檔案的基礎上，張生指導的學生仇夢影在2018年撰寫了《釣魚島問題的英國視角》畢業論文，陳海懿發表《二戰後的琉球群島處置及其「歸還」：基於英國視角的考察》， 這些新領域、新材料的開拓是對釣魚島研究非常好的推動。
第四，中國的日本研究的研究心態問題。站在當下去回顧中國的日本研究歷史的時候，可以發現上文引用過明朝的鄭舜功、清朝的黃遵憲、民國時候的戴季陶，都曾經言及中國在面對日本時候存在某些特殊心態不利於我們冷靜客觀地研究。那麼，現在我們是否存在類似的問題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雖然不是日本問題專家，但她父親是留日十年受教於京都大學泰鬥河上肇的資耀華。結合父親的經歷，資中筠提出日本對中國研究之深、之細，由來已久，而且是一貫的。但相比較而言，中國對日研究始終不甚發達，總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淺層次。究其原因，她提出了三條：「其一，情緒化。對某一外國的研究和認識往往與國家關係混為一談。關係好時為『友邦＇，多看優點，否則反之……其二，把日本作為『二傳手＇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實用主義。從深層次講，國人對日本在文化上無法擺脫以文化源頭自居的心態。」
對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來說，這些批評是非常尖銳的，客觀地說，這不適合中國對日本研究的所有學者，也不適合所有領域，但在某些領域的某些學者身上，的確有鮮明的體現。我們應該認真傾聽資中筠的逆耳忠言，冷靜客觀、扎紮實實地推動中國的日本研究。實事求是地說，本民族文化中心，或者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話說是人類思維中的「先有、先見、先知」，在任何一個國家、每一位學者的潛意識裡多少都存在。中國和日本漫長的歷史往來、彼此之間有類似的文化要素、很多共同的精神追求，因此，在研究日本的時候，更容易產生「以己度人」的思維傾向。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在探討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方法的時候，指出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存在著一種傾向，「在理解作為異民族文化的中國文化時，一方面產生了一種親近感，同時又造成了一種妨礙差異性認識的反面結果」。
應該說這個總結是非常精闢的，同樣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的日本研究界。因此，在研究日本尤其是近距離觀察日本時，應該形成一種本能的反應，儘可能避免因為個人偏好、情感因素，甚至是社會輿論動向左右自己的客觀判斷。
當然，中國的日本研究領域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相反的心態。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初，因為日本是中國學習和趕超的目標，一部分學者把日本的各種研究成果譯介過來，直接就變成了開給中國的藥方。針對這種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駱為龍在1990年曾經指出過，「在研究工作中，認識片面，形上學的傾向時有表現。戰後日本在經濟管理、發展教育、發揚民族文化和促進科學技術發展乃至行政管理等方面，確有不少值得借鑑之處。但是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不能僅根據方針、政策等書本材料進行研究，而且還要實際考察它在付諸實施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免把這些經驗『理想化＇ 」。
隨著中國的發展和中日兩國交往的不斷增加，彼此之間的誤讀正在減少，但又出來了新的「食日不化」。一部分中國學者以日本既有研究方法為範本，不斷引入新的理論和研究術語，在沒有合適的中文表達之前，某些中文專業詞彙直接使用日語漢字，以至於到了讓讀者不知所云的程度。楊棟梁針對這種情況，非常客觀地指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開闊了研究者的認知視野，豐富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但也增加了價值判斷認定標準的難度。現實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表面上引入新理論新方法，實際上生搬硬套的拿來主義和虛飾空談」。
一種新的理論方法不應該簡單是一套新奇的敘事方式，而應該是能夠對既有的研究證實或者證偽，能夠開啟觀察日本的一個新視角。比這種機械拿來主義更嚴重的，是極少數學者對日本國內學術觀點的盲從，不認真去審視其原始資料、論證過程和邏輯自洽，簡單地引用和重複別人的結論，缺乏辨析的習慣和能力，這種學風是日本研究領域內應該高度警惕。前文化部副部長劉德有曾經多次批評用所謂的「日本文化特殊論」來解釋日本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他提醒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中國的日本學研究，包括日本文化的研究應該根植於中國的學術沃土，應該有自己的基於科學的觀點，而不應該是日本本土相關學科研究的簡單模仿和拷貝，人云亦云，重複、照搬」。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宋成有的批評則更為直接，中國學者應該「以外國的歷史經驗教訓為他山之石，為我所用，有所區分、有所選擇、有所梳理、有所發掘，而非囫圇吞棗，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頂禮膜拜」。上述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日本研究特有的問題，看看我國臺灣學者徐興慶對臺灣地區日本研究現狀的分析， 高麗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金春美對韓國日本研究現狀的總結， 可以發現，如何克服學者個人的情感偏好，客觀研究日本是對東亞各個地區和國家學者的考驗。
