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士」作為漢代通行的社會稱謂，指行政體制之外的民間有才德的士人。《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顏師古注說到「處士」的定義：「『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後漢書•劉寬傳》李賢註：「處士，有道蓺而在家者。」《荀子•非十二子》以「處士」與「仕士」對 應，楊倞註：「處士，不仕者也。」根據這樣的判斷，可以將「處士」身份理解為在野的民間知識人。《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 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裡，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都是著名的「處士」參政後來成就大 功的史例。《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東方朔辯議之辭言及「處士」：「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範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所謂「塊然獨處」，或許與「處士」稱謂的由來有某種關係。而「寡偶少徒」，即社會交往有限，可能是這些人物通常的行為特徵。「處士」模仿「許由」、「接輿」隱逸榜樣，然而又自以為「策同範蠡，忠合子胥」，具備參政能力和行政資格。所謂「時雖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者，體現出其自我政治期許其實是相當高的。
討論「處士」參政以及成為「議士」的可能與行政的關係，對於全面認識漢代政治生態應當是有益的。
一
戰國時期是著名的動蕩年代。當時「處士」曾經有活躍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司馬遷《史記》中說 到的當時著名的「處士」，有《魏公子列傳》所見「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刺客列傳》荊軻的朋友「燕之處士田光先生」，《循吏列傳》所 見「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等。《田敬仲完世家》說到的活動於稷下「不治而議論」的「文學遊說之士」中法家思想領袖慎到，張守節《正義》指出：「趙人，戰 國時處士。」《孟子荀卿列傳》說到「齊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張守節《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當時的文化形勢，如《史記•李斯列 傳》所說，正是「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跡所謂「藏於」民間，也說明當時的政治家搜求「處士」之不遺餘力。《荀子•非十二子》：「古 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雲能者也，無知而雲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 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荀子具有批判傾向的話語，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處士」的活躍。
戰國時期「處士橫議」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競爭，中國文化於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時代風格。然而實現大一統的執政者以為這樣的思想文化形勢 是不利於安定局面的形成的。《漢書•異姓諸侯王表》說：「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 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關於秦「患周之敗」,顏師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橫議而敗也。」秦王朝的決策集團認為周王朝覆亡 的首要原因是「處士橫議」，於是推行「箝語燒書」的文化政策。《後漢書•申屠蟠傳》中也可以看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的歷史分析。秦王朝的思想壓抑和輿論控制歷來受到嚴厲指責，然而後來也有人基於政治體制變化的考慮予以理解。明代學者李贄在評論李斯建議「史官 非《秦記》皆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書時，批註一「毒」字，然而又寫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國橫議之後，勢 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然而漢代士人的「焚書坑儒」批判，體現了對於秦文化政策的反思。當時的主流文化觀念，對於文化專制主義持否定態度。如賈誼《過秦論》指出，秦 「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終於敗亡，「豈不哀 哉！」
二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 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這是漢文帝時代的故事，一位治黃老之學的「處士」王生曾經被「召居廷中」，他對廷尉張釋之說： 我的襪帶鬆開了，你幫我系上！張釋之跪下為他繫緊襪帶。王生對自己行為的解釋是「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我這樣做，「欲以重之」。這位王生見諸史冊已是老 人，後來並沒有顯著政績和精彩政論傳世，只是以這樣一個在「廷中」「聊辱廷尉，使跪結襪」的表演節目保留在歷史記憶中。而這一事實本身，已經反映了朝廷「 名臣」「諸公」對「處士」的尊重。
漢代社會中「處士」身份的個人前景因仕路開闊透見出光明。特別是在西漢王朝走向強盛的時代，執政當局比較注重從民間發掘人才，動員他們參與行政。尤其 是漢武帝時代，天子志在有為，一時「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於是「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篇末的贊語 寫道，「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 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 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不僅「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在整個中國古代人才史上，漢武帝時代都可以稱作光輝的一頁。漢武帝不僅因個 人的眼光、個人的情趣和個人的魅力使得「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元光元年（前134）確立的察舉制度，還實現了人才選拔體制的革新。
漢文帝時，已經有「賢良」、「孝廉」之選，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從下級屬吏、民間地主和部分自耕農人中選拔從政人員。名臣晁錯就是曾經以「賢良文 學」之選，又經帝王親自策試，得以升遷為中大夫的。不過，當時既沒有規定選舉的確定期限，也沒有規定各地方選舉的人數。也就是說，這種選舉形式尚沒有成為 完備的制度。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六年之後，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正是在漢武帝時代，察舉製得以基本成為正統的政制。這一歷史進步的意義十分重大。有的學者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