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農曆臘月十五，是母親的生日，如果她老人家還在世的話今天就87歲了，很可惜她老人家在2006年73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每當每年的今天，我都會想起母親在世時我們一家子人給她老人家過生日的歡樂時刻，母親端坐在上炕裡，我們弟兄圍在炕桌周圍喝酒划拳，談天說地，孩子們在院子裡追逐嬉戲，好一副其樂融融的美好景象，每當此時，就是母親最開心的時刻。今天又逢此時，已經是物是人非，平添許多傷感。
前一段時間有一部電視劇正在熱播，這部電視劇的名字叫《娘道》，故事的主人公柳英娘是一位有三個女兒的母親，她的一生歷盡艱辛。14歲的時候被選中作為祭奠河神的河姑(就是被作為童男童女進貢給河神），在即將被投入黃河的關鍵時刻她終於有幸逃脫了。後來因為救了當地豪門隆家二少爺隆繼宗，並嫁給了他成為隆家二少奶奶，但是丈夫不幸因病亡故，在家族勢力爭名奪利的爭鬥迫害下，她和三個女兒被迫逃亡，後來又遭受陷害身陷囹圄，三個女兒無依無靠流落他鄉，命運堪憂。
在劇組討論劇中人物時，用了三個作為比喻母親的東西，一個是火龍果，一個是松樹，一個是向日葵。飾演隆家老夫人的張少華老師選了其中的松樹作為對母親的比喻，她說「母親就像這棵松樹，長到枝繁葉茂的時候可以為孩子們遮風擋雨，到老了、幹了的時候可以給孩子們作為柴禾燒火做飯」。
我覺得張少華老師的說法，真正地詮釋了一位母親一生偉大的付出和無私奉獻，天下的母親何其不都是這樣呢！
我的母親和劇中主人公的遭遇何其相似，不由我聯想起母親那艱辛、坎坷的一生和她對兒女們堅持不懈的付出和愛護，就像那挺拔的松樹，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中獨自一個人辛辛苦苦把我們弟兄、姊妹7個人養大，為我們的天空撐起一把傘，為我們遮風擋雨，其中的艱辛難以言表。
母親出生在甘肅省莊浪縣三集鄉(現在叫臥龍鎮）馬家堡子村的一家馬姓人家，母親姐弟7人，6女一男。母親排行老六，第七個是個男孩。15歲時嫁給鄰村魏家溝的父親，便開始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40年代末，中國正處於全國解放戰爭後期，貧瘠的西北黃土高原上生活的甘肅人，當時正處於西北軍閥馬步芳（當地對馬步芳的軍隊統稱為馬家隊伍）的暴政統治之下，加之連年乾旱，戰亂頻起，匪患橫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地處甘肅南部山區的莊浪縣，連綿不斷的山區，高山陡窪，全都是靠天吃飯。夏季農作物由於天氣乾旱顆粒無收，每年只能收穫一部分秋季農作物作為一年的口糧，所以都以粗糧為主，小麥和白面更是稀罕之物，只有大戶人家有存糧的才有，老百姓大部分都沒有自己的土地，以租用地主的土地和給地主拉長工和打短工為生（用現在的話就是固定工和臨時工）。一年的收成本來就很少，除去給地主交過租子後所剩無幾，一年的收入都難以養家餬口。就在這樣的生活背景下，爺爺便帶著父親和叔伯們開始舉家逃荒，母親自然隨行來到了寧夏隆德縣（以前這個地方還是屬於甘肅省屬地，60年代後期劃歸寧夏）桃園鄉高家灣（現在的五龍村）落戶，開始了在這裡的生活。高家灣，顧名思義，最早住著一家姓高的人家，直到現在。灣的地形就像一個U型的山溝，開口向西，南北相對都是山坡，中間有一條小河隔開。小河源自灣底，以前河溝裡有常年流淌的河水，現在已經沒有水了。北山比較陡峭，光照充足，南山地勢稍緩，陰暗潮溼，適合莊稼生長，我們把北山稱作陽坡子，南山稱作陰坡子，把灣底部分叫做上灣。後來又來了一戶姓李的人家，他們都住在上灣裡。陽坡子住著一戶姓趙的人家，不是地主，但是自家有地，還算是可以自給自足。陰坡子也住著一戶姓趙的人家，比較富足。姓李的人家家底殷實，慢慢地置辦了好多土地，逐漸便成了後來所稱的地主。因為他們家土地多種不過來就必須招收農民工給自己種地或將土地承包出去，這種行為被後來的土改政策定性為地主，農民工被稱為長工和短工，租種土地的農民稱為佃戶。