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個人如何應對傷痛,國家就如何應對危機

個人應對傷痛與危機，和一個國家應對危機的模式有諸多共通之處——國家也只是由個人組成的一個更多元、更宏大的共同體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美）賈雷德·戴蒙德著，曾楚媛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

文 | 《財經》記者 臧博

編輯 | 何剛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有時被稱為「環境史學家」，以其《槍炮、病菌與鋼鐵》、《崩潰》等著作聞名於世。這些作品事實上早已超越環境史範疇，更多從環境等因素出發，考察社會與文明演進的邏輯。2020年4月，他的新著《劇變》推出中文版，一改此前的「環境史」寫作理路，應用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有人將戴蒙德最近的三部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崩潰》、《劇變》）並稱為「人類大歷史三部曲」，這樣的評語有其合理之處。所謂「大歷史」觀一般看重高屋建瓴，通過對社會和經濟結構進行長線條觀察，以從總體上把握一種文明或一個社會的演進脈絡。從《槍炮、病菌與鋼鐵》到《崩潰》，戴蒙德筆下呈現的種種文明興替，確實符合「大歷史」的某些標準。

只不過他的研究既能大開大合，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又能見微知著，析世事、察興衰。併力圖在「大歷史」中探尋那些發揮了關鍵作用的因素。在戴蒙德看來，他的「大歷史」意味著以拉長了的歷史脈絡和大幅擴展了的區域空間為研究背景，並在其中以綜合、比較的方法來探討重大歷史議題；與此同時，也不會忽視那些小的細節。比如，他會研究某一區域在近萬年時間內的社會誕生進程與發展興衰，而藉助的考察工具則可能是某些關鍵穀物在這些區域內的分布狀況。

新書《劇變》出版後，人們發現其寫作風格大不同於往日。戴蒙德之妻多年前便精於心理學研究，或因受此影響，他在《劇變》中拋卻前幾部書中使用純熟的環境地理等變量，轉而將心理學視角引入對一個國家和社會如何因應危機的研究。儘管老話說「家國一理」，但從個人應對創傷的心理過程抽繹出若干變量，再將其施用於分析一個國家如何應對危機，這一獨闢蹊徑的研究理路仍然引來一些爭議。

戴蒙德對此並不介懷，而是坦然認可自己在《劇變》中的確是使用了一些心理學的分析範式，這是因為用它們來解讀一個國家應對全國性的政治危機，具有其他方法無法替代的解釋力。戴蒙德堅信，這樣的研究進路並沒有什麼難以索解的玄機，而是合情合理、言之有物——因為個人應對傷痛與危機，和一個國家應對危機的模式有諸多共通之處，國家也只是由個人組成的一個更多元、更宏大的共同體。事實上，戴蒙德認為，當一個國家面對重大危機時，其應對策略完全可以借鑑個人面對危機的心理康復過程。不得不說，這樣的研究視角讓《劇變》展現出糅合歷史學和心理學的獨特風格。

《劇變》也顯示出戴蒙德深邃的歷史洞察力。戴蒙德認為，不論美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將在未來數年中迎來一系列嚴重危機，比如核武器問題、社會不公正、氣候變化。而對美國來說，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和社會階層趨向固化。

幾乎每代人都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最能炮製焦慮，在戴蒙德心目中，過去這個十年產出焦慮的問題則是空前的。一方面，全球化讓大多數人普遍受益，也在一些地方造就了不公（inequality），這成為時代焦慮症候的重要源頭之一。而這次新冠疫情卻在某種程度上扭轉著全球化原本的發展軌跡。不過，戴蒙德沒有將全球化歸結為所有問題的原點，在他看來全球化是中性的，人們真正需要做的是有準備地盡力管控危機，同時讓更多人從中獲取最大利益。

