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死於非命之前，先被殺掉的是汪廣洋。
汪廣洋是在洪武十年九月重新擔任右丞相的，胡惟庸則在同月升任左丞相。此時，距離胡惟庸擔任右丞相已經四年兩個月，時間可是夠長的。更何況在此期間，一把手左丞相的職位一直空缺，胡惟庸可以說是獨掌相權。
因此，朱元璋在這時配齊班子，就意味深長。
似乎可以肯定，皇帝對胡惟庸的工作基本滿意，否則他就不會將李善長退休以後空缺了六年多的職位給他。但與此同時，朱元璋恐怕也開始疑神疑鬼，否則他就不會把汪廣洋調回來做二把手。在他看來，汪廣洋既然是被胡惟庸排擠出京的，那就肯定會牽制胡惟庸，至少也能充當耳目。
汪廣洋卻讓朱元璋大失所望。
其實想想也知道，汪廣洋原本不是好鬥分子，在中書省的政治鬥爭中又總是失敗者。所以這次官復原職，他就只想明哲保身，不想惹是生非，竟然每天都泡在酒裡。胡惟庸再飛揚跋扈，他也不聞不問，自顧自地夜夜笙歌。
沒想到，這就惹出事來了。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監察部門向皇帝舉報：劉伯溫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聞訊大為震怒，同時也暗自慶幸總算沒有喪失警惕。事實上，權力欲和控制欲都極強的皇帝早就發現，六年半以來，胡惟庸越來越野心膨脹，自己則越來越大權旁落。官員的升遷，案件的處理，胡惟庸都不經請示就擅自做主，甚至對皇帝封鎖消息，以至於那些趨炎附勢之徒雲集於他的旗下，胡惟庸的相府竟門庭若市。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皇帝約談汪廣洋。在他看來，這位同在中書省又飽受欺負和擠對的右丞相，多少總能夠提供一些胡惟庸貪贓枉法濫用職權的材料。如能坐實謀殺案，就更好。
沒想到，汪廣洋竟是一問三不知。
朱元璋勃然大怒。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養條狗也不至於如此不中用，這可真是看走了眼。不過朱元璋是一貫正確也永遠正確的，因此用人不當的責任，就必須由汪廣洋自己來負，誰讓他將皇帝陛下的如意算盤毀於一旦呢！
盛怒之下，朱元璋以朋比為奸欺君罔上的罪名，將汪廣洋貶到了地老天荒的海南。事後，皇帝越想越氣，又派出專使十萬火急地追趕那犯官，追到哪裡就在哪裡賜死。
結果，汪廣洋死在了路上。
胡惟庸也很快大禍臨頭。汪廣洋上個月被殺，下個月就輪到他，罪名卻不是謀反。據考證，當時朱元璋發表的各種言論，都只說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擅權結黨。當然，按照皇權政治的邏輯，這已經足夠讓他粉身碎骨。
謀殺劉伯溫的事，同樣隻字未提。
李善長則安然無恙。據說，面對群情激憤的臣下，朱元璋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朕剛剛起兵，李善長就投奔到朕的門下，聲稱蒼生終於能夠重見天日。那時，朕才只有二十七歲，善長卻四十一了。追究他的責任，於心不忍啊！
這話半真半假，值得琢磨。
實際上，朱元璋並沒說李善長無罪，只說不忍。這固然可以理解為袒護，同樣可以理解為擱置。畢竟，李善長確實曾經是朱元璋的親密戰友。此刻舊話重提，不能說一點真情實意都沒有。何況，朱元璋曾經以鐵券與李善長約定，只要不是謀反便可免於死罪，本人兩次，兒子一次。現在他僅僅對胡惟庸擅權結黨負連帶責任，當然罪不至死。
但，如果謀反呢？
那就另當別論。
不幸的是，胡惟庸的案子不斷發酵，並且終於正式升級為謀反案。隨著知情人的不斷檢舉揭發和出庭作證，胡惟庸的陰謀詭計逐漸浮出水面，而且堪稱喪心病狂。