03
中國日本研究的前景
李：如您所分析，中國的日本研究成果很多，但問題也不容忽視。您認為中國的日本研究前景如何，應該去做哪些努力？
初：中國的日本研究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已經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研究人員，並且獲得累累碩果。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日本是中國重要的鄰國，雖然在經濟總量上被中國趕超，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世界尤其是在亞洲將仍然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認真研究日本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將一如既往地為中國提供重要的借鑑。結合中國對日本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可以對未來中國的日本研究進行一些展望。
第一，要進一步梳理中國的日本研究傳統，總結中國日本研究的優勢和特色。
古代中國的日本研究更多是對日本相關信息的想像、收集和記錄，近代以來的研究者則出於救國圖存的緊迫感，更多是對日本的學習、譯介和批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真正奠定了日本學研究基礎的先行者，他們既有強烈研究日本的動力、非常紮實的中國文化底蘊，同時也受過非常嚴格的現代學術訓練。周一良、吳廷璆、鄒有恆三位老前輩的經歷很有代表性。周一良出身書香世家，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和外語訓練，大學時代受到鄧之誠、洪業、陳寅恪等名師的耳提面命，在哈佛大學主修日本語言文學時師從被稱為「西方日本學之父」的葉理綏（Serge Elisseeff，日本名字是英利世夫），而葉理綏本人在 1908-1914年曾留學現在的東京大學，師從日本文獻學奠基人芳賀矢一。值得說明的是，後來世界範圍內鼎鼎大名的日本學研究大家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國內一般翻譯為賴肖爾）也是葉理綏的弟子，是周一良的師兄。建國後，周一良先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按照周先生自己的說法，「六十年來，我可說是經歷了乾嘉樸學、西方近代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三個不同階段的訓練。我的看法是，這三種類型的訓練有一共同之點，即要求歷史必須真實或儘量接近於真實，不可弄虛作假，編造篡改。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成為『後事之師＇ ，起參考、借鑑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歷史最根本的態度和方法只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如何才能實事求是呢？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應當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能由此而及彼，由小以見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紜錯雜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看到歷史是辯證地發展」。吳廷璆先生少年時代受叔父影響，博聞強識，外語功底很好，1929年進入北京大學師從許德珩、陳啟修先生，1933年進入現在的日本京都大學史學科，師從日本東方學會首任會長羽田亨，先後在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任教。吳先生早在1961年就敏銳地意識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主張堅持整體的世界史研究，更難能可貴的是，吳先生認為，「有人因為反對歐洲中心論而主張建議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史體系，我看也沒有必要。」他主張「世界史是要把人類社會作為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進行具體研究」。吳先生領銜編寫的《日本史》歷時20年，洋洋百萬字，體現出了中國學者對日本歷史研究的立場和觀點。
鄒有恆先生是1932年赴日留學，1936年進入現在東京大學文學部主修西洋史科，師從今井登誌喜、平田澄與羽仁五郎，遠山茂樹是鄒先生的師兄，而井上清則是先生的同窗。回國後先後任教於東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鄒先生認為，中國的外國研究當然包括日本研究，「一直存在著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的問題。過去是不能講資本主義國家有什麼好的東西，而近幾年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又出現多講優點，不顧消極面的傾向，這裡雖然有研究者的問題，但最主要的是過去的方針、路線上的和人為的禁忌還在起作用」。鄒先生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針對當時日本史學研究領域受到蘇聯史觀和日本史觀影響比較大的狀況發出呼籲，「我們要搞中國特點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實事求是。不管是誰的主張，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據的就應當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著什麼人，什麼學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總結出自己的看法，誇張一點說，要建立自己的體系，創中國的日本史學派，這些都應當是長遠目標」。