時代焦慮的另一個源頭是政治極化。戴蒙德是一位比較抗拒電子產品的學者。他沒有電腦，也幾乎不用手機，寫成的書稿依賴妻子和助理錄入電腦。對於當今人們沉迷於手機等電子產品和社交媒體軟體，戴蒙德多有微詞。他甚至在接受比爾·蓋茨採訪時，認為正是由於人們沉迷於電子產品，以及依賴可定製符合自身喜好內容的社交媒體獲取信息，從而自主地沉浸於定製的信息漩流，部分導致了美國社會日益走向政治極化，任何「第三條道路」的意見都失去了市場。這種狀況的確是一種潛在危機，其所造就的惡果便是，一旦發生重大社會分歧，整個社會就可能陷入撕裂與紛爭。當然，戴蒙德並不是主張美國將就此衰頹，而是以危言警世，提醒美國民眾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認識到現有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已不再奏效，必須在清醒認識現狀的前提下重新發現生活。

戴蒙德近日接受《財經》記者專訪，介紹了新作《劇變》的核心結構，以及自己其他著作的研究理路，並對當下的疫情、全球化、美國政治極化等話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研究範式轉軌

《財經》：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環境地理等因素被作為重要研究變量，對不同社會之發展軌跡產生顯著影響與衝擊。而在新著《劇變》中，未再考慮環境地理等因素，為什麼轉而引入更為豐富的12個變量，來研究7個國家對重大危機的因應舉措？

賈雷德·戴蒙德：我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所討論的環境因素中，包括了各個大陸可以用以馴化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方面的差異，它們部分導致了不同大陸上的民族及其歷史，在長時段上表現出的顯著不同。這些因素用在《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研究主題十分貼切，且不可或缺。換句話說，這些因素有助於我們探究在過去一萬年中，不同大陸上的文明在社會文化等領域何以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發展速度與特徵。但到了我的最新著作《劇變》中，我要討論的則是過去50年來，這7個國家如何應對全國性的政治危機，環境地理因素與之完全不相關或關聯微小。

《財經》：您的著作常引入不同的分析變量，並以實證的比較分析方法展開研究。《崩潰》和《槍炮、病菌與鋼鐵》均重在考察文明興衰，並藉助不同研究變量來探討其根源，知識維度跨越了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為何要在《劇變》中引入心理學的分析範式？

賈雷德·戴蒙德：我的這本新書《劇變》旨在揭示過去50年間，7個研究樣本國家如何應對巨大的挑戰和全國性政治危機，以及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我之所以在這本書中引入多種心理學的研究範式，是為了幫助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和理解前述的政治危機及這些國家的應對舉措，更是因為我在研究中發現，這些心理學研究角度，為我提供了最趁手的分析工具，有助於廓清籠罩於國家應對重大危機過程中的迷霧。總括而言，我每次開展一項新的研究課題，都會重新設計針對該題目最為有效的研究進路。我並不喜歡株守和重複使用某種固定的研究方法，對於一個新湧現的問題，需要找到最有助於理解它的研究途徑。

《財經》：近年來一些全球性的挑戰變得日益棘手，比如不平等問題、氣候變化、全球性疫情大流行等，與之相伴隨，大規模的移民開始向富裕國家流動，歐洲受困最烈。對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區域而言，移民是否可視為某種社會危機與挑戰？借鑑《劇變》中的研究思路，歐洲國家應如何對待移民問題？

賈雷德·戴蒙德：毫無疑問，移民問題已經形成為一種危機了，在歐洲更是如此。因為歐洲一方面擁有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和福利制度，對移民有著天然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歐洲距離非洲大陸很近，而那裡聚集著世界上最為龐大的貧困人口，兩方面因素的疊加令移民大量湧向歐洲，令其不堪重負。

我在《劇變》中提到了影響個人或國家危機應對決策的12個變量，其中一個是「誠實的自我評估」（honest self-appraisal），這個變量可以移用來作為歐洲應對難民危機的一個非常恰當的起點。也就是說，歐洲必須誠實地面對這一現實：歐洲竭盡全力也不可能接納可能多達10億的非洲移民。對這些非洲民眾來說，幾乎每個人只要能移民歐洲，生活質量都能大幅提高。

