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出路》中的三個主人公：青年講師王振祥、高考畢業生王盼、四處找工作的萬超。製作組供圖
長江商報消息 上周六，在湖北劇院「星宇放映」的首場活動中，放映了90分鐘版的《出路》。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觀眾通過網絡視頻看到了59分鐘的BBC版本。在90分鐘的導演剪輯版中，主線進行了調整，萬超和王盼的素材增加。而在此前的版本中，國外製片人更看重老師王振祥的講述，他們認為這代表了體制內的聲音。
現場觀影完畢後，不少觀眾起身與陳為軍導演和程春霖副導演對話，他們有中學生、大學生，也有從中國教育中實際獲益的70年代生人。
有人說：我認為中國社會目前仍然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改變命運，為什麼不拍一些正面積極的東西呢？陳為軍回答，我們這是紀錄片，不用講究高大全。
《出路》的拍攝一開始並非主題清晰，也不是基於STEPS「為什麼貧窮？」計劃的命題作文。2010年，程春霖因工作關係認識了王振祥的女朋友，得知王振祥要下鄉去招生之後，覺得這是個好的拍攝對象，陳為軍說好，去拍吧。在鎮上的宣講會上，程春霖遇到了王盼和她的媽媽，這樣又加入了高考畢業生王盼的分支。拍完這一部分後，來年剛過了春節，程春霖就去人才市場蹲點，守了大概10天左右，找到了正在四處投簡歷的萬超。這樣，三條線索齊了，教育這根繩子上每一環都扣上了。後來因為STEPS的紀錄片計劃，《出路》剪出了59分鐘的國際版，截至2012年底，已在全球180個國家播出，收視人群超5億人。
本報銳讀周刊曾在3月1日刊登了陳為軍導演的專訪，本周的「武漢獨立影像訪談錄」系列，記者當面採訪到了《出路》副導演程春霖，跟他一起談談《出路》背後的故事，以及紀錄片對他的意義。
■《出路》簡介
《出路》（Education,Education）拍攝了三條線索：一位高考成績不佳的農村女孩王盼正面臨擇校和募集學費的困難，一位剛從三本大學畢業的男生萬超在找工作中不斷碰壁，一位民辦自考學院的青年教師王振祥來往於湖北各縣鎮宣講招生，他對所謂的教育產業嗤之以鼻。
這部紀錄片由陳為軍導演，程春霖擔任副導演，59分鐘版為國際剪輯版，與另外七部紀錄長片和80部紀錄短片共同收入了STEPS的紀錄片拍攝計劃「為什麼貧窮」（Why Poverty）。90分鐘版為導演剪輯版。
■專訪■
關於《出路》
「我們拍的是最弱勢的人群」
銳讀：在之前的採訪中你提到與製片人、剪輯師對於影片素材的取捨上有些意見不合，可以具體說說嗎？
程春霖：也不能說意見不合，他們作為西方背景人士，有些太中國化的東西確實很難理解。比如萬超在公司培訓時，每個新人都要上去講自己的私事這一段，他們會認為在工作場合不可能讓員工講這麼隱私的事情，西方觀眾看到這裡可能會停下來想一下「這是真的嗎？」這會打斷觀影體驗，因此他們堅持不把這一段加入影片。但是在90分鐘的版本裡，我們把這一段加上了，因為這展示了找工作之痛苦，並非萬超個人的經歷，而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
銳讀：國內外的觀眾在觀影后都提了些什麼問題？
程春霖：國內的觀眾看完之後通常會講述很多自己的經歷，他們會說片子拍得很真實，自己產生了哪些共鳴。而在國外，大部分觀眾都會提很直接、很具體的問題，是一種較理性的思維。
銳讀：這部片子最初的名字是《中國夢》，這裡面有反諷的意味嗎？
程春霖：沒有反諷，我們覺得「中國夢」對這部片子來說非常切題、合適。但最終的命名經過了反覆討論，製片方不想要太抽象的名字，他們喜歡簡單、直接、有力的。所以最後中文名字確定為《出路》，英文是Education,Education.
銳讀：《出路》上周在湖北劇院放映後，有很多觀眾提到自己的經歷，並且認為教育可能是目前在中國唯一能改變命運的方式等等，他們甚至建議你們把這一面拍到紀錄片中。
程春霖：對，所以當時我特別補充了幾句：教育確實可以改變命運，但是在大學擴招之後，這成了極少數人的幸運，大部分人都像萬超、王盼這樣。我們拍最弱勢的人群，因為要看一個社會制度到底怎麼樣，就要看它是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的。
銳讀：那你認為在現有的環境下，讀書和教育真的能改變命運嗎？
程春霖：我個人是相對悲觀的。
銳讀：為什麼這樣說？
程春霖：見到的事情越多，無力感就越深。
當時放映會結束後，有兩個高中女生來問陳導和我，將來的路應該怎樣走，我們都覺得很難講，因為我們並不比他們知道得更多。我們只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用一個清晰的故事讓大家去思考，然後通過思考能最終去推動、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就是最好的了。
關於紀錄片
拍紀錄片並不是崇高事業
銳讀：你畢業於武大電子信息學院，為什麼選擇以拍紀錄片為職？
程春霖：我從小就喜歡電影，大學時旁聽了電影的課程，還去考了電影學院的研究生，可惜沒考上。
紀錄片的門檻比較好進，一個想法+一臺攝像機就能去做，但其實要真正做好又很難，這給人挑戰。其實不需要什麼勇氣，這是我想做的，也是我會做的，所以以此為職業很自然。
銳讀：拍紀錄片可以維持生活嗎？
程春霖：紀錄片是依靠大眾傳播的，非常平實的東西，它並不是什麼崇高事業。因此只要找到路子，維持生活不成問題，如果感到有困難，可能是沒找到路子和資源，或者是太清高了。
銳讀：你一直跟著陳為軍導演拍片子，會不會擔心受他的影響太多而失去自己的風格？
程春霖：BBC曾說陳導演是亞洲最優秀的紀錄片導演，他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紀錄片大師，所以我不擔心受到他的影響太多，這是好的影響，要是像他才好呢，而且真想學成他那樣可不容易啊。
銳讀：從陳導演那得到最大的收穫什麼？
程春霖：從陳導演那裡學到的東西特別多，主要是兩點：1、用細節講故事；2、講簡單的故事。
陳導演拍片子不會有站在高處講話的姿態，他和拍攝對象、觀眾都很平等，所以觀眾看他的片子會覺得很好親近。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
銳讀：以後自己想拍什麼？
程春霖：一直想拍關於佛教的紀錄片。我認識一些出家的同齡人，自己也曾去寺廟裡待過。其實宗教距離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很遠，很多東西都是想像出來的，但實際情況和我們想像的一部分一樣，一部分完全不同。這些年輕的出家人的日常生活，我覺得拍出來會很有意思。
銳讀：在你眼裡，一部好的紀錄片有怎樣的標準？
程春霖：好故事，好講述，好製作。這是聖丹斯電影節某次座談中一位電影人的話，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紀錄片一定要會講故事，要找到合適的人、合適的方式、合適的元素，將之組合成一部能讓所有人看懂的片子。用最簡單的故事講最基本的東西，讓最多的人看懂。本報記者 劉雯 採寫
程春霖，湖北黃岡人，2009年畢業於武漢大學電子信息學院，《出路》副導演。
責編：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