從這些日本研究前輩的經歷和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國日本研究的淵源和一路走來的艱辛，他們都強調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和對研究方法的寬容態度。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體系和方法，前提是要清楚知道別人做了什麼，並且知道各種體系和方法的利弊得失。引入或者使用一種研究方法或者分析工具，需要對其有全面系統的準確把握，需要從邏輯上去梳理，需要用不同時代的大量個案去驗證，需要通過異質對象之間差異去比較。一個新概念提出、一種新分析方法的確立非常艱辛，希望中國能在短期內建立在世界日本學研究領域的話語權談何容易？正如李薇所言，我們「距離構建中國的日本研究範式還有相當長的路程要走」。
第二，由於技術進步和更全面的語言、理論訓練，中國年輕一代日本研究者是有可能在原典解讀和方法運用兩個方面取得更大成績。以前說使用一手資料，主要指的是去圖書館、資料庫裡閱讀原著手稿、傳統檔案文獻、不同時代的報刊雜誌等紙質材料或者膠片，由於大規模的電子數據化及傳輸速度的不斷提高，通過網絡在千裡之外就可以便利地利用各種資料庫與電子資源。例如，研究日本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等各個方面，離不開對日本國家政策形成過程的全面考察，日本已經公開的海量原始資料應該得到更多重視。日本已經開放了三個完整的與議會有關的資料庫：一個是帝國議會會議錄資料庫，主要收錄戰前議會記錄，從明治23年(1890)11月開始到昭和22年(1947)3月所有討論的文字和圖像都可以檢索閱覽； 另外一個是日本國會會議錄資料庫，收錄戰後議會記錄，從昭和22年(1947)5月開始的第一次國會直到現在日本議會所有討論的文字和圖像都可以檢索閱覽。這兩個資料庫資料翔實真實，甚至包括不同時代議員的口頭禪、會場上的掌聲都有記錄，而且無需任何密碼、完全免費，隨時都可以登錄隨意下載。第三個是日本法令索引，包括明治19年(1866)2月開始向日本歷代議會提出的法案及關於法令的修改廢止經過、所有法案的審議過程等等。
如此便利、權威的資料，此前中國日本學術界總體利用的數量還是非常少，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孫立祥在研究戰後賠償、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建平在釣魚島問題研究中都很好地利用了這些資料，完成了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新一代青年學者更迅速地接受和更積極地利用這些資料庫。以上述三個資料庫為例，如吉林大學田野（劉徳斌教授指導）的博士畢業論文《戰後日本賠償外交研究(1945-1977)》、中國社會科學院舒方鴻（崔世廣研究員指導）的博士畢業論文《戰後日本和平主義思想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張建偉（崔丕教授指導）的博士畢業論文《美日「衝繩密約」研究：圍繞軍用土地問題的外交、政治與地方政策》，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劉驥躍（吳懷中研究員指導）的碩士畢業論文《安倍晉三對華認知研究：以國會議事錄(2013-2018)為中心的考察》等都有利用，為論文提供了紮實的論據，而且近幾年來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著實令人高興。在傳統的研究習慣中，原典與一手資料的潛心解讀與直接引用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也是根本。但原典和一手資料是不是會「其義自見」？即便是當事人的著作或者記錄，由於時間差異和種種禁忌，無法保證其敘述就是歷史的真實。同樣，面對同樣的文字，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個解讀者在自己學術生涯的不同時期解釋都不盡相同。正如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面對著同一個研究對象，需要不同科學家用不同儀器、通過不同方式去進行研究，通過人眼觀察描述的物體狀態和通過電子顯微鏡觀察描述的物體構成肯定大相逕庭，但由此來爭論孰對孰錯是毫無意義的，人眼和電子顯微鏡其實就可以理解為研究方法，在不同層面上需要更有解釋力的工具來完成我們對這個世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約瑟夫·奈曾提醒我們：「單靠理論或者歷史是不足以解釋問題的。那些主張通過敘述事實來理解問題的歷史學家，沒有告訴我們他們在選擇事實的時候所遵循和隱藏著的原則。政治學家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孤立和沉迷於抽象要領的迷津之中，把自己頭腦中的構想當做現實。我們只有往返於歷史和理論之間才能夠避免這樣的錯誤。」
