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國內主流聲音包括央行都在討論流動性陷阱的問題，但實際上是一個不確定性的問題，中金機構研報是較早認為目前並非流動性陷阱而是不確定性的問題，打臉君懷疑中金是參照了希勒這篇文章（當然也可能是中金原創）。希勒的核心觀點是目前全球都進入了一個猶豫時刻，在此時刻人們不輕易做出決策，進而會影響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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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耶魯大學經濟系著名教授之一，現就職於耶魯大學Cowles經濟學研究基地，斯坦利·裡索(Stanley B. Resor)經濟學教授。2013年因"資產價格實證分析方面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理由:在資產定價實證分析領域有重要貢獻。
經濟低迷往往也被描述為「猶豫時刻」。在這個階段，消費者對於是買個新房子房還是買新車猶疑不定，他們會覺得老房子也不錯還可以住一段較長時間，汽車也一樣。公司決策者會對是否擴張人力、買一個新的辦公大樓或者新建一個工廠猶疑不定，這些老闆會一直猶豫到經濟出現明確的信號以確保新想法新決策風險最小。從這個角度看，我們該擔心今天「猶豫時刻」的哪些影響呢？
猶豫有點像拖延症。拖延症的表現是一個人對一件事情拿不準而且覺得有必要要把這件事弄清楚，但同時又有別的想法導致原地踏步拿不定主意。但是你要問人們為什麼拖延，你可能不會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
那麼這些猶豫的行為是如何變得如此廣泛以至於導致經濟衰退呢？事實上，行動延遲進而導致經濟放緩的原因是非常難以辨別的。
有人認為這種反饋首先始於那些猶豫不決的人。收入效應和從眾心理會放大一個人的不果斷，但是在開始一定有一個最根本的因素導致整個回饋循環，讓人猶豫不決的。
對經濟喪失「信心」是因素之一。證據來源一組公開的信心指數，該指數始自1950年代，數據來源於問卷調查結果，主要是詢問消費者和商人關於商業活動的看法，以及對未來收入和就業的預期。
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是猶豫產生的另外一個因素。如果商人不知道法規、稅收，甚至更糟比如國有化，那麼他們就會猶豫不定。這種思想早就存在了，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就有了，但是卻不好衡量，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經濟學家Scott R. Baker, Nicholas Bloom, and Steven J. Davis 在2015年的一份報告中通過使用數字新聞信息為十幾個國家構建了一個經濟政策不穩定（EPU）指數。該指數(包括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俄羅斯、韓國、西班牙、英國和美國)是由計算這些國家每個月報紙上文章中含有「經濟」(E),政策」(P)和「不確定性」(U)的數量得出的。
該指數是這樣計算出來的，即每個月含有這三個字的文章除以每個月的總文章數量，統計時候每個國家都根據這三個詞的本義相應翻譯成本國文字進行統計。這個指數跨越幾十年，在美國和英國這個指數可以追溯到1900年。其中美國UPU指數同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VIX）波動相關。
經濟學家發現EPU指數在12個國家裡成為經濟緊縮的先兆，而美國和英國在經歷大蕭條的時候便錄得很高的EPU指數。這些調查者面臨著一個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就是衰退引發了不確定性還是不確定性引發了蕭條呢？考慮到人們之間非常強的互動性，兩個方面可是相關影響的，並形成一個反饋環。
一個更深更有趣的問題是什麼引發了不確定性？要找出答案，需要了解可能會影響大眾對於經濟的想法，或讓他們避免思考經濟的想法。
美國大蕭條時期，人們想知道EPU指數的高數值是否同1920年代生產過剩以及和對共產主義恐懼和對新政的擔憂有關。人們也想知道，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由於人們擔心法西斯以及即將來臨的戰爭，從而加劇了蕭條。Johannes Steele1934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預言了即將發生的二戰，在書中作者揭示了對於戰爭的恐懼加劇了人們決策的猶豫。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一想到再來一次戰爭就如同噩夢一樣。
當然，大蕭條的長時間持續是否受到了這些思想的影響很難被證實。那麼我們如何才能知道是哪種故事會影響人們的思想呢？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相當肯定有些故事真的影響經濟的不確定性。
心理學家指出人們會用「情感啟發法」 （affect heuristic）來做決策，或者傾向將情緒加到記憶裡，這些情緒會影響到人們的決策，甚至這些決策和情感本身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情感錯配會導致執行功能障礙,行動失敗,和猶豫不定。
類似的故事現在一直在上演著，比如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傾向和擔心移民對傳統價值觀帶來挑戰等——都加劇了更大了猶豫。6月份的英國退歐作為一個政治不穩定信號讓世界也感受到了一個巨大的警告。恐怖事件不斷的發生也對類似發展增加了情緒化。
這些對經濟的擔憂能導致全球經濟的衰退嗎？任何答案在這個時候都將不是最準確的。考慮到後果的重要性，我們不應該停止思考這些擔憂是如何影響經濟決策的。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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