拉長工和打短工的人，還有佃戶都來自外地逃荒到此地的人們，他們沒有生活來源，只好給地主家幹活或租種地主家土地為生。爺爺和父親母親他們也就來到了高家灣這個地方，在陰坡子住了下來，給姓趙的富戶（比不上地主，但是和地主差不多，算是個小地主吧）拉起了長工養家餬口。爺爺一共生育了四個兒女，父親排行老二。大伯已經成家，生有一女，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出生，三叔還沒有成家。還有一個姑姑，從小就送人了。就這樣爺爺、大伯和父親就給姓趙的富戶拉長工，每年也能掙到一部分糧食養家餬口，日子過的雖然緊巴巴的，但是還能過的去。就這樣直到全國解放後，新中國成立了，他們才結束了給地主拉長工的生涯。人民政權沒收了地主的產業和土地，都歸人民公社所有，以前的長工、短工、佃戶都翻身當家做主了，成了人民公社社員，人人平等並享有很多政治和生活上的權利。人民政府成立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人民公社可以管轄好幾個生產大隊，一個生產大隊也就是一個自然村，按照地形和人口居住的稠密分類，又分為各個生產小隊。高家灣也成立了一個生產大隊，取名叫五龍大隊，和相鄰的八個生產大隊一起都歸桃園人民公社管轄。上灣裡和陽坡子是第一生產小隊，陰坡子叫第二生產小隊，我們習慣稱一隊裡和二隊裡。父親也有幸當了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我們簡稱支書。後來，爺爺奶奶都相繼去世，大伯也因病英年早逝，大嬸早就在生女兒的時候因難產不幸身亡了，留下一個女兒也跟我們一起生活。母親後來陸續生育了我們兄弟、姐妹6人，姐姐是老大，妹妹最小是老六。中間是我們弟兄四人。加上大伯的女兒我們一共是弟兄姐妹7人，都是母親親手帶大的。轉眼到了1966年，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四大自由理論的衝擊下，一股炮打司令部的潮流洶湧而來（我們這些小地方的人們愚昧無知斷章取義的就都拿當地的一把手開刀了，其實在全國這種現象很普遍），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就此開始。因為父親是支書，是大隊的一把手，就被定性為當權派受到了錯誤的攻擊和批判。那時候生產隊裡和農民自己家用的掃把，都是用帶葉的竹子困在一起當做掃把用，街面上也沒有賣的，只好由社員每年輪流去山裡割。父親正好這年去了山裡割掃竹。並不知道隊裡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隊裡的那些造反派們（他們的頭頭就是陽坡子趙家兩兄弟，他們便是我們的殺父仇人）已經蠢蠢欲動，只等父親回來接受他們所謂的「批判」。隊裡的政權基本上就被造反派們奪走了。父親回家後，由於在山裡遇到了豹子，在逃跑的時候不慎摔倒，腰部受傷，眼睛也被竹茬扎傷。在家臥床不起養病，紅衛兵們不由分說就把父親從炕上抓走批鬥去了。他們捏造了許多罪名，要讓父親承認他們所謂的罪名，紅衛兵大多都是青少年一類的人員，他們在極個別人員別有用心的鼓動下，捏造父親貪贓枉法、濫用職權等莫須有的罪名，他們給父親脖子上掛上厚重的木牌，上寫打倒當權派×××，要父親成90度彎腰站立，任由他們拳打腳踢，肆意辱罵。這其中包括三叔在內，他為了和父親劃清界限也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父親因傷痛不堪其辱，也接受不了三叔和一部分人的栽贓陷害和侮辱，有一天在被押送去批鬥會場時，從家裡偷偷帶了一把剃頭刀，就在批鬥現場抹脖子自殺了。父親死後，他們就將其定性為畏罪自殺，父親就這樣沉寃似海，我們也自然而然的成為了當權派的家屬，倍受歧視和虐待。父親的死，對於我們家來說無疑是五雷轟頂，是災難性的，家裡的頂梁柱轟然倒塌了，撫養我們弟兄姐妹6人的重擔就落在了孤掌難鳴的母親一個人頭上。此時大伯的女兒已經嫁人，大姐勉強15歲，小妹才半歲，就這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困境就落在了母親的身上，母親一生最悲慘的境遇就從此開始了。