中國的日本研究界年輕一代的努力很讓人振奮，他們在立足原典和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大膽嘗試採取更為科學的研究手段，為我們揭示了很多此前通過局部的、簡單的原始文本閱讀很難得到的啟示，提出有趣的問題，給出非常有說服力的回答。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曾婧通過運用文本數據建模的政治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使用基於統計學原理對政策相關文本進行文本數據抽樣和數據挖掘。樣本選擇了日本首相官邸的《歷代總理的時政方針與所信表明演講》資料庫，施政方針演說概述該年度政府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所信表明演說則全面表明首相個人的政治抱負和治國方略，是日本政府治國理念和政策偏好的最重要體現，同時演講場合相對一致，演講頻次分布均勻，特別適於分析日本政府的意識形態變化。樣本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70年內（1945年9月至2015年2月）發表的172次國會演講。在通過軟體進行詞頻統計分析、政策關鍵詞相關性分析，然後以實際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因變量，以同一時期所有政策關鍵詞的年平均頻次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得到了很多有啟發的結論，「日本的安全政策偏好和經濟政策偏好總體上呈負相關趨勢，當經濟手段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時，安全政策變動趨於緩和；當經濟手段對經濟狀況的改善效果並不明顯時，日本政府傾向於上調安全防衛等級」。
如果僅僅通過傳統的原典分析，單個學者是無法處理如此龐大的資料，更難找到長期性的規律特徵。類似這種努力還可以從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建立關於日本大國意識的研究中得到了體現。他選擇的一手史料是日本內閤府發布的「外交輿論調查」資料庫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的《日本政治與國際關係資料庫》，研究方法則借鑑了心理文化學中「情感性地位」需求，結論同樣讓人耳目一新。
再比如，中國學術界討論了多年關於日本人的戰爭道歉問題，從兩國政府的新聞公報、中日外交解密檔案、兩國外交官回憶錄等一手資料出發的研究成果斐然。大連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張婷婷的研究則別出心裁，她使用了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開發的《現代日語書寫語言均衡語料庫》和《日本政治交際語料庫》，其中包括了歷屆總理大臣、內閣官房長官及外務大臣的演說、談話文本，以及日本四大報紙（朝日、每日、讀賣、產經）中的相關採訪、社評等豐富的內容。文章區分了四種致歉方式並分別在龐大的資料庫中統計使用狀況，同時進行語用實例分析，作者發現「在日本的政治交際活動中，情感表白型致歉表達方式較之其他三種類型（直接道歉型、請求原諒型、承認過錯型）而言使用率略高」，其背後的考量是「情感表白型不僅巧妙地擺脫了被動的立場，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複述冒犯行為（有失偏頗、不夠完整等）所引發的再度爭議、武力衝突等問題發生的可能」。大數據總結出日本政治交際活動的總體特徵，有助於我們更深刻理解中日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矛盾。
第三，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的日本研究也面臨國際化的問題。這個國際化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層面是中國的日本研究不能閉門造車、自說自話，必須要與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日本研究學者進行交流，在學術探討中互相啟發、共同提高。這集中體現在多年來大批歐美、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學者的日本研究作品翻譯成中文。其中，商務印書館著力甚多，在其推出的「日本叢書」中，包括學界熟悉的很多歐美學者的日本研究名著，如諾曼的《日本維新史》、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賴肖爾的《當代日本人》、弗洛伊斯的《日歐比較文化》等等。中國讀者熟悉的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多部日本研究著作都被翻譯成了中文，如《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日本的成功與美國的復興 再論日本名列第一》《日本新中產階級》，以及即將出版的《中日關係史》等。此外，詹森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塞繆爾斯的《日本大戰略與東亞的未來》、道爾的《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等等都是中國日本研究者的必讀作品。復旦大學教授賀平將這些西方日本學研究成果譯介的意義，上升到了中國日本研究在國際學術體系中的地位與本土學術主體性建構的高度來認識。
與此同時，中國日本學界還積極走出去、請進來，通過設立論壇，舉行國際會議等方式與各個國家、地區的同行進行交流。比較穩定和成功的如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等國內高校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的高校舉辦的「東亞日本研究論壇」，已經堅持了10年，與會國家、地區輪流主辦，就共同關心的研究課題展開坦誠交流。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與韓國高麗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多年來一直在舉辦「東亞青年學者共同研究論壇」，2017年的主題是「日本研究的多樣性」，2019年的主題是「令和時代的日本研究」，都是非常精彩的選題。北京大學則參加了亞洲區域整合的東亞大學院（East Asi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AUI），這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科發起，是以歐盟的伊拉斯謨世界項目為範本的一項高等教育交流計劃，對標的是歐盟的歐洲大學院。