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審現場，公訴人宣讀了死者吳敏生前寫的陳述書。吳敏在陳述書中表示，病情進入晚期後，「實在是痛苦得不得了，才想找個人開車把自己撞死。」吳敏此前有過自殺，是在2017年5月份，「在家喝了農藥，後來救好了。」吳敏和徐紅偉是朋友，兩人相識10多年。吳敏覺得他心腸好、老實，就想讓他幫這個忙。
一開始徐紅偉並沒有答應，他在庭審現場稱，之後吳敏「一天打一個電話」，求他幫忙，其丈夫王斌也表示，絕對不會追究他任何責任。2017年6月15日，吳敏再次給他打電話時，他才答應。
肇事車輛的行車記錄儀顯示，當晚9時許，徐紅偉駕車到達事發路段時，吳敏行動緩慢地走在路上。徐紅偉開車撞了上去，隨後下車打了個電話，接著回到了車上，將車輛向後倒退約20米，再次從吳敏的身體上碾軋過去。
兩名被告人在庭審現場。公訴人指出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兩人刑事責任，但可從輕處罰。圖/句容市人民法院經句容市公安局法醫鑑定，吳敏系宮頸癌術後轉移至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車輛撞擊所致損傷對其死亡進程稍有影響；其被車輛撞擊所致的損傷程度為輕傷二級。（新京報《江蘇一女子患癌求朋友開車撞死自己》2018.04.07）
案件過程驚心動魄，新聞當事人命運讓人感慨。這起慘烈的以車禍偽裝的幫助自殺案件，讓人想起國內安樂死第一案。
1986年，陝西漢中市醫生蒲連升應家屬跪求，給一名叫夏素文的「肝硬變腹水」患者給出了100毫克複方冬眠靈處方，處方上註明「家屬要求安樂死」。事後，醫生蒲連升和患者兒子王明成均被逮捕。這就是中國安樂死第一案。
醫生蒲連升1991年4月6日，漢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蒲連升在王明成的再三要求下，同其他醫生先後向重危病人夏素文注射促進死亡的藥物，對夏的死亡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其行為已屬剝奪公民生命權利的故意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
2003年，為母親求得安樂死的兒子王明成罹患胃癌，他要求安樂死未果，在病痛折磨中去世。
2001年，蒲連升主動接受央視採訪說，「現在別說他們跪下，就是拿10萬，100萬，我也不可能給他做的。我要奉勸和我一樣的大夫，在國家沒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幹這種事情，免得重蹈覆轍。」
法律意義上的「安樂死」，是指病人為了結束病痛折磨，在醫生協助下用致命劑量的藥物實施的無痛苦致死術，因為是積極致死行為，所以醫生的行為符合刑法上關於故意殺人的定義。
其實求死和幫助自殺現象有著古老的歷史。
電影《楢山節考》劇照今村昌平的電影名作《楢山節考》來源是日本民間傳說改編的小說，講述了這樣的故事：日本信州深山的一個小村子裡，由於貧困，依據數百年來沿襲下的傳統，活到70歲的老人要被長子背到楢山上丟棄，被叫作參拜楢山神。片中刻畫了老太婆面對大限的坦然，甚至是「積極」。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延續子孫的生路。
幫助老人「自殺」的棄老現象在世界各大洲的民間傳說中廣泛存在。在國內，有學者認為湖北的「寄死窯」、山東的「模子墳」，還有山西的「生藏」，就是棄老習俗的遺蹟。湖北一些石窟的門栓在外，是判斷的證據之一。
「寄死窯」是一種坦然死亡、自我死亡的場所，所以，人們又叫它為「自死窯」、「待死窯」當食物短缺成為日常，為了生存下去，殘忍的棄老現象就會在一些生存環境極度艱苦險惡的區域和族群中產生。
而相對應的，在各地傳說故事中，又不約而同存在一類民間故事，那就是隱藏老人智救王國的故事，這類故事敘述的都是人們由棄老轉變為敬老過程，轉變都是源於外因的衝擊。（《難以相信中國發現大量棄老遺蹟》《中國國家地理》2009年第9期黃紹堅）
從繁衍的角度看，這一現象體現了人性中自我犧牲的悲壯，但也難以否認，棄老賤老也是人自私的體現。江蘇句容的案件中，同樣能讓人品味到這些複雜的滋味。
今天現代人求安樂死的原因，集中在終結疼痛，保持尊嚴。現實中有法律障礙，有人在電影裡實現了夙願，它體現了創作者自己的人生觀。
