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是如何進行創作的，對於非藝術家的粉絲來說，這一直是一個世紀謎題。有人說，藝術家依靠靈感；還有人說，藝術來源於生活。
實際上，這兩種說法各有道理，但都被布萊恩·辛格棄之不用。在《波西米亞狂想曲》裡，弗雷迪·墨丘利的創作能力與生俱來。很明顯，布萊恩是用帶有粉絲經驗的目光來塑造這個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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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迪出生在坦尚尼亞，8歲前往母親的家鄉印度生活，直到17歲才移居到了英國。也就是說，弗雷迪的整個青少年時代，都是在搬家、動蕩中度過的。但是生活的動蕩，只能製造難民，並不足以讓他成為搖滾巨星——他的天賦，在這背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弗雷迪的天賦在於兩點：首先是他比帕瓦羅蒂還要寬廣的音域。這讓他在重金屬、華麗搖滾、歌劇、民謠之間穿梭有餘，隨性而至。其次是他驚人的音準。按照弗雷迪本人的說法，他「想走音都很困難」。這兩個天賦，可以說是老天爺賞飯吃，他想默默無聞都不可能。
所以，在布萊恩·辛格的表述中，弗雷迪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獲得了了不起的創作能力。和樂隊的第一次合作，就令人眼前一亮。隨後更是順風順水，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搖滾巨星。有人認為，這是缺乏人物弧光的劇本——
可站在「藝術創作」的角度上來看，對於一個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人物來說，表現他的傳奇，遠遠比表現傳奇的誕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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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片的困頓在於如何填補傳奇和普通人之間的鴻溝。一個無視死亡、目的明確的人是無趣的；而另一種將巨星劃歸為普通人的創作手法，難以滿足人們獵奇的欲望。在這兩者之間，《波西米亞狂想曲》選擇了原型理論。
於是，弗雷迪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歌手的沉浮，更加是一個類似希臘悲劇英雄的傳記。按照《千面英雄》的描繪，他要遭到質疑，對自己要心存懷疑，要遭到小人的暗算，才能在精神層面找回自己。並最終死在自己的名聲、緋聞和情感之下。
出生非洲、相貌怪異的弗雷迪，在英國一直都是一個異數。加上性取向和家庭出生的問題，他一直都不被認同。每每的責難和嘲笑，都成為了他的生活經驗，隨後，他再把這些生活經驗寫進了歌裡。他用音樂給了世界回答，也給自己找到了發洩口。
而在明白自己的性取向之後，弗雷迪陷入了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更該愛一個能給他帶來穩定生活的女人，還是去愛一個放浪形骸的男人。紙醉金迷的生活擊碎了他，他最終也一敗塗地。當然，這在劇作上，只是要完成書寫傳奇的必要步驟。可在生活中，皇后因為失去了這個主創，而一蹶不振。
此後，弗雷迪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來——契機就是他在當時已經罹患愛滋。
音樂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再是弗雷迪的發洩口和控訴方式了，而成了他的忠實夥伴與不朽的情人。看《波西米亞狂想曲》的歌詞：「I don't want to die, sometimes wish I'd never been born at all.」
假若這是弗雷迪對生命的反思，那麼在他生命的前半段，這種反思很明顯地帶有痛苦、叛逆和迷茫的精神狀態。而在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之刻，這又像是對於生命的留戀和不舍。於是，放浪形骸的過往在這一刻變成了對於生命的惋惜。所有人都能感覺到弗雷迪的愛欲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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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愛情，每個人都會有一大堆議論要發表。而皇后，真正意義上的情歌只有一首：《Love of My Life》。
在這首歌裡，弗雷迪曾經悲切而又痛心地唱到：「You've taken my love, And now desert me… I will be there at your side.」這似乎一語成鑑，在弗雷迪的生命中，那些金錢、名譽甚至是唱片行的老闆、經紀人，都曾經離他而去，最終也都失而復得。
弗雷迪這一輩子大概只愛過兩個人，一個是瑪莉·奧斯汀，另一個是陪他走到生命盡頭的吉姆·赫頓。
前者是一個女性，以一種性別的角度，打開了弗雷迪的創作之門。可以說，她是他的繆斯，雖然弗雷迪是一個同性戀，但他的繆斯，的的確確是一個女性。而弗雷迪本人也將瑪莉視為自己一生真正的朋友。
後者則在弗雷迪最為悲切、孤單的時刻，成為了他唯一的依靠。如果說弗雷迪生命的最後幾年，還有什麼慰藉或者是值得懷念的內容，那麼這位高大英俊的吉姆·赫頓一定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很難說，這是布萊恩·辛格在影片中粉飾太平，應該說，人們有多麼敬仰天才，就有多麼愛惜天才。縱然是在弗雷迪犯下那麼多錯誤之後，人們依舊選擇了與過去和解，放下芥蒂，朝前繼續走下去。
而這種處理人際關係和故事的方法，深得好萊塢和類型片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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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大的華彩，來源於對於Live Aid的像素級還原。
很多「好事之徒」將影片和Live Aid做了對比，結果發現，從道具到走位，從音符響起到歌聲停止，幾乎是分毫不差。就連鋼琴上的可樂、地下的水杯，轉播的機位，都做了嚴格的還原。
據說，當年皇后樂隊的助理，就在片場，隨時隨地指出哪個鏡頭，什麼細節不符合Live Aid的現場實況。從這個細節不難看出，整個劇組，為了徹底還原皇后樂隊的地位和歷史，做出了多麼巨大的努力。
這不僅僅是情懷使然，更是對於搖滾的熱愛。
作為當年最大規模的搖滾樂演出，Live Aid幾乎是所有搖滾樂隊和搖滾歌手必須要登上的舞臺。整個演唱會，可以說是囊括了當時在世的所有搖滾巨星。而在英國倫敦舉辦的這一場，僅僅是現場就有接近8萬觀眾。電視機前更是有16億觀眾。
在最後的歲月裡，弗雷迪錄製了《The Show Must Go On》，這首歌和《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一起，構築了弗雷迪某種人生觀念。一方面要演出繼續下去——無論這演出是舞臺的、人生的還是情感的。而另一方面，他對於死亡已經坦然——就好像歸於塵土（Bites The Dust）一般自然而然。
這就是搖滾。一千個人拿著電吉他彈《梁祝》，那也不是搖滾；一個人抱著木吉他和口琴唱《Bohemian Rhapsody》，那也不是搖滾。搖滾是一種人生態度，而不是音樂形式。搖滾不死，信仰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