記得那時，人民公社化正處於鼎盛時期，所有的社員們都去生產隊裡集體幹農活，由生產隊長統一安排每天該幹什麼活兒。男人們幹點重體力的活，婦女們幹比較輕鬆一點的活。所有成年男人每天按10分工記工分，女人每天按8分工記工分。一年下來把每個人記得工分總計起來，按照工分多少參加生產隊裡的分紅和口糧的分配。得分多的就分的紅利多，分的糧食也多，家裡勞動力（簡稱勞力）少的，分到的錢和糧食就少。我們家就屬於勞力少的那部分，主要勞力就是母親一個人了，哥哥姐姐都算不上一個勞力，記的工分就不多。所以我們家分到的錢和糧食嚴重不足，而且我們家人口眾多，吃飯的多，掙工分的少，入不敷出。這是物質生活上的困難，還有我們是當權派的家屬，是被鬥爭的對象，更加沒人敢幫我們家了，在政治上還倍受迫害。母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苦苦地支撐著我們一大家子，真難想像母親的心裡是承受著怎樣的壓力和煎熬。有一次家裡實在沒有吃的了，母親就拿了個口袋（用細麻繩編制的一種專門裝糧食用的細長方形袋子，但不是麻袋）去生產隊裡借糧食，負責保管糧食的是一個和我們一個姓的人，雖然他和我們一個姓，但是和我們家沒有半點關係，他為人十分刁鑽刻薄。母親去向他借糧，隊裡那時儲備的糧食只有糜子了，（小麥是不會借給你的，而且就是借給你，你也沒有啥還）。他把垛子上的糜子用鬥裝上然後又倒進糜子垛裡，對母親說，糧食有，就是不借給你，你一個當權派的家屬餓死活該。母親以為他會借給她糜子，結果沒有借還被戲弄了一番，傷心極了，就一邊哭一邊往回走，不知道她沒有借到糧食，回家去又該拿什麼給一群孩子做飯吃。那時候我還小，不懂事，常常見母親收工回來，先身心疲憊地把鋤草的籃子往院子裡一扔，就靠在大門的內側半躺著坐下，然後就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我們就嚇得站在一旁看著母親哭，也不敢上前安慰安慰，也不知道去安慰。我們心中的母親又慈祥又威嚴，我們很愛母親也很怕母親。所以當她哭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等她傷心地哭完了就自己起來，拍拍身上的土，然後摸摸我和妹妹的頭說：「走，媽給我娃做飯吃走.」（說是做飯，其實就是水煮洋芋塊，裡面撒上少許麵粉，再放點野菜，就和現在的麵湯差不多）。儘管當時我不知道母親為什麼會常常這樣哭，後來慢慢地明白了，那肯定是在外面受了人家的欺負，又無處訴說，回到家裡就大哭一場，是在向死去的父親訴說她的艱辛，是向父親責問一個男人的責任。母親不只是艱難地養活著自己的六個孩子，而且時刻都沒有忘記為父親鳴冤，以一個柔弱的農村婦女的身份與當時高壓政治環境下的各種勢力做頑強的鬥爭，可想而知是多麼地艱難。她經常一個人找公社領導，縣裡領導去上訪，訴說父親的冤屈和自己的不幸，我們村距離縣城大概有30多裡路，那時候沒有車可以坐，全靠步行。一個裹了雙腳的小腳女人（母親是封建社會後期出生的女性，沒有把腳裹的很小，但是腳指頭除了大拇指是直的外，其他腳指頭都被裹住壓在腳掌底下），平時走路都不怎麼穩當，母親全憑自己的一雙小腳，不知從家裡到縣城走過多少個來回。要知道去縣城步行一個來回需要一整天的時間，母親就是這樣堅持不懈地堅持著自己的信念，一直堅持著，從未放棄母親也從沒有放棄對我們姐弟們的教育。雖然沒有文化，但是教會了我們不少做人的道理，她常說：「將小將小，天下走了」，意思就是說做人要低調，時刻小心謹慎，才會走遍天下。「人不記仇不為人，人不記恩不為人」，就是說做人要恩怨分明，懂得感恩。我也時常將她的教誨作為座右銘。同時母親也時刻不忘為父親鳴冤，時刻提醒我們，誰是我們的殺父仇人。熬過了寒冷的冬天，相信春天就在不遠處了。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四五年時間，轉眼就到了1970年，這年春天裡的一天，陽光明媚，在我們生產隊裡的場（場就是碾糧食和垛糧食用的比較大的場子，我們叫場）裡召開了全大隊社員參加的大會，會上縣裡的領導宣讀了有關文件：父親的冤案被平反了，陷害父親的罪魁禍首一隊裡的趙某和張某，在全大隊的社員大會上被公安局的同志用繩子五花大綁地綁走了，別提我們有多解氣了。