《財經》：閱讀《劇變》能很清晰地感受到，這本書中的研究方法有著濃厚的心理學特徵，移用心理學研究的分析模型來考察七個國家的危機應對。我的問題是，將個人應對傷痛的心理過程，用來比附一個國家如何應對危機，是否有足夠說服力？畢竟，這不是歷史學家們常用的典型的研究方法。

賈雷德·戴蒙德：沒錯，我的這本新書《劇變》的確應用了一些心理學的研究範式，因為這些範式在考察國家政治危機過程中，具有很好的解釋力。個人應對危機和國家應對危機，兩者其實存在許多相通之處，其間發生作用的大多數因素能同時適用於這兩種情形。這並不是什麼奇談怪論，因為國家是由人構成的共同體。當然，也應該認識到有一些事關國家危機的特徵，無法適用於個人應對危機——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當國家面對危機時，政府的領導能力至關重要，但這種領導力對於個人而言則失去了意義。

「大歷史」的內在理路

《財經》：有一些中國讀者常將您的研究工作歸類為「大歷史」。您對此有何看法？

賈雷德·戴蒙德：是的，我的研究的確有這樣的特質，我會把宏大的歷史議題置於超長的時間尺度和廣闊的地域空間，並對其進行綜合考察。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的著作可以被視為「大歷史」。但關涉「大歷史」視閾的一些問題，其答案卻潛藏於對「小歷史」的正確認知與理解。

舉例而言，回顧過去一萬年，許多農業社會經歷了各自的發展興衰歷程，而在其間起到關鍵作用的其實是區區52種穀物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形態。要想真正理解過去一萬年中人類歷史在廣闊視野中所經歷的發展模式變遷，就必須先搞清楚這52種穀物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分布情況。

《財經》：《槍炮、病菌與鋼鐵》所展現出的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分析方法論，被一些學者視為「環境決定論」。您是否贊同這樣的論斷？

賈雷德·戴蒙德：首先，環境對人類社會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當然，不同類型的文化和政治文明，對一個社會的影響同樣不可小覷。所以，環境、文化和政治，哪一個的作用更值得稱道，完全取決於想要研究和解釋的對象的性質。拋開具體的研究對象來空泛地批評所謂「環境決定論」、「文化決定論」或「政治決定論」都是同樣的不知所云。

對一個社會的某些面向來說，環境因素的確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至於那些抱怨「環境決定論」的虛妄之言，我只想說：來年一月，請只穿背心和短褲去北極站立一分鐘，然後再探討在一月的天氣裡的北極，環境、文化還是政治，哪一個對人的影響相對更大。事實上，對於一些宏大的歷史問題，比如某種類型農業社會的崛起，必然是環境在發揮著決定性作用。

《財經》：《崩潰》《槍炮、病菌與鋼鐵》和《劇變》被譽為「豐碑式的三部曲」（monumental trilogy）。這三本書中是否存在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從閱讀體驗來說，這三本書事實上引入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賈雷德·戴蒙德：的確如此，這三本書關注的問題意識都大為不同，自然也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說這三本書有什麼共同點的話，首先它們都是出自我手；其次，它們力圖要解決的都是比較歷史學視閾中的文明興衰等宏大議題，而沒有錙銖於地方歷史的細枝末節。

《財經》：多年來，我們一直在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一小部分精英從全球化中受益更多。此外，全球化本身意味著更頻繁的人員國際往來，至少部分加劇了「新冠疫情」傳播。您對此有何看法？

賈雷德·戴蒙德：我認為，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所謂的全球化，其本質就是全世界日益緊密的普遍聯繫。這些聯繫可以造福人類，比如信息的快速流通與分享，也可能帶來危害，比如病毒和病菌會更快更廣泛傳播。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管控好危機的同時，從全球化中獲取最大利益；我們應該隨時做好應對危機的準備，與此同時，當這樣的危機真正到來時，應促成全球協作，以共同應對之。

當下這場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一種令人遺憾的方式扭轉著全球化的某些趨勢。這場疫情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沒有哪個國家能在這類危機中獨善其身，即便能夠控制住本國內部的疫情，其他國家仍沒有控制住的話，也很難完全阻斷來自境外的病例輸入。所以，加強全球協作才是「抗疫」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