合作成員包括北京大學、韓國高麗大學、泰國法政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等五所學校。從2012年至今，五校輪流舉辦了十多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動，其中，與日本相關的研究非常多。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作為中國方面實施單位，每次派出約2-3名教師和5名碩士、博士研究生參加。類似這樣的活動，對於加強國際合作、拓展我們的研究範圍、培養未來更加具有世界視野的年輕一代日本研究學者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中國日本研究的國際化意味著要把日本研究放在東亞、放在亞洲、放在世界來思考，打破簡單的區域研究隔閡、學科分野的隔閡，不斷壯大比較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的學者隊伍；同時，要充分利用目前我們綜合國力提高後帶來的諸多便利條件，扎紮實實地長期俯下身去做好田野調查。也真誠希望國內各個日本研究機構能夠精誠合作，群策群力來推動中國的日本研究高質量地發展。
美國的日本研究代表性人物吉拉德·卡蒂斯（Gerald L. Curtis）教授的研究是很好的例證。1967年，他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到日本進行調研，正趕上眾議院第31次總選舉，在中曾根康弘的介紹下，有機會加入大分縣二區自民黨眾議員參選人佐藤文生的選舉陣營，在一年的時間裡他與佐藤文生及其後援會的支持者們一起食宿，貼近觀察從佐藤參選開始到最終第一次當選整個選舉活動的全過程。在掌握了選舉所有細節之後，他運用自己熟悉的政治學理論進行歸納總結，很快就出版了《議員的產生：日本式選舉運動的研究》， 隨後還推出《日本政治的邏輯：領導者，制度和變革的局限》等一系列經典之作。他依靠在日本政、官、財、媒體等各界長期積累的人際關係網絡，對日本社會不同層面發生的變化都能迅速找到核心人物訪談，也就能夠拿出相對比較權威的解釋和有針對性的預測。但卡蒂斯教授並不是只盯著日本一個國家，他年輕的時候對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也很感興趣，後來也發表了關於美韓關係的研究，2010年，他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緝思、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國分良成合編了中美日三邊關係的著作。
顯然只有紮根日本，然後再跳出日本、放在東亞乃至全球的視野下，才能更好理解日本。中國學者也有類似這種努力。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尚會鵬的日本人論研究就比較典型。他先後涉獵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與人格學派、土居健郎的嬌寵理論、中根千枝的縱式社會論，許烺光的心理人類學研究， 在反覆研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心理文化學的研究視角，將日本人的基本人際狀態稱為「緣人」，相對應地把中國人的基本人際狀態稱為「倫人」，進而從自我認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換模式、人與集團的關係等層面，勾勒出日本的「文化基因」。與此同時，他還是印度社會文化研究專家， 用心理文化學的分析框架將包括中國在內亞洲三個國家共同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
這時候的日本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研究對象，在三種不同社會文化的比較之中，更明確地凸顯出了日本的特性。與此同時，尚會鵬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不是簡單地坐在書齋裡進行邏輯推演，而是堅持在日本、印度和中國長期做有連續性的田野調查，並且將調查結果與大量文本資料進行比對和驗證。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尚會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得到中日兩國學界的承認，已經有多冊日文版著作在日本出版，引起熱烈討論。2016年7月20日的《朝日新聞》的「東亞之窗」欄目專門刊登了對尚會鵬的專訪。
記得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際，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陳奎元寫下了這樣的題詞：「論往昔，中華東瀛為友為敵是非在；望前程，環宇生民是福是禍總相關。」回顧中國研究日本的漫長歷史，可以發現，中日兩國有過生生不息的文化交流，有過血與火的兵戈相見，全面研究那段歷史是正確認識歷史的前提；改革開放以後，中日之間有過「蜜月」時期的高潮，也有過雙方民間好感度不斷惡化的低谷。目前，中日兩國都在共同應對新冠狀肺炎病毒的肆虐，在一個世界命運共同體日漸形成的今天，中日之間有太多需要互相合作的領域。兩個國家的關係不僅僅關係兩國國民的福祉，對於整個亞洲乃至世界的繁榮和穩定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如何繼承前賢的傳統，在時代大潮激蕩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靜地剖析日本，是中國日本研究學者們責無旁貸的使命。
本文轉載於《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 2020年 第2期。
原標題：《【深度專訪】初曉波教授訪談——中國的日本研究：歷史、現狀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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