散會了我們興高採烈地回家了，可是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在大門口又哭起來了，這次我懂了，那是母親在向父親說「你的冤屈平反了，害你的人被法辦了」黨的政策一貫是英明的，父親被平反後，政府決定安排父親的一個子女參加工作作為對父親冤假錯案的補償，但是年齡最大的姐姐已經出嫁了，大哥勉強才15歲，就去縣城當了一名機械修理廠的工人，也是拿國家工資的人了。從那以後，母親就認定了共產黨是她的恩人，是共產黨解救她出了苦海。後來她積極參加隊裡的各種活動，響應黨的一切號召。由於母親表現積極，後來就加入了共產黨，還當上了大隊的婦女主任。再後來因母親的能力出眾，又被公社任命為大隊的支部書記，成了我們大隊的一把手。雖說當了大隊的支書，在政治上是解放了，不再有人來欺負了，相反的以前欺負過我們的那些人見了我們還嬉皮笑臉地討好我們，生怕我們會找他們算舊帳。但是，母親雖是個女人，卻胸懷寬廣，沒有對他們打擊報復，相反還是根據每個人的實際能力，安排在隊裡的不同崗位工作，還把有些以前欺負我們的人還提拔為隊上的小隊長等職務，讓他們人盡其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搞好我們隊上的生產工作。母親經常起早貪黑，白天忙隊裡的事情，抓生產隊裡的春耕、夏收、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等等的事情，晚上還會帶上隊上的大大小小的頭頭來家裡開會，一開就是大半晚上。他們會討論當天發生的各種問題和處理的辦法。每天都有沒有口糧了來要供應糧的、要救濟的各種人到家裡來找母親解決這些事情。母親都會根據實際情況和國家政策一一處理，讓每個人都能心悅誠服地滿意離開。由於母親勤勤懇懇地工作，知人善用，我們大隊很快就成為了公社裡的先進大隊，母親也是先進支書，經常去公社和縣裡參加各種會議。我們大隊和全公社的人都對母親佩服的五體投地，都說母親是巾幗不讓鬚眉，都知道我們大隊有個馬支書很能幹，我們也常以母親為榮。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溫飽問題都很難解決，每年地裡產的糧食根本就不夠人們一年的口糧，大部分還要靠國家給的供應糧解決燃眉之急。我們也經常是飢腸轆轆，平時主要的心思就是找找看什麼東西能吃。就是這麼困難，作為一個大隊支書的母親，卻從沒有動用手中的權利為自己多拿隊裡一斤糧食，我們和大家一樣忍飢挨餓。（要知道那時候的大隊支書權力可大了，隊裡大大小小的事情支書都可以說了算，不管是隊裡的生產，分配、人事職位任免等等都可以做主，就是開會批鬥什麼人，甚至要法辦什麼人都可以支書說了算，只要派民兵營長帶幾個民兵去把壞分子抓起來，送到公社就完事了。所以那時候的大隊支書比現在的村支書權力大多了）那時候大家都是一樣的處境，所以也就習以為常，倒也不覺得什麼，每天倒是過得很快樂、很開心。隨著父親的冤案被平反昭雪，她的仇恨也逐漸消退了，她經常對我說，你三叔當年年幼無知，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我們就原諒他吧，畢竟我們還是一家人。她也不希望我們弟兄之間和父輩們那樣兄弟之間有什麼仇恨，要我們和睦相處。不僅如此，她還提拔三叔當上了二隊裡的會計，我們兩家的關係也逐漸好轉起來了，每當過年的時候，我們就去三叔家裡給他拜年。後來，由於母親年紀也大了，就從支書的位置上退下來了。隊裡也實行了土地承包製，我們家也承包了20多畝土地，母親就和二哥一家一起耕種自家的土地，相比和以前生產隊裡的日子，包產到戶後農民的日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再餓肚子了，即便是生活條件依然艱苦，但是能吃飽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