按照朱元璋欽定的結論，胡惟庸發動政變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日。這天他向皇帝報告，自家井裡湧出了酒一般甜美的甘泉。朱元璋欣然前往觀看，走出西華門時卻被名叫雲奇的宦官死死攔住。這個宦官情緒激動，氣急敗壞地半天說不出話來。如此衝撞聖駕，當然只能招來痛打。然而雲奇快被打死時，右手仍然指著胡府。朱元璋恍然大悟，急忙登上城樓，立即發現那宅中刀槍林立，埋伏了重兵。
於是，皇帝馬上命令御林軍將一夥反賊拿下。
這可真是天方夜譚。照這個說法，胡惟庸謀反豈非皇帝親自發現而且人贓俱獲的？既然如此，他在洪武十三年正月處理此案時，為什麼隻字不提「謀反」二字？
何況謀反必有同謀，行刺皇帝更非同小可。那麼，朱元璋為什麼不將胡惟庸下獄嚴加審問，反倒匆匆忙忙在當天就把他殺了？天底下有這樣殺人滅口的嗎？
所以，故事都是後來編的。
李善長的案子也一樣。按照供詞，為兩個「反賊」牽線搭橋的是李善長的弟弟、胡惟庸的親家李存義，後來胡惟庸也親自出面與之密談。開出的條件，則是事成之後封李善長為淮西王，但都被李善長拒絕。最後，李善長耐不住他們的糾纏，才嘆了口氣說：我老了。我死以後，悉聽尊便。
這段供詞諸書記載不一，也漏洞百出。其實李善長只要安分守己不惹是非，死後封王根本沒有問題，他要胡惟庸那張空頭支票幹什麼？但這已經足夠朱元璋治罪了。於是皇帝降下聖旨：李善長開國元勳，皇親國戚，居然對胡惟庸謀反之事知情不報，狐疑觀望，暗懷二心，實屬大逆不道！
給出的處分是：賜死。
李善長只好自縊，時間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
此案同樣可疑。據正史記載，早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殺五年後，李善長被殺五年前，就有人舉報李存義父子是胡惟庸黨羽。如果胡惟庸謀反是實，照理說就該順藤摸瓜嚴加追查。然而朱元璋的處分，卻只是將李存義打發到崇明島居住，絲毫沒有把事情弄大的跡象。
如此這般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朱元璋心知肚明，其實胡惟庸並未謀反，李善長更是毫無關係。但是按照皇權政治的邏輯，李善長應該上表感謝皇恩浩蕩。畢竟，朱元璋硬要借題發揮大肆株連，也不是不可以，更沒人攔得住。
李善長卻一句服軟謝恩的話都不肯說。
朱元璋很不滿意。
胡惟庸案也仍在發酵。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一年，胡惟庸裡通外國，勾結日本人和蒙古人謀反的證人和證據，被找到或者說製造出來了。而且，那個據說是蒙古間諜的傢伙被捕後還被李善長隱匿，洪武二十三年才重新捉拿歸案。
這時，再遲鈍的人也該知道，法網正在張開。
李善長卻感覺良好毫無警覺。為了擴建住宅，他竟然向信國公湯和要了三百名士兵來打工。這當然是他對以權謀私習以為常，此刻卻未免有頂風作案之嫌。碰巧湯和又是個膽小怕事的，於是一面照辦，一面密報朱元璋。結果，李善長的謀反嫌疑又加重了：退休的宰相，要兵幹什麼呢？
如此不知檢點，落入陷阱就不足為奇。
然而這也反過來證明，李善長絕非胡惟庸同謀，對胡案更是問心無愧。如果有，從洪武十八年起，他就該夾起尾巴做人。同樣，朱元璋殺李善長也絕非因為雞毛蒜皮，而是有著更為長遠的打算和極其深刻的原因。
那麼，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改制，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