《非誠勿擾2》劇照電影《非誠勿擾2》中，成功的商人李香山意外得了絕症，在親身出席了朋友秦奮為自己操辦的精彩葬禮，並處理好一切後事後，選擇了投水自盡。但葛優飾演秦奮一角將李香山帶到海南乘船出海，並轉身迴避的舉動，其實已經涉嫌幫助自殺，構成間接故意殺人。
安樂死可能讓醫患雙方都上癮目前已立法容許安樂死的地方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州等地。
眾所周知，荷蘭是最早開了安樂死立法先河的國家。現在情況怎樣呢？
2002年，荷蘭成為全球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一年後，1815人在該國尋求安樂死；到2013年，數字升至4829，達到全國死亡人數的3%。2017年荷蘭合法死於安樂死的數字是6585人，增幅超過8％。
看起來幫助自殺這件事上，醫患雙方都會成癮。
更具爭議的是，媒體報導，2013年，荷蘭共有42人因「嚴重精神問題」安樂死，而2012年和2011年分別只有14人和13人。
2016年，荷蘭一名20多歲的年輕姑娘，因為走不出童年遭受性虐待的可怕陰影，飽受身體和精神疾病困擾，最終她選擇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殘疾人權組織「遙遠聲音」成員尼基·肯沃德說：「精神疾病專家竟然會把安樂死作為一個性虐受害者的最終選項，這太恐怖了。」（《身心備受折磨荷蘭性侵受害女孩接受安樂死》中國日報網站2015.05.13）
至少人們現在看到了兩點現實問題，一是安樂死數量和佔比在迅速提高，這意味著安樂死的審定過程變得容易。二是一些精神問題的安樂死案例出現和增加。據此批評者認為荷蘭安樂死現象已經「失控」。
其實，說來說去安樂死都繞不開最基本的批評：安樂死的實質是幫助自殺，安樂死無法迴避道德風險。所謂病人的真實意志並不容易判斷。
人到底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權力制訂和掌控安樂死程序，這些根本爭議是安樂死無法普遍落地的根本原因。
被稱為死亡醫生的安樂死推動者傑克·科沃基恩在美國被判刑在評價一名重病早產兒是否應該安樂死問題時，英國醫學專家約翰·懷厄特指出：「人為死亡不在醫學範疇。」他說：「大多數醫生和健康專家們認為，一旦在臨床實踐中引入人為死亡，醫學的本旨就被改變了。它將變成主觀判定誰的生命更有價值。」醫學就變成了一種社會工程學，縮短那些「沒有價值的生命」。（《英國熱議對重病嬰兒實施安樂死》新華網2006.12.09）
好的鎮痛藥未必會讓患者成癮，更何況是用於臨終關懷，更不該糾結這個問題關於涉及病人尊嚴的鎮痛問題，當前醫患雙方對用藥的概念恐怕都需要更新。中國科學院院士韓濟生曾說，「中國癌症患者不怕死但怕痛，這是因為給他們止痛的嗎啡用量不夠，這完全是醫患對嗎啡鎮痛存在認識誤區所造成的。」
據2015年2月《瞭望東方周刊》的報導，目前中國每年的嗎啡用量約為253千克，人均消耗量為0.203毫克，在123個向聯合國國際麻醉品管制局報送嗎啡醫療消耗量的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07位。
上海市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腫瘤科副主任張俊說，「患者家屬確實有誤區，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嗎啡給癌痛病人所帶來的獲益大於它的副作用，這不應該成為接受癌痛治療的障礙。」「大量臨床實踐證實，癌症患者因長期使用嗎啡止痛而成癮者，極為罕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沒有中長性的止痛藥物，癌症病人有的會打杜冷丁。杜冷丁的使用可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症狀，導致煩躁、焦慮及癲癇發作，而杜冷丁的鎮痛作用僅為嗎啡的1/10-1/8。一針杜冷丁，只能緩解兩個小時的疼痛，且當時控制極其嚴格，每個醫生手上只有一點點。
世界衛生組織有鎮痛用藥三階梯原則，即不同階梯用不同的藥。如果第一階梯拿不下，就上第二階梯，第二階梯拿不下，就上第三階梯。但現在提倡迅速控制疼痛。尤其針對沒有希望治癒的癌痛患者，應該儘量想辦法減少其痛苦。
除了疼痛，病人的另一大折磨是家庭經濟負擔。但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不論多難，安樂死都不應該成為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